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7日起，林久治郎把辽宁省政府和东北军司令部的门槛都踩破了，向中方提出了十四五次的交涉，无外乎是想尽快解决中村事件——中国政府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可是，以不给关东军发动军事行动为由来要求中方尽快了解中村事件，这是第一次。不明就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日本的外交官们是否要与中国政府联手，来共抗野心勃勃的关东军？
日本政府确实感到了压力——近段时间以来，关东军要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消息不断传出，连日本的内阁和新闻界都有所耳闻，所以才发生了币原在内阁会议上质问陆相南次郎，是否确有关东军欲发动军事行动的事。
17日一早，林久治郎还没有吃完早餐，连夜赶来奉天的抚顺警察署长寺田就来了，他向总领事报告说：“抚顺的守备队报告说，要进行假定于18日拂晓前占领奉天城的演习，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护侨民、避难和维持治安的计划。”虽然近来经常接到有关关东军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林久治郎还是吃了一惊。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情报真实性的直觉，都使他觉得一定会真有些事情要发生。他沉吟了一会，决定前往拜见臧式毅，并提出了以上不同寻常的建议。
林久治郎的提议锥子一样，在臧式毅本已有些迟钝的神经上扎了一下。本来，他在相当程度上已把对日交涉当作了例行公事。臧式毅变得紧张起来，甚至还有一丝莫名的兴奋——如果自己成功地迫使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又一次收敛起动武的企图，那可真是不世的奇功。在和荣臻商议后，东北当局开始认真考虑立刻与日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以解决中村事件。臧式毅向省内各县长发布了取缔反日运动的命令，还决定组织军法会议审判中村事件的负责人关玉衡，并把这一决定讨好式地告诉了林久治郎。
的确，日本外交当局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了某种新的态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与中方联手制约关东军。日本外交当局是要一石二鸟——在粉碎关东军动武企图的同时，以外交当局所主导的方式，一揽子地实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以关东军的军事图谋向中方施压，从而诱使中国接受日本政府所开具的条件，同时又将自己装扮成制止战争的和平使者，在赢得国际赞誉的同时，还让中方觉得自己是从战争边缘成功逃脱的幸运儿；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外交手段，挫败自己的竞争对手——日本军方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从而将日本的对华政策纳入由政府主导的外交轨道。
在对华政策，更准确地说是针对中国东北地区政策的目标方面，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是日本的国策。在日本，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日本把对中国的占领只局限在中国的东北，中日之间就可以避免一战。日本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假想敌。这其中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苏联毕竟是离日本最近的一个大国和强国；也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因，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眼中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洪水猛兽。处在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是中国的东北，谁控制了这个缓冲地带，谁在未来的冲突中就占据了战略性的优势。对此，日本政府与军方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至于说到二者的区别，可以用“同归殊途”来比喻——在相同的目标之下，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控制乃至占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军方存在分歧。
与日本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军方的优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19世纪末，中日两国都在向西方学习以企图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船坚炮利无一例外地成为两国首先追求的目标。可是，两国没有像它们的地理位置那样也成为近代化道路上的伙伴，反而成了互为假想敌和对手。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倡导与主持下，建成了实力居亚洲第一位的北洋舰队，当大清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访问日本时，两舰巨大的舰身和粗壮的主炮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恐慌，当时连日本幼儿园的老师们，都在教孩子玩着一种叫“击沉定远、镇远”的游戏，据说连当时还是孩子的裕仁天皇，对这个游戏也十分稔熟。在这种形势下，正是日本海军果断地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举击溃了龙旗飘扬的大清北洋海军，并从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中，得到了日本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中国也从此不再有资格做日本角逐世界的竞争对手。10年后，当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是日本陆军不惜与庞大的沙皇俄国一战，在付出死伤7万人的代价之后，取得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日本军方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是“打”出来的，他们认为由自己来主导对华政策，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应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军方的思路和做法则已过时。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后，以文官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华盛顿会议后，各国开始裁军，日本军队的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官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国际间国与国关系的最新趋势：国际社会开始寻求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谈判以保障和平的国际秩序与机制，而一味依靠武力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鄙夷帝国军官们还停留在19世纪水平上的眼光和思维，认为他们看不到世界局势的最新发展而只知武力蛮干，这样必然会损害日本最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解决满蒙问题的方式上，他们出现了分歧。军方认为既然已经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那么中国之东北实际上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此，就应趁国民政府刚刚统一，中国人反日的民族情绪还未高涨到实质性地损害日本利益时，采取断然手段实现对东北的占领；有机会当然要干，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来干，全然不去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日本政府认为要掌握火候，必须到国际社会对日本在蒙满的处境及其政策报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时，才能水到渠成地从容行事。为此，重光葵就说，干脆再忍耐一年，日本在满洲不采取急进的政策，让世界都看到，日本既定的满洲政策“踏踏实实地行不通”了，那时，日本一揽子解决满蒙问题的新政策就可以实施了。
可是在日本军方的眼中，重光葵这种华而不实的外交只能是作茧自缚，他们可以完全不去理会，自己干自己的。而日本政府也像是一个满腹经纶却位卑言轻的秀才——不但在军人面前无理可讲，而且也不具备辖制军人的法定地位和勇气。
8月4日，陆相南次郎在主持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上，厉言指责那些“处在无责任地位的人”或“对国防不关心的人”，说他们“动辄鼓吹裁减军备”，并要求与会者“纠正这些谬论”，之后，还就满蒙问题讲了一大段话，将置日本于不利地位的罪魁祸首，明里暗里地指向日本政府。南次郎的这次讲话不是即兴的，而是由陆军省永田铁山等五个课长为落实《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精神，经过多次研究后为南次郎起草的。
陆相公然地介入政治问题，立即引来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社论指出：陆相的训示“包含极其危险的暗示”，即“表示急欲把满蒙外交强行引向军人之意图”；如军方有强硬意见，本“可以通过立宪之正常渠道提出和讨论”，而“陆相作为军人，居于超脱政党内阁之治外法权地位，在师团长会议上进行政论演说，对帝国外交有重大关系之时局问题发表看法，并暗示处理方针，显然是越权行为”，并要求政府对此不应再保持沉默。
就在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召开。开会前，若首相劝币原外相说：“在此种时刻，不要对陆相再说什么了。”币原也知趣地附和道：“当然要保持沉默。”结果整个阁议，阁员们对南次郎头一天的讲话竟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没有力量与决心挑战军方在对华政策上事实处于的主导地位，尽管他们也想按自己的一套想法来。于是乎，到了外交交涉行将破产，九一八事变行将发生的前一天，他们还想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以期败中求胜，实际上却与火中取栗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