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姐给这个姓易的男人打电话时，声音亲昵，脸上有笑容，手上有动作，嘴上还不停地喊着老易老易。我从来没见过她跟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时这样，不由得疑心大起：这人跟她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在电话里热呼呼地问起他的饮食起居等等？接下来，心里酸溜溜的，就开大了电视机音量，嘴里还发出了一些小动静。玲姐在嘴边竖起一根手指头朝我嘘了一声。我立刻觉得胸中郁闷无比，肚子里仿佛胀满了可燃气体。
我努力忍耐着。玲姐打完电话，过了几分钟，我才问那个人是谁。玲姐笑了一下，反问我：“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我说：“当然真话，骗来骗去又有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说是上个星期，单位里的同事给她介绍的男朋友。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白光，像电线短路了一样。我马上把前些日子玲姐对我冷淡和这个老易联系在一起。我虎地站起，摔门而去，整幢楼都摇晃了一下。
外面下着小雨，天气真是会附和我的心情。我跑出小区院子，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又跑过一条巷子，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套衣服换上，然后去旁边的小酒馆里喝了一通酒。平时我不怎么喝酒，这几个月来还只是在许可佳的家里陪她父亲喝了两杯。坐在小酒馆里，我希望酒精能化掉心里的怨气和怒气。这天喝得有点多，心里却越来越明白，对自己的处境看得越来越清楚。从法律上讲，我无权干涉一个单身女人的婚姻大事。从个人感情上讲，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夫，只知道跑。这个时候怎么能跑？调查调查老易，搞搞清楚竞争对手，想想致胜策略才是正事。
从小酒馆里出来，在天桥上看见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湿衣服贴着单薄的身体，披头散发站在雨中抓着栏杆冲着街上的车流喊叫着。具体喊什么我脑子里没空地方去记忆。但她俩被一股莫名的激情抓住的样子感染了我。我相信，多年后她俩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回想起雨中的这一幕。我决定让她俩的回想里多一个同样被激情抓住的小伙子，我也抓着栏杆冲着车流喊了一阵。我喊的是：啊！啊！啊！ 我喊不出更多的字，一切已经放进这一个字里了。
星期一，我买了一只大风筝，走到玲姐单位的办公楼前放起来。大风筝上拖着两条大红绸，一条红绸上用黄油漆写着：“阿胖，我爱你！”另一条上写着：“阿胖，嫁给我！”
调整好风筝的高度与位置后，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让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一看。一会儿，玲姐说：“我马上下楼，请你别走开。”
玲姐所在的单位是一个行政机关，我去过一次，整幢大楼都给人一种堆满心思的感觉。里面的人喜欢用废话、套话、空话、假话遮掩琢磨人的劲头。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在这样的单位里上班，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放风筝之前，我已经推敲了红绸子上的词句，既要让玲姐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同时又要让别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风筝刚刚放起来，就看见几扇窗户打开了，几只脑袋从窗口探出来，还有人朝天上指指点点的。
十几分钟后，玲姐走出了办公大楼。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朝天上看一看，掠一掠头发，突然掏出剪刀剪断了风筝上的线索。动作很快，又有点不经意的样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机关大院。我楞了楞，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隔了一会儿，我才往大院外面走。我觉得她不应该出手的，她应该知道我不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这会儿我倒有点担心她出手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拐进一条小街，玲姐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了一下，我钻进去，看见玲姐扭头望着她那边的车窗。我要握她的手，她把手挪开了。一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她家楼下，付车费的时候也不说话。上楼梯的时候走得很快。她打开门，等我走进去了，她才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气。她扫了我一眼，望了一会儿墙壁，又扫了我一眼，又望了一会儿墙壁，一边喘气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啊？”
“我要你嫁给我！”
“你那样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嫁给我！”
“神经！”
“我要你嫁给我！”
“真是太神经了。”她双手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我在单位里还怎么做人，脸往哪里放？”
她这么一说，我有点生气了。这个问题我本来考虑到了的，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很不好受。我是诚心诚意向她求婚的，但心底里积蓄的那些怒气和怨气并不是已经完全化掉了。
我说：“我怎么啦？我偷了还是抢了？我做了什么让你见不得人的事啦？”
“还这么混。总这么混。越来越混了。从来都不替别人想一想。”
没说的，这几句话一出来，旧帐也跟着带出来了。她越数落越生气，气得浑身乱抖，像风中的一片树叶。突然，她开始拧她自己，掐她自己。胳膊和腿上立刻红了好几块。我冲上去抓住她的手，她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咒骂我和她自己。情急中，我又想起了格戴克的那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我把她按在沙发上，这回格戴克赢了。她先是推我，接下来摇头晃脑的，再下来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再接下来，抱我的手越来越用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然到来的特大利好，虽然不是很有把握。我像营销书上说的那样继续进行合理诱导，开发潜力，终于确认了她的需求。
晚上临睡前，乘她心情大好，跟她聊了几句那个姓易的男人。她好像也很乐意解释一下。老易在丰台区的一个机关里上班，五十多岁，妻子去世已经3年，有个女儿留学日本。介绍人是单位里的一个领导，既然领导介绍了，她也不好不见面。她只见过老易两次，感觉老易人比较踏实，别的感觉还谈不上。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没追着问下去。
第二天早晨，玲姐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衣去上班。天气闷热，她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捋起她的袖子看一看那些被掐过的地方，她不让。她走后，我在客厅中央呆呆地站了几分钟，然后笑了。
我有好久没在这过夜了。这一夜，这一个早晨，有点回到了湖边那种好时光的意思。我坐在沙发上回味了一遍，觉得再也不能让这种日子溜走了。我找出纸和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首先还是得提防着点那个老易。我得掂一掂我和他的份量，仔细分析一下继续保持份额领先的可行性。也许应该对他进行一次跟踪调查？这好像是在搞恶性竞争，同时提高了时间成本，做得太过份也许还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阶段性成果。也许只需要搞好自己的优势展示就足够了？优势策略是忠诚度管理的核心部分。应该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还是很明显的。
从年龄方面看，我比玲姐小十来岁，老易比玲姐大十来岁，我个人认为这谁都不占便宜，打个平手吧。就算老易年老，现在的社会风气让他略占上风，但我跟玲姐交往的历史比他悠久，补上应该大有富余。如果认真重估一下交往历史方面的价值，应该是非常重大且像文物一样不可替代的。我能分辩出玲姐脸上24种不同的微笑，并能做出24种以上的回应，哼哼，他老易能做到吗？那可是4年来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绝非一朝一日之功。既然老易不可能知道玲姐微笑时，左嘴角比右嘴角高一毫米或低一毫米的心情有何不同，他又怎能随着她的心态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管理？我越想越觉得交往历史方面是我的核心优势，我应该集中力量，把所有的策划建立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
另外，我不用上固定的班，他老易准点出入机关大楼，只要我争取垄断玲姐的业余时间，就算老易上班时打几个电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反而可以大度一些。如果再加上我陪伴玲姐一生的时间长度正常情况下会超过老易，那么，在时间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应该是远远胜出的。
再看一看有形资产竞争，不用审计，他老易应该能盖过我。但我到了他那把年纪，我应该比他强多了。我有信心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这几年处于劣势，应该用加强服务的方式弥补。比如说浪漫攻势依然不能放松，隔三差五来一下，只要有时间就来一下。格戴克的小成本招数还有一千余种我还没用过呢，一样一样来。只是……浪漫攻势里有的点子需要撒点小谎，这对我有点障碍。不过，在浪漫的事情上撒点谎，据说上帝也会原谅的。
我又买了些巧克力、玫瑰花和气球。把巧克力加温融化后，捏造成一些她喜欢的小牛形象，然后放进冰箱里。当她打开冰箱门时，一排小牛就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她眼前。气球里塞了一些字条和一些玫瑰花瓣，悬在浴缸上方。系线索的地方做了一个活套子，她只要拉一拉线头，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进浴缸里，她会从字条上读到一句白勃宁夫人的诗：“跟我一起往下过吧，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或者读到我爱她的40条理由。
接下来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们是在一种温馨和日常的气氛中度过的。那种气氛，有点像新婚蜜月，同时又有点像夫妻多年。回想起来，两个星期里跟玲姐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不均匀，有的稀薄，有的粘稠，总体来说过得很快。过得很快的日子一般都充满了生命的欢愉，这种对时间的感受古人已经说过了：快活，快乐，愉快，我有相同的感受，也许可以说我和古人一样，在生命中的一些时刻瞥见了同一个永恒。
在那两个星期里，许可佳和老易这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这不是说许可佳没有给我打电话，也不是说老易没有给玲姐打电话。老易给玲姐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主动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一些，我会保持安静，我会装作不再把玲姐跟老易的这种来往放在心上，当然，每一句都是放进了耳朵里的。玲姐听出是许可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般会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不清楚她怎么想。只有这两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才会觉得一切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静。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平静的。当我感觉到我和玲姐的感情比较平稳之后，我又出去跑业务了。银子还是要紧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也不能输给老易，应该早一天超上或超过老易。我劲头十足，很有一点乐天的感觉。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得意忘形”这句成语是古人对人性深刻洞察的结果。我感情上一得意，再加上业务上又烦又忙，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对玲姐就没那么细致宽容了。虽然没什么大冲突，但生几天气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
我做销售员的第三个月里，不记得为什么事我们又生了几天气，互不理睬，也不打电话。有一天我正在跟一个客户谈判，忽然接到了玲姐的电话。玲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哭起来了，然后说她在医院。我心里沉了一下，说：“我就来！”挂断电话就去跟客户告别，客户有点不高兴，但这会儿我顾不了那么多。玲姐很少用那种声音跟我说话，也是我年轻不经事，一听见那种受了伤的幼儿跟亲人说话的声音，我就稳不住。我不知道玲姐出了什么事，眼前闪现出种种恐怖幻象。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跟她赌那么久的气不打电话。我一边往街上走，一边拨玲姐手机，现在我有时间面对一堆疑问了，我问她在哪家医院，现在怎么样，怎么回事等等。一听说是在楼梯上摔了一下，已无大碍，我稍稍松了口气，但一直跟玲姐通着话。出租车经过一个水果摊时，我看见水果摊后面有家花店，心中动了一下，有点想下车去买，最后还是决定先到医院再说。虽然玲姐后来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我还是想先见到她。我问玲姐怎么在楼梯上摔倒的。她说：“我撞到鬼啦。”接着笑了起来，哎唷一声，说她把嘴巴笑痛了。这时候我已经推开了病房的门，玲姐又哎唷一声，扔掉手机，慌忙戴上口罩。
但在那一瞬间，我已瞥见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有点乌肿。一条眉毛上贴着一小块纱布，两只手上都有淤痕，涂了碘酒，身体被病号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伤得怎么样还不清楚。我很想俯下身抱一抱她，但她不让。我傻傻地站了一会，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能从她眼里看到一些笑意，我心里又宽松了一些。
玲姐说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是大前天的事，她说她正下着楼，走着走着脚一软，就摔了，“你说这不是撞见鬼了又是什么？”我努力笑了一下，心里有些疑惑，不过没有细问。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决定找医生和护士拉拉关系套套近乎。没用多久，我就知道玲姐并不是在楼梯上摔的，而是从折叠小铝梯上摔下来的。一个女医生对我说，请一个小工刷墙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表姐兴致好，偏偏要自己做，好在伤得不算太严重，再观察几天也许就可以出院了。
我回到病房，心中很歉疚。我对玲姐说刷墙这种事以后让我来干，然后问她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刷墙了。
玲姐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支支唔唔的，从口罩里透出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异。有一会儿她想把话题转移开，我没接她的话。她双手抓了一阵头发，抬起眼睛望着我，说：“天儿，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