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请政府彻查案”。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3.勾结地主豪绅开设典当，进行高利贷剥削。
陈果夫当上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在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于是，陈果夫积极筹备开展典当业务，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典当座谈会，陈果夫在会上大肆宣传典当的好处，说：“典当之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獗。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故经营典当，多认为正当事业。”当有人提出典当有高利剥削之嫌时，陈果夫为其辩解说：“目前典当发生剥削现象，因为其资金来源不济其营业。”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都附和他，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作用，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座谈会最后作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已设农仓或简易农仓之地，可由仓方兼办典当一生风雨终相伴。图为：陈立夫与其夫人孙禄卿。业务，各地典当可申请农行约为‘特约典当’，农行贷给款项，并派员督导。”“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数，于中、农行透支办理。各地典当资金存在农民银行。”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获取高额利润。
4.操纵进出口业务。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民银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资产而无负债。陈果夫主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农产品，便被指定为经营外汇业务银行之一，于是，农民银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例如蚕丝、烟叶、猪鬃、食盐等传统的出口物资一概经营。获取外汇，为了业务发展，农行除在上海外，“并在国内出口贸易重要据点各行处（包括香港在内），开办外汇业务”。先后有广东、香港、汕头、厦门、福建、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开办此项业务。
除抓出口换汇外，对进口物资陈果夫也毫不放松，陈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发财的。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要拨给中国一些物资，这批物资一直为宋子文专管。陈果夫看到这里边大有甜头，也想插上一手，想设法搞到一部分物资分配权，但宋子文到手的财富岂肯让陈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让。陈果夫通过CC特务搞到宋子文假公济私的一些材料，对宋子文进行威胁，宋子文还不让步，陈果夫便逐步抛材料，造舆论，大有全部抖出之势，宋子文无奈，只得让出一部分物资分配权给农民银行，将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一批化肥交农民银行分配，化肥总数为88771吨，这一大笔物资的分配，使农行从中获利不少。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农民银行迅速崛起，财产迅速膨胀，大有与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争鼎之势。对此局面，蒋介石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他以陈果夫制约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陈果夫真的与宋孔过不去，因为宋、孔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他不想让陈果夫的权、财太大，因此，他对农民银行抓得一直很紧，在农民银行董事长之上还设了一个所谓的理事长，这一职位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农民银行的人事权一直操纵在蒋介石手中，农行前后五位总经理，除了顾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荐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农行的董事、监事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都由蒋介石亲自圈定，所以陈果夫不无悲伤地说：“一切重要问题又都直接请示本行创办人蒋主席的意志办理”。当然，陈果夫是不甘寂寞的，他一方面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另一方面又采取一切办法，尽量把农民银行办成具有陈家特色的专业银行。党营事业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入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党营事业”。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可以列入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将取消，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便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党营企业”标榜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既乏章制，也无规则，因此，“接收”无异等于“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了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高级要员的身分，也参加了这场抢掠财富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党营事业”。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虽然党内各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大接收了。
陈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敌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该银行的敌伪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过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的低价。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便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买工厂，还多余160亿元。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原来都有大量成品堆在仓库，来不及处理，陈果夫待这批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这样，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家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以说是千古没有的奇事。
陈果夫对这一经济壮举十分得意，他急于要看看这些不花钱而得来的工厂。1947年8月23日，他不顾多病的身体，从南京飞抵青岛，一连用了好几天视察齐鲁公司管辖的橡胶厂、啤酒厂、面粉厂、烤烟厂等大型企业，并对生产各个环节仔细询问，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现状，鼓励他们大力发展。
除齐鲁公司外，陈果夫还在天津组织了恒大企业公司，接收了原日伪经营的东亚面粉厂、东亚烟厂、中华火柴厂、协和印刷厂等多家大型企业。另外，在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陈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伪企业，然后变成他们的“党营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7年，二陈兄弟接收的日伪大中型企业达80多家，这样，一大笔日伪财产落人二陈之手，奠定了“党营事业”的基础。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记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于1947年底，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单位涉及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缆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等，这些公司后来都逐渐变成二陈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将原来由国民党党务系统所控制的新闻、文化、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统统改为企业性质，从原来由国库支付开支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由此而建立了“党营”文化事业的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又踏故土的陈立夫，除了对故乡的念念不忘之外，对国民党官员更多的是岁月的感慨。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1947年，陈果夫还在无锡发起组织了中国塑像公司，自己亲自担任董事长，他设想将中国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并附上名人传记，一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将又可以大赚一笔钱，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一发财梦也就归于破灭。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