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普驰达岭以虔诚敬畏的心态进入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处，在灵魂根系的底部，寻找民族变迁的足迹，诗歌散发着浓重的乡野心绪。对本民族精神之根的追忆是他从事现代性学术研究的永恒动力，诗歌弥散着丰富的图腾幻象，充满了深厚的彝族文化内蕴，夹以极具先锋性的表述技巧，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阿索拉毅是年轻一代中优秀的彝族诗人，他的《诺苏列国略传》，以逼近历史细节的追述，提取出古国极具代表性的核心精神，如南诏国的“强悍”，大理国的“爱情韵味”，夜郎国的“无知”，古滇国的“智慧”，三星堆王国的“贵族气质”，白狼国的“乐典”等。简明的标签后面，充斥的是一段或漫长或短暂的风雨之路，充满着天崩地坼、风云变幻和茹毛饮血，其间不但有开拓者筚路蓝缕的艰辛，执政者励精图治的奋进，也有古国沉沦消失的悲壮和苍凉。诗歌让历史的气流涌进每一个诺苏子孙的血脉，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心理的印痕。彝族鲁娟的诗歌充满神巫的梦幻语言，言语表面萌动着隐秘的身体欲望，她以女性诗人特有的尖锐，潜入民族心理深处进行揭秘式写作，以女性角色、民族诗人的双重眼光打量世界，营造出深邃迷离的诗歌意境，内在精神指向了更为高远的境地。作为优秀的“80后”彝族女诗人，鲁娟把自己的衣袍之乡当作精神磨砺的血地，返回传统中吮吸母族的汁液，内倾式的写作将为她的诗歌飞翔蓄满腾空的力量。而更为年轻的彝族诗人沙也、吉尔色尔、吉洛打则和羌族诗人羌人六等，虽然接受了现代性的文化教育，但诗歌中的母语元素依然光鲜，他们并没有虚化传统，而是力求打通母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通道，让诗歌写作获得更强的精神穿透力。彝族阿苏越尔的诗歌简洁、干净，构思巧妙，语言精准，《这些年，想你》：“从心头打马扬鞭/辘辘而过/草丛中惊飞一只只云雀/不经意间唤起的回忆扑满天空/就像久违的诗行迎面走来”。彝族吉日莫铁《一只战败的豹子》：“经过一场激烈的卫冕之战后/伤痕累累地/它离开了故地/沿着一条以前的战败者的路/走去/而路的尽头---坟场/却远远地闭起了门/于是它选择了一块大岩石/狠狠地撞了上去”——何等的惊心动魄，与其屈辱地活着，不如尊严地死去，姓氏“吉日”是“离群之豹”的意思，隐喻了这个家族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藏族卓仓·果羌的诗歌几乎全是民族的元素：“我的骨骼镌刻着祖辈的遗训/我的血管流淌着马蹄的声音/我的双眼盛满芬芳的青稞酒/我的身上遍开迷人的格桑花”而且“我的左肩是苍鹰/我的右肩是牦牛/我的身躯是佛龛下那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民族意识深深地嵌入了灵魂深处。这几位诗人的写作，都体现出极为鲜明的民族特征。
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是辨别民族与身份的标示，孙谦以一个穆斯林的赤诚，在本民族语言的内部打捞起一串串华丽典雅、光彩夺目的言语词汇，认真辨析其内部的结构特征和意义指向。《穆斯林词》彰显出这个崇尚知识的古老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在今天仍具有的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泰雅族瓦利斯·诺干的《关于泰雅》，以一个婴儿的出生和命名为线索，展现出泰雅族诸多讲究的文化风俗，就文化人类学意义而言，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彝族嘎足斯马的诗歌充满着对母语文化被忽视和遗忘的痛苦，他对母族的情感寄托于一袭彝族的百褶裙（《百褶裙》），寄托于一声亲切的“阿妈”（《阿妈》），甚至寄托于自己的一个彝名（《一个彝名的重要》），因为这些烙着民族标示的物象，不致让自己在日趋民族大一同的社会中迷失了身份。因此，当他与年老的毕摩进行彻夜长谈后，他深深叹息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剥离的命运，其间的怅惘与哀伤，足以让每一个民族的歌者去体味。排湾族莫那能以残缺的身体写出人类最健康的思想，失明的双目透视的却是一个充满光明和温暖的世界，他的《恢复我们的姓名》，把民族的自尊与自重浓缩于一个具体的名字——这平凡的要求既隐含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信。
四、诗歌想象的神性思维
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与生俱来就要学会向天抗争，与自然搏斗，方可求得一线生机。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他们更多将理想诉求于虚幻的彼岸世界，在对天堂、地狱的想象性书写中，诗歌沿着形而上的路子，超越肉体凡胎的束缚，一直抵达灵魂的核心。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诗人安置焦灼破碎的灵魂，构筑起生命之源的乌托邦。民族诗人对外界最初的文化认知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心理濡染，如藏族的朝圣、转经，彝族的毕摩祭祀，回族的持斋等，禁忌繁多而神性突出，宗教的因子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在理想的王国甚至人神合一。这些仪式、行为的神秘性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精神，成了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而不可再生的写作资源。彝族柏叶的《我行走在火把节的夜色中》，写出火把节蓬勃燃烧的火把和喧腾的人群，让诗人迷失了回家的路，在他笔下，彝人将生命的激情尽兴释放，汇成歌与舞的海洋。《在大西山听彝族老人讲传说故事》一诗显示，彝族人把对祖先的想象凝聚成了史诗和传奇，他们从生至死，始终与传说为伴，尤其是创世史诗，在数千年的民族繁衍中，已渐渐演变为万物有灵的崇拜意蕴。无论是自然实景对想象的激发（《凝固在岩壁上的梦想》），还是后天的启蒙与教育（《怀念老贝玛》），彝族人都能在现实中找寻到神灵的影子，亲切体贴，可触可感。
藏族才旺瑙乳的诗歌溢满了强烈的宗教意识，那种不惜奉献肉体生命，也要“附着在岩石上/泥土不停地将我吸纳/喂饱苍生”，以求得精神重生的牺牲精神，显示出超拔、坚韧的力量。（《七朵莲花盛开》）藏族人把琐碎庸常的生活提炼成了哲学，思维常在人世与天国之间漫游，在人神共居的藏区，人与神常常不期而遇，每行走一步都可能会碰上神灵游走的影子，甚至在某一时刻，你无法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层世界。（茨仁唯色《化身》）在与大自然的对唔中，诗人会骤然生出个体渺小的卑微感，面对自然的馈赠，又怎能不流下感激的泪水？（旺秀才丹《仰望贡唐仓》）此外，维子·苏努东主的《西藏 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间》，写出了灵魂与肉身的纠缠。藏族王志国的《赞美》表达了坚韧的信仰，《在格尔登寺》则为自己无法融入先民的信仰而忧伤，在《那是我向神下跪的地方》中，神灵赐福的故乡，让诗人为之匍匐和膜拜，《月亮，我最远的亲人》，诗人把月亮比作亲人“跋山涉水，赶来爱我”，比作“母亲头上，那一根被岁月磨亮的银簪”“闪着微凉的光/千里迢迢从故乡赶来/照我”。这种深厚的宗教情结和家园意识，没有对故土的切肤感怀是无法体会的。同样，藏族瘦水的《脚印》，也为自己无法融入宗教氛围而感到恐慌，如同离群的大雁，有一种被隔离和抛弃的失落感。藏族云丹嘉措的《给水葬的知己》，还原了藏族人水葬的场景，在他心中，“知己”会在“某个晚上”，“学着祖先的模样/像鱼一样/湿漉漉地爬上岸来/敲开我紧闭的房门/找我渴酒”。常人不可思议的景象被诗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同与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话别，寄寓了藏族人灵魂不灭的信仰。
五、诗歌理性的思想批判
少数民族诗人身具民族歌者和智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倾情歌颂聚居地秀美的山河与绚丽的文化，一方面又对本民族愚昧落后的生存世相发出痛苦的疾呼，以一个在场者的敏锐直觉，对社会文化生态做出深刻思考与理性批判。彝族阿库乌雾的诗歌以散章的形式对社会物象进行解析，冷静尖锐的理性批判后面，涌动着智者的激情。土家族阿飞的《哭牛》设置了“牛”与“我”对话的场景，通过“牛”的叙述，让我明白“把生活嚼出味道来”的哲理，戏谑的语言暗含着生活的本质。土家族毛于贵的长诗《浮想石头》，在对石头的默然凝视中寄托绵绵的情思，延展着关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审美想象，从一方顽石中，掂量出了整个世界的重量。回族安然的《阿依娜》表达了对离开家园到浮华世界寻求生存的突厥女孩的深深惋惜。王怀凌的《另一些鸟儿》则以笼中鸟与林中鸟的不同命运，隐喻了因选择的差异而决定了在世界上存在价值的区别，有较强的哲理。
彝族阿卓务林的《龁》：“一名乞丐匍匐而前/一辆轿车戛然而止/在钢筋混凝土/提升的城市上空/夕阳红了几秒钟/旋即又被鹰翅遮盖。”——这是一幅惨痛的图景，在滋生着专制、龌龊和黑暗的社会，即使夕阳已渗出鲜血的汁液，也将被“鹰翅”旋即覆盖，遮住了生命的颤栗与呼号。他的《殇者》，写出卑贱求生的底层人注定不能融入以文明号称的现代社会，而其实在“闲散的云”所屏蔽的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垂死挣扎。阿卓务林的诗歌有一种让人疼痛的力量，他以个体心灵烛照世相纷繁，冷眼观世的背后，是对世界更深的悲悯和体恤。彝族黑惹乌基嫫的诗歌在常人心灵难以触及的地方，独出机杼，别具一格，在光艳十足的礼仪女子身上，她看到的不是人人赞美的靓丽，而是艳丽装饰背后人性的压抑与怪异，认为衣着光鲜的彝女“好比画框里禁锢的芭比/钉在历史的墙上/成为/美艳的牺牲品”（《彝女》）。同时，在“惊艳四座”的牛头漆器背后，她想到的是器物“因为空洞的眼眶/再也流不出思念的泪水/而黯然神伤”（《牛头漆器》）她专注的目光透过浮华的摆设，抵达人性的核心。藏族王志国的《大姐》，则是用一连串冰冷的数字，勾勒了“大姐”比数字更冷酷的人生遭遇：14岁辍学，15岁离家拜师，17岁谢师，20岁初恋，22岁失恋，25岁结婚，36岁离婚。在冷漠的数字背后，承受的是家庭暴力的残忍、母子离别的痛楚和不为人知的向隅而泣。在“大姐”人生的绚丽年华，遭受的苦难足以压垮一个正常人的全部意志，可这个“始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生活认错的女子”，却在“返回出租屋的路上/遭遇了车祸，而肇事车辆不知所踪……”诗人冷静的叙述抑制不住内心的沉重，撕开社会与生活的面纱，袒露出其狰狞的一面。
少数民族现代诗是中国诗歌方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们独特的思维、敏锐的触角，呈示了一块异质存在的诗歌世界，在题材拓展、意境营造和诗艺表现等方面，为现代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当今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竞争激烈、文化渗透更加深入的趋势下，挖掘和张扬少数民族现代诗的艺术特质，对于保持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留存本民族的文化记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原载《彝族文化》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