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认为，《背叛泥土》已奠定了土家族青年作家向迅文学写作全部的心理基调，在这篇千字短文中，他表达出逃离鄂西的执拗梦想。大学毕业前后，向迅西走云贵，南下广州，北出塞外，原想以离乡的方式对泥土作决绝的背叛，不料又陷入了无根的漂泊中。这种“远行者”的生活，直到他进入文学系统寻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栖息之后才暂告一个段落。三十载光阴的刻刀在他身上镌下了岁月的斑纹，当心灵皈依文学之后，他把激情的宣泄寄托于诗歌，把人生的体验沉积为散文，当诗歌和散文都无法抵达思想的深度时，他选择了文论。上苍眷顾，这棵文学新苗注定要长成苍天大树，最近几年来，他的文学作品已遍布全国各种知名文学刊物，成为新一代散文作家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故乡鄂西是向迅想逃离又终生无法逃出的地方，在异乡的岁月里，他甚至与人说起厌恶自己的故乡，不仅因为故乡荒凉，僻远，交通不便，回去路途艰难，而且那里的乡亲们存留着人性深处的自私，偏狭，斤斤计较与唯利是图。但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又是一片抹不去的温暖色调，每当提起笔来书写对生活的感念，故乡便成了恒久不变的主题。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例，他记述了一路回乡的坎坷之旅，路上的所见所闻和对父亲人生经历的回顾，感受到的是鄂西人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于是他只能不断地在逃离与回归中挣扎，在离乡与返乡中突奔，矛盾与彷徨的心理形成了向迅散文写作中巨大的情感张力。
走进向迅的文学世界，我感到的是莫名的沉重与忧伤。当下文坛对他的同代人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印象判定，认为这代写作者普遍缺乏对道义的尊重和承担，作品流于轻浅浮华，实际上，由几位作家的评析替代了对代际特征的整体判断，只会造成对真相的遮蔽。向迅的散文写作，是流溢出这种整体审美规范的独特存在，他的散文篇幅普遍较长，他坦言自己偏爱大散文这种文体，只有它才能含蕴一种大气魄、大情怀和大境界，才能承载对大地的感念和对人生体验的深度表达。他渴望自由，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经常将自己放逐于名山大川之间，寻找大地的心灵密码。近年来，向迅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每到一处，不仅饱览美景陶冶性情，更沉迷于对自然景致背后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的探访。尤其是对鄂西山水景观的刻画，更是以触摸大地细节的方式，从泥土深处发现来自世界底部的力量。这些饱蘸着浓墨重彩书写出来的文字，伴随了一种思想的表达，使他的散文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在《家族的深度》中，由一只不知是何年代生产的陶碗作引子，他追溯了家族辉煌的昨天，为曾经“文武之道，张弛有度”的家族历史而自豪，并从中似乎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行的沧桑历程，“所有人的个人史叠加起来，构成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口幽深的历史之井发散出诱人的吸引力，不断激发向迅探究秘密的渴望，但让人沮丧的是，任凭他如何用力也难以走进其全部的核心，在历史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多么的微乎其微。在故乡消逝的原野上踯躅，或仰望黑暗中闪烁的星群，向迅常常陷入无尽的遐思，思索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思索生命的终极价值，他力图在与世界的默然对唔中，参透自然万物之中全部的奥秘。昭君出塞是大汉王朝“和亲”政策的重要举措，从中折射出封建时代皇权对女性命运的轻视与践踏，在《远去的芳魂》中，向迅既抒发了对王昭君命运的嗟叹与感喟，又对男权社会的痼疾作了不遗余力的深度批判。作为巴人的后裔，经世致用的荆楚文化深深地熏染了向迅的文学品质，培育了他可贵的担当精神，对历史和人生的反思贯穿于其写作之中，文学成为他向社会发声的有效方式。
向迅的作品，大致呈现了三位一体的审美维度：对乡土大地的感怀、对亲情的依恋，对家族史、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回望，它们互为表里，相融共生。他以负重前行的思想者姿态，怀揣着对文学价值的坚定信念，一路上或沉吟低语，或朗声高歌，奔赴遥远的陌生之地。他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思索的是乡土中国的命运，在对世情百态的描摹中，掩饰不住对社会丑恶的批判，踏勘文化古迹时，眼前却浮现出中国历史蹒跚行走的步履。每一次落笔，每一篇文章，都压抑不住思想的锋芒，锐利而耀眼，呈现出一种哲学的深度，一种刚劲的力道和扎实的重量感。甚至我觉得，向迅在散文写作过程中是没有假想读者的，他不哗众取宠，只愿面对内心的真实，以此表达对文字的敬畏。这种静态的沉思拒绝喧嚣，安详的外表下掩藏着狂涛巨澜，思想也往往在一刹那抵达了存在的彼岸。
（原载《延河·绿色文学》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