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营的送礼更为庸俗，不是为“情”，也不是为“礼”，完全是为了“权”和“钱”。实际上是送礼为名，去结交、奉承权贵，拉拢关系，达到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好处。这种送礼，有时可鄙，有时可笑，有时可怜。明代的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送礼钻营者的丑态：站在马棚里，臭气熏天也得忍住；大官傲慢地接见他，“则惊走匍匐阶下”，拜了又拜，献上金银礼物；大官假装不收，他又再三请求，大官叫手下人收下后，“则又再拜，故迟不起”。起来后又作了五六个揖才出来。真是寡廉鲜耻至极。《官场现形记》中有个官员为了送礼，已是倾家荡产，最后还把妻子仅剩的一条裙子拿去当了，换钱买礼物，害得妻子没法出门，让人可笑又可悯。
同送礼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名帖”。《红楼梦》写贾敬过生日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贴送寿礼来”。说明当时送礼要持名帖。名帖相当于现在的名片，但不大用白色的，一般是红色居多。如果在守孝期间，就用“蓝色白字”，平时“红纸黑字”。清人杨懋建《京尘杂录》中记载：“京城拜客，用三寸红纸，拓木刻姓名。”就是用木刻印章盖在红纸上。让仆人拿名帖去请，就如同自己亲身去请一样。对方收下帖子，就是接受了邀请。退回帖子，也表示接受邀请，只是当不起你亲自去请。
古代许多官员所谓拜客自己都并不亲到，而让仆人代为投帖，这就是“帖到人不到”。清人翟灏《通俗编》说：“京中士大夫贺正……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帖……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当时有人做了一首小令道：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而且仆人也只投帖，见不到对方。只是在门房登记个名字就走了。所以清人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可见当时应酬拜客相当多，根本应付不了，又怕忽略冷落了某位，得罪不起，于是帖子就盛行起来。
名帖在古代官场还有一妙用。明代严嵩是个大奸臣，权势遮天。追捧他的官员只要得到他的名帖，到各衙门办事无不顺利，简直像令牌似的。因为送名帖如本人亲临，各官畏惧权势，无不照办。后来的达官显贵纷纷效仿这一省时省力的方法，动不动就拿帖子办事。
清代官场中流行送荷包的风俗。荷包是一种用缎子缝制的小口袋，有软有硬，软的不用衬，硬的里面有衬垫。袋口有丝绳，可以抽紧、拉松，表面绣花。在荷包口两边，有两根小飘带，底部有繸子。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鸡心形……做工极为考究精美，刺绣工艺水平很高。荷包最早是行军时“储食物”的，也就是军用干粮袋。早在满人进关之前，就在八旗军队中流行起来了。清代皇室一直十分重视这个传统，不但旗人重视，而且流风所及，直到汉人官吏乃至民间，无一不珍视荷包。
清代宫廷年终时要赏给王公大臣荷包。不少皇族王爷得了皇帝赏赐的荷包，常常再分送一些给至亲好友，以共沾“圣恩”，也足以夸耀自己的“圣眷宠遇”。这种风尚在当时王公大臣中极为普遍，是一种礼仪。于是上行下效，一般官员也纷纷模仿宫廷，互赠荷包，聊表心意。
荷包只是个不值钱的小玩艺，但用途极广。清代官员无论大小，都要带荷包，但装的东西不一样。最常见的是放金银锞子及钱币。送荷包时是不能送空的，里面总要放一个“锞子”。所谓“锞子”，就是把金银浇铸成各种花式样子，如梅花、海棠、如意等形状，再刻上“状元及第”或“岁时吉祥”小字，图个吉利。还有放香料的荷包，又叫“香袋儿”。里面装着散香、香饼儿之类，要用时取出放在香炉或手炉内点燃，一来闻味，二来借一点热气烘手。送香袋一般是至亲好友，关系非常近的，为的是情谊。另外还有装槟榔、装叶子烟的，不过不能用来送人，是自身佩带享用的。
因为荷包不值钱，送的收的讲究的只是一份心意，纯属感情的交流。但有些达官贵族却想方设法地从荷包里捞钱，使荷包也沾上了些铜臭气。《红楼梦》中“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贾府有钱，但官和权都不大。在那些王爷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过年时送来荷包、对联，是清代宫廷仪式。王府身分，似乎十分隆重，但所值有限。送礼人带王爷口谕，“借”一千两银子过年，贾珍只得乖乖地拿出来。这种借送荷包之礼“打秋风”者，比债主更可怕。
古代官场上还有“凑份子”的习俗。类似于送礼，但又与送礼不同。普通官吏，平日家用开支，已感十分拮据。遇有喜庆事，就更感到办不起。于是一家办事，大家凑钱，不送礼物，而送钱。这样各人出“一份”，帮一家办喜庆大事，就叫“凑份子”。
后来官场中遇到喜庆、吊丧、团拜、公宴、旧僚聚会等事，都要每人出一点钱凑成一笔款子送上去，以表心意。清代礼部衙门曾规定：“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己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当时有首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为庆吊和助人而凑份子，或多或少，反映出情谊的厚薄。清朝咸丰年间内阁学士袁希祖暴死。打开他的箱子，仅有八两银子，不够棺材钱。众官莫不悲戚，大家凑份子为其敛葬。
凑份子是官吏们为共相娱乐、互道拜贺或者做好事，大家心甘情愿出钱。每人出一份积少成多。毕竟同事一场，助人为乐，且所费不多，承受得起。但有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借办喜事为名，娶亲、祝寿、生子、过年都要下属凑份子送礼。奉承他的人，各处拉人凑钱。有些人碍于情面，不好不送。有些人畏惧权势，不敢不送。明代后期的周宾着写的《识小编》记载官吏借办宴席之名收取“份子”，“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嬴若干，以为主人之得”。办喜事的人，趁机大赚一笔，实际成了变相的敲诈勒索，完全失去了凑份子助人的本意。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里十分盛行“连宗”。《红楼梦》第六回中介绍一个小小人家时道：
“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过一个小小京官，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余者也皆不知。”
这里说到的“连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人认作“本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家是金陵籍贯，而这家姓王的，乃京师本地人，相隔两三千里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扯上瓜葛之亲呢？正应了一句俗语：“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便可以拉上关系，认作“侄儿”，成为“同宗”，即同一个“祖宗”，同一个“宗族”了。
为什么要连宗呢？原文中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因贪王家的势利。”没有势力的趋炎附势，还容易理解，那是希望富贵，希望得到庇护。那些有势力的为什么要接纳呢？那是为了壮大门庭，多一门本家，势力就更大。说穿了，“连宗”的实质就是封建社会官场上一种因权势而互相联络、利用的手段。
因而贾雨村一到京师，马上拿了“宗侄”的名帖去拜贾政，贾政就成了他的“宗叔”，宝玉就成了他的“族弟”了。自然，贾雨村在仕途上也就通达了，就是有了贾家这座靠山。
同姓不同家谱的可以“连宗”。那不同姓的又怎么办呢，那就要“义结金兰”。俗称“拜结义兄弟”，“拜把子”。官场中习惯趋炎附势，互相拉拢关系，便时兴异姓好友，不管山南海北，认作“兄弟”。俗称“干兄弟”、兄弟”、盟兄弟”、血兄弟”等。还要举行一种仪式，焚香磕头，故清代把这种仪式叫着“拜把子”，又称为“换帖”。因为在结拜的时候，要互相交换一份书面文契即“盟帖”，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数折，封面写《金兰谱》或《兰谱》。内写结拜人某某等二人、或更多，因交情日笃，情谊深厚，愿意结拜为异姓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唯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写明姓名、籍贯、年龄、生庚八字（即出生之年、月、日、时、干支），以及三代父、祖、曾祖的姓名和出身、官职等，结拜的年、月、日，结拜人签名盖章或按指纹。在祭祀完各人的祖先后，互相交换此帖，然后便以兄弟相称。
“结拜兄弟”的习俗自古就很盛。从市井的百姓到官吏间，都时兴这一套，“义结金兰”出典就很古远。《易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就足见此风的久远了。《太平御览》卷四零七引《吴录》云：“张温英才瓌玮，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焉。”《竹林七贤传》曰：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涛语妻曰：‘吾当年可交者，唯此二人耳’。”唐代冯贽《云仙杂记》云：“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簿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诸葛亮等拜把兄弟都是正式典籍所载，足见古代士大夫结拜兄弟之一般。到了明代，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渲染更扬其波，施耐庵《水浒传》中宋江好汉结义为异姓兄弟，“替天行道”又助其澜。社会上“结拜兄弟”的风气更盛了。到了清代，更成了官场上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正如《歧路灯》所说：“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利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取，若是正经朋友，早已就不换帖了。”清末，湖北巡扶胡林翼驻师江南，官文以将军代理总督，驻江北，两府将吏颇为不和，胡林翼很害怕官文，为了切身利益，于是与官文结为把兄弟。又如袁世凯为了巴结大太监李莲英，也与之结为把兄弟，
这些把兄弟都是以势相结，常常相互利用。清代官场上流行的“缴帖”规矩就说明把兄弟绝非“盟帖”上所写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所谓“缴帖”，就是说结拜兄弟日后如若在同一地方为官，又成了上司和僚属的关系，那么作僚属的一方就必须将当初换帖时所藏的成为上司一方的盟帖缴还上司。缴帖后，二人不再称兄道弟，只能行官礼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描写了清代官场这种“缴帖”的庸俗丑恶的风气，揭露了拜把子在官场中的虚伪本质。
清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语云：“夤缘大老之门者，讳为拜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夤缘”，即攀附权要，以求仕途通达；大老”，即所攀附的权势人物。意即投拜有名望有权势者为老师，自称门生。
拜门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陋习，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真正意义上的老师，而只是建立一种师生的名义，门生并不计较被拜为老师的辈份、年龄、人品、学识，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时有一定的程序，先请与权势者亲近，或受宠者引荐，然后向所拜者呈上“门生帖子”，并交纳丰厚的“贽敬”（孝敬老师的财礼），再行拜师礼。“门生帖子”要写明双方姓名、自愿建立师生关系等。行拜师礼时要作揖、叩头，口呼“老师”，自称“弟子”、门生”云云。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了。东汉末年着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中论·谴交》云：“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拜门”的实质。
与“连宗”一样，有人想攀附权势人物，权势人物也喜欢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南齐书·齐怀珍传》：“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足见其势力之显赫。史载，汉代的公卿们就“聚徒常数百人。”难怪历代都时有禁门生之令。至清代初年，“严门户之禁，乡试会试于座主皆不得称门生……”
可是到了晚清，官场拜门风气之盛真是前无古人，拜门的，收门生的花样万端。例如，同治年间，道员和祥想拜上司乐斌为师，竟贿赂乐斌的长随陈二。光绪年间，吏部有一靠行贿得官的，因怕案发受惩而欲拜本部尚书为师，于是就拉拢该尚书宠爱的优伶代为牵线。更有不少官僚收门生是希望捞钱，巴望着有钱的财主门生前来投拜。《官场现形记》写了一姓周的中堂，“一直做京官，没有放过外任，一年四季，甚么炭敬、冰敬、贽见、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浇裹。”有的想通过收门生捞钱的官僚，竟不惜“倒拜门”，即登门到所认的门生家中强行行拜师礼。光绪年间，有个家居汉口的侍郎，当地一个姓周的大富想让儿子拜侍郎为师，并准备银币百元为贽敬。该侍郎听介绍人说后非常高兴，但后来周某见该侍郎居处俭朴，怀疑他是个假冒诈财者，便有些拿不定主意。该侍郎正为花销太大犯愁，所以极望尽快收此门生，以得百元银币，于是请介绍人催促周某，周某只好答应，可是届时周郎并未来到，该侍郎便由介绍人领着亲登周宅，在侍郎的威逼下，周某只好让儿子行了拜师礼，该侍郎也携钱而归。其实收富家子弟为门生，岂只是晚清，《宋书·徐湛之传》云：“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老师的用意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
更荒唐的是，晚清官场中还有所谓“拜断”“缴帖”的规矩。如果门生发迹升了官，位居老师之上，师生关系就不能继续维持。门生就要持红名帖拜于老师之门，名曰“拜断”，意即中断师生关系。老师就要把当初收的门生帖子交还门生，名曰“缴帖”。缴帖后，师生名义不复存在。更可笑的是，在拜门者中，竟有与老师过去是把兄弟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叶伯蓉与赵啸存原是把兄弟。赵啸存升了官，叶伯蓉便一面写禀帖贺喜，顺便缴了盟帖，解除了把兄弟关系，另外又备了一份门生帖夹在盟帖中，算是拜门，一下子就从“干弟”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