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上小学和中学，社会面貌和现在差距挺大：那时候纪律很严明，做操站队要整齐划一，听从指挥，所有小孩上课都坐得笔直，回答问题先举手，几乎没人敢上课说话或者做小动作。
每逢新班开学，老师面对一屋陌生的小孩，都会问：“谁会画画？”
我想我会呀，于是迅速举手，老师说：“好，那你当宣传委员。”
这环节在每次升学分班时都会发生一次，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画板报生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画到大学四年级。
长大后回忆，我在每一次举手之前，都忘了做一件成年人大概都会做的事--看看周围有没有人举手，有多少人举手，我是不是应该等一会儿再举。这也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包括考量周围，评估自己，再做出决策。但这个系统在我的认知里迟迟没有建立--当老师询问愿意参加文艺汇演的同学，我举手；当老师征集军训标兵班的同学，我举手；当老师挑选中外文化交流的同学，我还举手。只要举手就增加了被选中的机会，于是我常常被选中。举手让我在那个单调的年代里拥有了一个相对丰富的童年，也成为一个爱表现的小孩。
在此过程中，有四个班主任，因为爱表现的事，和我谈过话。
我所在的小学，是一所纪念中国和古巴建交的小学，一九八几年某日恰逢古巴国庆，我和几个小朋友被派到大使馆参加儿童联谊活动。活动最后一项游戏是抢糖果。主持人宣布开始之后，所有古巴小朋友都冲了上去，我见状也赶紧冲上去，大抢特抢，咯咯咯地笑。抢完回头傻了眼，除我之外的六七个小朋友，都站在原地不动，好像是在等老师的指令，老师皱眉看着我，杀气腾腾。
回来后我被班主任和教导主任组团谈话并被定性为：没有教养，不识大体，不得再参加涉外活动。
到北京八中上初一，进校就遇到艺术节各班报名，我于是报名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班主任是女的，姓孙，二十五六岁。她板着脸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怎么这么爱出风头呢？”我很困惑。她又说：“全班就你报名，你也太爱显摆了！把时间用在学习上！”
之后我们班没有节目参加艺术节。
到北京八中高一，学校选派我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录了两期之后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我放学后画的黑板报在第二天早上会被人擦掉；我课桌里的围巾会凭空消失，几天后又在垃圾桶里出现。那时的班主任是一中年男性语文老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郑重地对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你把这句话背下来。回去查。”我说知道了。他又说：“世界很大，有才的人太多了。你必须要多读书，得让自己有真才实学，说的话做的事要经得住推敲，不能浮躁，不能靠雕虫小技取得了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我赶紧掏出本来记下。他又说：“得能收能放，随时把心沉下来，别忘了你的正事。你只要学习成绩放在那，谁都没话说。”
再到北京广播学院（下称“广院”）播音系上大一，我的班主任是本系前辈大师哥。一天，我正在闷头画板报，他走过停下来对我说：“太低调！画板报又不出声，多参与点活动，多经历点场面！咱们是靠在人面前交流、思考和表达吃饭的！”
那一刻，我转过头用感激的双眼望着我英俊的班主任老师，内心充满暖流。遭受了十几年的否定和打击，一个爱表现的小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土壤！
又是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涌现了无数出位、高调、得瑟、自恋狂的奇葩，这里面有的是人才，有的不是。我的天性却依然未改，但一直谨记十六岁时我班主任的教诲--“世界很大，有才的人太多了。你必须要多读书，得让自己有真才实学，说的话做的事要经得住推敲，不能浮躁，不能靠雕虫小技取得了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今天，我依然是一个爱表现的小孩，当生活需要我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依然会像当年一样，坐直，然后高高地，举起我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