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眼泪，那是因为我不怕疼痛。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烈火中永生》，那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受刑的场面。同学们看了都在说共产党员的意志如何坚强，有的人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长大后，要做江姐、许云峰那样的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正我没这样想。我想到的是：他们受刑的时候难道不疼吗？我偷了养父的香烟，点上，然后把燃着的那头按在我的大腿上，疼，钻心地疼，我还闻见了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闭着眼睛，想象着自己是电影中的某一个地下工作者，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岿然不动。这样经历了记不清的次数之后，一切跟肉体相关的疼都不过是被养在身体上的虱子咬了一口，轻描淡写，雁过无声。在“宫”里头，电棍、殴打、鸡奸等等给我的疼痛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对疼痛的感觉是麻木的。
我曾经试图寻找自己对于疼痛麻木的根源。在大学里，我确实在这一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有一段时间，我不去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到理论上的说法。很遗憾，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我并不失望，因为找不到理论，反而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身世是造成我不怕疼痛、不会流泪的根本所在。
让我告诉你吧，我是一个私生子。我的养父从没有向我隐瞒过这一点。我觉得养父是个很真实的人，他没有用美丽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这让我有了很强的承受能力。每当他喝了酒之后，就会骂我是“婊子养的野种”。对于婊子和野种这两个在凡夫俗子们看来带有侮辱性的词，我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从没有觉得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好，它们只能说明我与别人的不同。我确实与别人不同。念中学时，因为打架和早恋，转了三次学校。没有人对我抱有希望，老师说我是人渣，不可救药。但问题是，我居然考上了大学。一位对我恨之入骨的老师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时，竟发出这样的惊呼：“上帝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亏他还是个无神论者，居然也会用“上帝”这个词。不过，这是一句多么可爱的感叹，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有“香港脚”的人喜欢挖自己的脚丫子一样。
养父虽然骂我是野种，仿佛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但我以为，他还是以我为自豪的。要不，他不会在我考上大学那会儿请了两桌酒，这可花掉了他半年的工资。我想，与其说他是在祝贺，不如说是在炫耀，或者说是在向凡夫俗子们反击。养父是在我“坐宫”的时候去世的。是那个曾经想感化我的张辉映帮我操办了丧事。在我“坐宫”的时候，养父从来没有来看过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也没流一滴眼泪。我对前来探监的张辉映说：“现在一切都解脱了。阿辉，我告诉你呀，我不是他亲生的。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生子，是只浑身爬满虱子的野狗。”我这是第一次向一个外人坦白自己的身世。阿辉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大概他以为，我肯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而胡言乱语，便说了一气安慰我的话。其实对于“坐宫”我从来就不在乎，“坐宫”就“坐宫”呗，读不了大学就读不了大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对着阿辉笑了笑，说：“我真的是个私生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与老爸本来是在一个剧团唱戏的，跟一个唱小生的生下了我，然后就抛下我，跟那个唱小生的跑了。老爸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毁了，连她的照片我也没见过。”阿辉的眼里突然有一星泪光在闪动，我知道他在滋生文学的感动，这种感动随着文字的形成，就会烟消云散的。阿辉把两只手都贴在玻璃上，我的手也贴了上去，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探监的时间到了，他说：“我会常来看你的。”不知为什么，我背过身走向牢房的那一刻，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管教厉声问我笑什么，我说浑身痒得难受，管教便给了我一个耳光，说是替我杀杀痒，可我笑得更厉害了。因为笑不出眼泪，管教说我在装疯卖傻。那天我吃了管教五个耳光，脸都红肿了，却感觉不到疼。我一直认为，担当改造别人的角色的人，大抵都有施虐的倾向，而被改造者又都有受虐的潜意识，否则就达不到平衡。达不到平衡的人群，还能存在吗？教官的耳光与我的笑声，就是达到平衡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我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出乎意料地思念我的养父。当捧着饭碗时，我想起了养父做的狮子头，还有油炸臭豆腐，还有他每晚咪酒时散发的酒香。当管教们教训我的时候，我想起了养父给我的耳光，耳边响起他的骂声：野种！跟那婊子一样的野种！当夜晚降临，牢友们花钱去看电视，我一个人蹲在牢房里，透过小窗对着苍茫的夜色发呆，我又想起了养父，想起了他唱的戏。
在“坐宫”的日子里，每一个失眠的夜晚，我都能听见一种鬼鬼祟祟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同牢房的那几个小瘪三躲在被子里手淫。在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里，这种声音就像春夜里猫的叫春声，很能催生春情。可是我几乎丧失了性的欲望，我讨厌那样的声音就如讨厌人们在吃饭时讨论着大便。这时，养父的唱戏声就会很清晰地飞进我的耳朵里。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养父的唱戏声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那样的氛围里出现，甚至连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吐字、每一次换气，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眼前老是晃动着养父的那件戏袍。其实，此时我听到的唱词和看到的戏袍都是毫不相干的。我听到的往往是养父在《甘露寺》里扮乔玄的一段唱，唱词里说的是乔玄劝说孙权和吴国太不要杀刘备的事，听养父说这是马连良最著名的唱段，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晓得马连良是谁，我只晓得京剧里有个男扮女装的梅兰芳。唱戏声渐渐消失了，可是养父演戏时穿的那身戏袍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戏袍可不是乔玄穿的，而是西楚霸王项羽穿的。听养父的那些戏友说，养父演《霸王别姬》很拿手，演虞姬的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当时在小县城里是有名的美人儿。他们说我笑起来时像她，我说我又不是女人。现在想想，我那位母亲的眼睛一定生得很妩媚，专勾男人的魂的，没准儿养父就是被这双眼睛勾住的。她的眼睛一定是生在了我的脸上，要不，他们怎么说我笑起来像她呢？这种眼睛生在女人的脸上是妩媚，要是生在男人脸上就是淫荡了。有时我讨厌这双眼睛，它让我看起来像个坏人，可它却是我养活自己的本钱。男人喜欢妩媚的女人，女人喜欢淫荡的男人。这是生活告诉我的。
其实我看到的那件戏袍早在我14岁的时候就被养父亲手烧掉了。至今我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烧掉它。烧了就烧了，为什么还要把烧成的灰埋了？
我是在养父烧戏袍的那天，发现养父老的。那天，我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无所事事地打着瞌睡，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锣鼓声和京胡声，我知道养父和一帮票友又在树荫下面折腾开了。他们的京剧于我真的是毫无意义，他们唱来唱去，我怎么着都觉得是一个调子，有时一个字得拖很长时间，听着都嫌烦。可养父他们就是那么乐此不疲，除了下雨下雪，天天都这么折腾，有时在树荫下，有时在公园里，有时在巷子的某个天井里。听街坊邻居说，养父先前在小城里唱戏名气挺牛，《霸王别姬》、《铡美案》是他的拿手戏，特别是在《甘露寺》中，他由花脸反串了一把老生，更是轰动一时。后来，剧团解散了，他又没多少文化，只好到工厂当了工人。那边京胡声传来，养父就唱了起来，没唱几句，声音陡地一变，嗓子仿佛被什么划了一下，接着那边就鸦雀无声，后来京胡又拉开了，还是那调，养父唱的还是那几句，一到先前卡壳的地方便又卡住了。我知道他的嗓子倒了，这意味着他以后再不能唱了。这样反复了好多次后，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养父朝家这边走来，低垂着头，步履有点蹒跚，好像生了病似的。我愕然发现养父的双鬓已经斑白，养父老了呀！我奔下楼去，上前扶住他。他用力一把推开我：“野种，给我闪开！”我说：“你骂什么人？好心没好报。”他瞪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就骂你这个婊子养的野种！”我说：“没老野种，哪有小野种！”他滔滔不绝地骂着进了家门。一进家门就从箱底翻出那件绣着龙的戏袍，抱在怀里，脸埋在戏袍里，呜呜地哭起来。我懒得去劝慰他，由着他在那儿独自流泪好了，自己拿了本书和一包香烟到阳台上去享受阳光。那时候，我喜欢阳光。我不知道养父是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的，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冲到我面前，一把夺走我手中的香烟，朝楼下的天井里扔去。那大半包香烟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全都散落出来，落在地上横七竖八，像鼻涕虫爬过后留下的痕迹，杂乱无章，却是千丝万缕地连着的。养父说：“老子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可不是让你这么不学好的！”我说：“反正我是野种，学不学好跟你没关系！”养父忽然软了下来，说什么以后再也不会骂我野种了，并拿出钱让我去给他买猪头肉和啤酒。养父脾气暴躁，但有他的优点，那就是说话算话，像个爷们。我们这里的男人与江南和上海的男人很相似，像爷们的少，像娘们的多，大多是些“母男人”。打这以后，他还真的没骂过我野种，我和他安安稳稳地过了一段日子。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校和人打架，被学生家长告到家里来，他又开骂了，只是这次把“野种”改成了“孽种”。我一直以为养父就是“诚信”的代名词，否则，我早就离开他，流浪去了。
我到巷子头上称了一斤猪头肉，买了一打啤酒。那天晚上，养父就着猪头肉、臭豆腐干，还有中午剩下的一些蔬菜，开始还是一瓶酒分三至四次喝完，到最后三瓶时，就是一仰脖子，咕咚咕咚，那硕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游动着，不换一口气，一瓶酒就这么下去了，一打啤酒和一斤猪头肉一扫而光。我知道养父的酒量很大，可从没看见他喝得这么猛。看着他喝酒，我就想，倒嗓对他的打击难道就那么大？唱戏对他就那么重要？喝光一打啤酒，养父的脸色一点没变，但话少了不少，眼里有些伤感的东西。后来，他站起身来，到里屋把那件戏袍拿了出来，披在身上。我愕然发现，在夜晚的灯光下，它是那么熠熠生辉，上面的那条用金丝线绣的金龙呼之欲出。如果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它一定是金碧辉煌的，但这种金碧辉煌又是傲视一切的，穿上它的人也就有了一种霸气。它绝对是一件精品！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养父叹着气从身上扒下了它，然后来到天井里，点上了火。我惊叫：“别烧！”养父没有理我，只是用火钳拨弄着它，火便更旺了。火光映出养父的脸和头颅，脸上的皱纹像水波纹似的流动，头发是灰白的，没有一丝生机。这一瞬间，我意识到养父已经很老了。火熄灭了，养父完全沉在了黑暗中，他蹲在那堆灰前，一动不动，四周非常静，静得叫人想喊出来。突然间，我听见他像在舞台上唱戏那样长叫一声，然后就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把地上的灰用手一捧一捧地捧进一只小布袋里，然后出了家门。我跟着他，来到他跟戏友们经常聚会的那棵银杏树下。只见他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那个装了灰的布袋埋了进去。树下一片黑暗，从人家屋里窜出来的几星灯光，只是加重了这黑的颜色。现在我每每回想起这一幕，就会贸然想起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养父并没有成就某种事业，但他依然那么英勇，那么卑贱。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孩子，一个介于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孩子，一个在夜色中跳舞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