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云华小说论
因受认知程度的限制，先民们常将自然界中无法解释的现象赋予神秘的色彩，以神话、传说构筑一片与现实相间隔的异质性世界。这片世界神奇恍惚、巫风迷离，由此衍生出来的民间想象，成为植根乡土的作家们关注的焦点。饶云华是较早关注民间文艺中神巫叙事的作家之一，他早期的小说多描写农村的社会风俗，揭示农村婚姻制度的悲剧和基层教育的现状，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喜忧乐，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后来他将目光投向了千里彝山的深厚土壤，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的视角返观这片神秘多姿的土地，着力探究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困厄、迷茫与奋争，不断拓宽文学表现的空间，提升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饶云华的神巫叙事中，毕摩和蛊婆是两种主要的人物形象，也是叙事的主体。毕摩是彝族地区的知识分子，懂天文历法，会占卜算卦，通医药祭祀，掌管本民族的典礼、驱邪等重大活动，是智者的象征，受人尊敬；蛊婆的形象则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蛊婆通过“法力”放“好蛊”惩恶扬善，另一方面也会借法徇私，放“恶蛊”祸祟乡邻，人们对其又敬又畏。在彝族地区，毕摩是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的身份，蛊婆则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名词，一个人若被认作蛊婆，意味着她一半是神仙，一半是魔鬼，她将面对人们对她的歧视、折磨甚至迫害。饶云华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差异，他的小说多以此为切入点，在揭露巫蛊现象对劳动妇女及其家庭带来的危害甚至毁灭性灾难中，进一步呈示出它对社会造成的民族性创伤。
某种程度上，蛊婆的身份是强迫性的接受，是他人强加的结果。小说《另一种对抗》讲述箐底寨在一次分粮时，系秤砣的绳子突然断裂，秤杆被摔断，经毕摩（朵觋）前来占卜，推出是“我”（周玉秀）在秤上放了蛊，造成分粮无法继续，因此认定“我”是本地绝迹了多年又重新出现的蛊婆。这本来是一个荒诞性的推论，可在人心浇漓、蒙昧充斥一切的年代，人们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秤砣突然坠落的理由，而毕摩的解释从眼前现象、民间传说中都似乎可寻出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依据，加上毕摩本身的正统形象，“我”是蛊婆的定论就这样被确立了。接下来的情节，是毕摩和村干部的步步进逼，逼迫“我”自己承认是蛊婆，并列举出一连串事先编织好的证据：做饭的甑子不上气是“我”放了蛊，阿柱偷吃了萝卜肚子疼是“我”放了蛊，秤砣上的绳子断了也是“我”将放了蛊的老鼠塞进保管室咬的……在村人的排挤和异样眼光中，为了免受更大的折磨，“我”只好一一承认了上述的推论，甚至交待，二娃子打人也是因为给他放了蛊。“我”自此“踏上了孤独寂寞的人生之旅……”
周玉秀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具有更大范围内的普遍性，彝族的许多女子，就是这样被强行赋予了神性的特征，这层神秘的光环在她们身上不但没受人膜拜，反而成为一道决定其生死的紧箍咒。受篇幅所限，这篇小说只是截取了一个侧面，即主人公被认定为蛊婆的荒谬过程，而在中篇小说《蛊婆阿秀》里，随着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小说的悲剧意识也在不断深化。《蛊婆阿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家族在为青春少女“我”（阿秀）施行成人礼过程中，老毕摩在施法中突然昏倒，醒来后回忆荒诞的梦，梦见他的灵魂回到水草丰茂的祖灵之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蛊灵阿波美，才知原来少女阿秀是阿波美选定的蛊婆。“老朵觋又回忆说，他在为我作法颂经时，刚刚念出阿秀的名字，就感觉浑身一颤，眼前出现的阿秀就不是阿秀了，变成了蛊灵阿波美。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正纳闷呢，阿波美就眼放金光，迷蛊一个个涌来，自己就飘飘忽忽回到遥远的祖灵之地了。” 这样，“我”就成了众人皆知的蛊婆。如前所述，被认定为蛊婆并不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往往伴随着遭人算计的危险，甚至灭顶之灾。阿秀的灾难随之而来，先是饱受族人“送蛊魂”仪式的折磨，捣腾得家徒四壁，每况愈下。接着想嫁给一个体弱多病的半大小子，借此改变处境，谁知订亲的人家在半路误食了有毒的菌子而绝了户，被认为是中了酒蛊而死，愤恨的矛头直指向她。这桩事件经过别有用心者的挑拨利用，阿秀一家被逼到了家破人亡的深渊，父母被“打冤家”（前代的冤仇后代来报复，冤冤相报）的人害死，自己却侥幸逃脱，躲进深山成了野人和土匪。新生的政权对这个被旧社会压迫的妇女没给予丝毫的同情，在濒临死亡的边缘，所幸遇到与之一同成长的达沙哥，阿秀才免于被镇压的命运。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离乱坎坷，在晚年，阿秀虽然还保持着少女时代对美的憧憬（精心缝制绣花刺样的彝装），但在别人眼中依然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依然被人猜疑、提防或以猎奇的眼光来打探，一直没过上属于一个正常人的平静生活。小说中的荒诞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荒诞并非无中生有，它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是作者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巫蛊迷信祸害人民的血腥事件的调查基础上，结合上世纪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而创作出来的。两篇作品虽然没有情节上的绝对关联性，但内在的逻辑和悲剧精神却可视作前后的承继关系，在《另一种对抗》中没有完成的人物造型和没有建构起的意义世界，在《蛊婆阿秀》里得到了延展和发挥。作者借助神巫叙事的特殊手法，以悲情的笔触表现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摧残和吞噬，以此鞭笞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痼疾，展示人性向度，表现了作家的社会担当情怀。
饶云华小说中的神巫叙事引发了我对小说创作纪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思考。无数的中国作家曾步其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后尘，以先锋文学的叙事技巧反映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成功者甚众，也有部分作家因无法深入民族精神的神髓，而停留在叙事形式的表层。饶云华小说中对祭祀场景的描述并非以猎奇的眼光对民族风情作平面化展览，而是力图通过对场景的展示极力营造一种魔幻、混沌与迷狂夹杂相生的神秘氛围，以此构成小说叙事的主要背景。如《蛊婆阿秀》中：“当蛊魂的身姿变形成欲飞之势即将离去时，朵觋们摇响了法铃，敲响了法锣，并跳跃着，舞蹈着，呜哦哇呜哦哇地呐喊着催促着蛊魂离开。与此同时，杀牲手们牵着九只雪白的绵羊纷纷出场，嘭嘭嘭一阵乱响，绵羊摔死在了法场。伴随着绵羊死去，法场中走出了九只雪白的羊魂，羊魂们咩咩欢叫着向晴空里的云朵飘去，与越来越多的云彩融为一体，飘荡在天空。朵觋们仰望着洁白的云彩颂经说：多好的羊群啊，那是人间奉献给您的。蛊魂啊蛊魂，人间不是您呆的地方，您就赶着这些可爱的羊群离去吧……”这样的描写，极具现场感，反映出彝族人特有的鬼魂观和生死观，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的集中呈现。在《毕摩往事》中，作者以插叙的手法，通过“我”对“阿爷”往事的虚构性叙述，与现实构成一条家族历史的变迁链条，借“阿爷”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回顾上世纪风云激荡的农村社会革命，以及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比“鬼”更可怖的丑恶人性。小说中的“姑娘房”是滇中地区特有的民族风情，而对人血咒白布经书、诵经招魂仪式等的描述，展示出这块土地上人神共居、神魔共舞的特性，魔幻色彩浓重，追根溯源，却又是完全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创作。这种从民间艺术中提取元素，借现代小说叙事手法表现民族心理的创作路径，艺术个性独特，体现出文学的超越性意义。
（原载《金沙江文艺》2010年第1期；收入《毕摩往事》，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