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运局贷款，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一来王有龄回到杭州，为胡雪岩洗刷了名声，信和“大伙”张胖子正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浙江海运局主管浙江漕米转运，是粮账公款使用的大户。乾隆年间，朝廷开始着手改漕运为海运。江浙漕粮改为海运，也就是将苏、松、太地区征收的漕粮交由海运局运往上海，然后由海道运往天津。由此，海运局也就接替了原来由各省粮道料理的漕运事宜。浙江每年要向京城供漕粮和专门用于二品以上官员俸禄和宫廷使用的白粳、白糯近百万石，全由海运局承运。对于信和钱庄来说，能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自然必有大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某一笔生意能不能赚钱到在其次了。有这两条，向信和商议借款，自是一谈就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20万两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办钱庄的第二个渠道，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渠道，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浙江官场逐渐加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料定王有龄不久一定会外放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自然有钱税征收、灾害赈济等各种名目的公款往来，公款往来自然要有代理。胡雪岩未雨绸缪，要先一步将钱庄办起来，到时候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照惯例，道库、县库公款往来不必计付利息，而款入钱庄，只要不误解送期限，自然也就可由钱庄自由支配。州县公款往来自然绝不会是小数，大笔的款项在汇划到账的时限之内周转那么一次两次，就可以赚来大笔的利润。这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他把自己的钱庄先开起来，现在虽然大体只是一个空架子，但一旦王有龄外放州县，州县公库一定由自己的钱庄来代理，那时解省公款源源而来，空的也就变成了实的。
就这样，胡雪岩先借王有龄的关系，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5000两银子，在与王有龄商量开钱庄事宜的第二天，就着手延揽人才，租买铺面，把自己的钱庄轰轰烈烈地开起来。
开张那天，一批名闻苏杭、富甲江南的钱庄业巨头都前来贺喜。他们出手“堆花”的存款都有好几万，而那些散放在柜台上的贺钱，更是难以计数。其余贺喜的同行也络绎不绝。钱庄门前车水马龙，直引得行人驻足观望。为什么杭州城一个小小的钱庄“小伙计”开钱庄会有这么大的风光呢?这全靠胡雪岩机灵地在了王有龄身上和钱庄“大伙”身上的投资所取得的成果。同行中都认为他是厚实、有信用之人。
由于胡雪岩在困难之中帮助了王有龄，王因此终生感激胡雪岩，王、胡的交情天下皆知。王有龄由于其自身确有才干，因此得以从一个穷书生，升至海运局主管，然后升为知府，后来升为浙江巡抚，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从镇一方。随着王有龄的升迁，胡雪岩的事业也如日中天，从钱庄到丝绸业、到当铺，虽然他本是安徽人，却在浙江扎下了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背后站着巡抚大老爷。应该说，胡雪岩能开创这样一片大事业，王有龄是首当其功的。
胡雪岩倾其所有，把毕生的赌注都押在了王有龄身上，这体现了胡雪岩“识人”的眼光，更体现了他敢于豪赌的魄力。
(二)贴心性格：打动人心最难，也最容易
该顺则顺．不可逆着亲
人的性格中常有两种因素：顺人心和逆人心。前者可以不费太多的力气，就能心想事成；而后者则往往是给自己找别扭。在胡雪岩看来，顺势一推，往往可以节省资金、体力和时间，立即获得赢利。胡雪岩善借东风，这是他张扬有形势力、从而游刃商界的一个性格绝学。
1862年2月(同治元年正月)，他初识左宗棠，左是新任浙江巡抚。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胡雪岩明白要在浙江这块地皮上赚钱，并谋求向外发展，当然需要与眼前这位“土地神”套上关系。因此，他便把受王有龄委托从上海采办来而因故未能运人杭州城的军粮军需当作谒见左宗棠的见面礼，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20年的密切合作和倾心交往。
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写联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可以说，他取得这样高的地位是他多年奋斗得来的。而比他小12岁的胡雪岩在他施展抱负、建功立名的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胡通过购武器、筹粮、筹饷，参与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的行动，在当时可是大清朝了不得的重大国事。胡雪岩还为左宗棠协理洋务，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宗棠以60多岁的高龄挂帅出征，与阿古柏等分裂势力逐鹿于西北蛮荒之地时，左的政敌冷嘲热讽，各省观望延缓，而胡雪岩精心选购西洋军火，奔走筹借洋款，在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件大事中出了大力。彼时彼刻，在左宗棠的眼里，胡雪岩恐怕已成了春秋时犒师救郑的弦高、西汉时输财助边的卜式一类的良商了。
胡雪岩为左宗棠效犬马之劳的结果，是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和倚重，且看左是怎样评价他的：
左宗棠在一篇奏稿中说：“江西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光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1864年4月(同治三年三月)，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胡雪岩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1878年3月27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致谭仲麟的信中说胡雪岩是他“依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
此外，据胡雪岩曾孙胡亚光《安定遗闻》记载，左宗棠曾对人说，浙江有奇才异能者二，一为本丙(1832～1899，字松生，世营布业，富于资财，有“嘉惠堂”藏书室，曾补集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著有《庚辛泣杭录》)；另一个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通过公事与左宗棠建立了私交。左宗棠于1881年(光绪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后，派差官护送侄女赴浙，先从南京搭乘轮船至沪，由沪至浙的船只，就托给胡雪岩照料，1883～1884年，胡雪岩濒临破产，还吃了官司，左宗棠从南京三次到上海胡雪岩住处探望。
胡雪岩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作为靠山，在总办粮台、劝捐、军火买卖、借款中上下其手，捞了不少好处，更重要的是，有了洋务派左文襄公的手下红人这一块牌子，他在商场更能左右逢源了。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胡雪岩就接受清军官兵的存款，这些钱财多是在攻城抢掠中得来的不义之财。如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所记曾接受胡雪岩资助的那位湘军营官在重逢胡雪岩时，说：“今我有资10万，皆得自贼(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诬称)中者，固不足告外人。”结果他的这笔浮财就成了胡雪岩开设钱肆的资金。随着战局的推进，“诸将既得贼中货多，而克城皆置局榷税，饷人亦丰，莫不储之光墉所”。到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捻时，“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后来，胡雪岩的钱庄开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显贵纷纷至胡雪岩处托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诉，他是同治帝的叔叔、光绪帝的伯伯。还有文煜，此人是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历任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到1877年擢刑部尚书，1881年做了协办大学士。文煜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他与奕诉还是儿女亲家(文煜的女儿是奕{斤长子载徵的嫡福晋)，他在宦海弄潮多年，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银号中存银就有70万两。此外，福州布政使沈保靖在阜康的存款有38万两。
胡雪岩经商的顺势法，重在为做生意奠定好的根基。
摸透人心，想着自己的事
在古代，精明的商人总是有多种多样的性格，他们有时舍利取义，有时舍小取大，不在乎今日之可取，而重于将来之大用。胡雪岩的性格绝学之一是能从大处考虑问题，做到先摸透人心，再想清楚自己的事。
在晚清；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尤其是在晚清 极其腐败的政治制度之下，吏治混乱、私欲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善打心理战，才能成为精明的商人。“能猜察别人的心理想法，是 做生意的一大奥妙。”这是胡雪岩的名言。
王有龄在胡雪岩的帮助下顺利完成调动漕米的公事，一下子在浙 江获得能员的称誉，很快就得到署理湖州府的美缺。按惯例他应该既 已得州府实缺，就应交卸海运局坐办的差使，但由于调动漕米拉下的 亏空一时无法填补，加上还有一些生意上的事务牵涉到海运局，王有 龄想暂时兼领海运局坐办。这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要得到抚 台的批准。不过，当王有龄向浙江抚台黄宗汉提出这个请求时，黄宗 汉却有意卖了个关子，对王有龄的请求只做了一个两可回答，却向他 问及阜康钱庄的情况，并提出要请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为自己代汇一笔 10000两银子的捐输军饷。王有龄自然爽快答应，说是只要抚台大人 招呼，给下钱来即随时汇出。不料王有龄话没说完，黄宗汉便端茶送 客，而对于王有龄兼领海运局坐办的事，也置之不理了。
这样一来，倒把王有龄弄了个云山雾罩，不知其理。
还是胡雪岩看得准。这黄宗汉原是一个贪财刻毒、翻脸不认人、一心搜刮银子而不恤下情的小人。浙江前任藩司椿寿，就因为没有理会他40000两银子的勒索，被他在漕米解运的事情上狠狠地整了一把，以致生路全失，自杀身亡。胡雪岩告诉王有龄，他在黄宗汉提出代汇捐输军饷的要求时给黄宗汉的回答，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黄宗汉哪里是要自己借阜康钱庄交汇捐输军饷?他其实是要借海运局的差使，勒索王有龄的银两，而且“盘口”都已开出来了，就是10000两银子。你王有龄不明就里，还在那里大包大揽，说是让他发下银子即刻汇出，你如果不是有意装糊涂，就是愚蠢，他哪里还会理你兼领海运局坐办的碴?
在胡雪岩的点拨下，王有龄恍然大悟，赶忙在第二天代黄宗汉交了10000两银子的捐输军饷。而事实上也真正是“药”到“病”除，10000两银子交出，他也随即得到兼领海运局坐办的批准。
黄宗汉为官极为贪婪，但他从不公然索贿，手下人要是不给，黄宗汉也不会发作，但是，往后可以另外寻个名目，修理礼数不够的属下。胡雪岩是好样的，他看出黄宗汉的德性，只有使银子买平安。
有了这次前车之鉴，胡雪岩对黄宗汉日后的索贿也就心照不宣了。办理漕粮事件之时，王有龄与胡雪岩一行前往上海松江府这趟差使出发之前，“浙江海运局坐办”王有龄提领公款30000两银子，作为路上差旅盘缠。其实，30000两银子当中，实实在在只有10000两用于差旅，其他两万两，则另有用途。胡雪岩事前英明指出，巡抚黄宗汉对钱财看得甚重，这趟出去，一定要给黄巡抚弄点好处，他要王有龄去探口风。
果不其然，黄宗汉暗示要20000两银子，所以，胡雪岩就要王有龄挪用公款20000两，一路带着，到了上海之后，汇到福建黄宗汉老家。
胡雪岩办事精明识趣，经常让长官心里想的得以实现，使得黄宗汉对他大开方便之门。后来胡雪岩在浙江的许多生意比如贩运军火，也是借助他的力量完成的。
然而，献贿也并非全都如此简单明白，送银子了事。对一些主要人物，比如朝廷大员，这要使巧计不露形迹地去做。胡雪岩不愧为这方面的高手。
胡雪岩在光绪七年三月来到北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疏通中央政府，同意由他向洋人借300多万两银子的外债。
刚到北京，他就面临两项需索。首先，左宗棠与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交好，醇亲王身兼朝廷禁卫军“神机营”司令，邀请左宗棠去看神机营操练，事情早就讲定了，但日期始终没敲定，说是要等胡雪岩到京之后，才能确定。
胡雪岩心中雪亮，知道所讲“要等胡老爷到京后再决定”，无非是说“胡老爷有钱，等胡老爷到京之后，带着钱去看神机营操练，看完之后由胡老爷放赏”。
第二桩需索，则与胡雪岩借外债息息相关。那时候，满人宝鋆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外交部长。胡雪岩想要借外债，“外”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关，而“债”则是户部的业务职掌。所以说，宝鋆一关一定要打通。
怎么打通，还不是送银子!问题是，胡雪岩并不认识宝鋆，总不能就这样带着银票上宝家去。胡雪岩本事大，经过打听，竟然探听出一条门道。
原来，北京城有个地方叫“琉璃厂”，专卖文房四宝、书籍、古董、字画，这地方到现在还有，还是经营这些行业。那时候，清廷满朝权贵无不视贿赂为当然，可是又碍于颜面，不敢公然行之。于是，就想出了变通办法，这变通办法，就是与琉璃厂商家挂钩，由商家担任贿赂中转站。
事情是这样办的：某人打算向某大员求事，求取某一官职，则先与琉璃厂商家接头，讲定以若干银两购买一件古董或一幅字画。接着，琉璃厂商家就到大员公馆去，取得古董或字画，拿回琉璃厂，卖给行贿者。行贿者买到古董或字画，送给大员；琉璃厂卖出古董或字画，获得银两，留下回扣与手续费，把剩下银子交给大员公馆。
所以说，就某大员而言，他只是把自家的古董或字画交给琉璃厂商人，商人卖给行贿者，行贿者又把东西送回大员公馆，某大员并没少了东西。另一方面，却由琉璃厂商号送来银两，某大员并没有直接收受行贿者银子，他只是收了古董或字画，总算是文人雅士赠送文物，并没沾上铜臭。这真是有意思，明明是拿红包收贿款，但就是没有直接收钱。
胡雪岩就是用这种办法，巧妙地送了宝鋆30000两银子，结果该大员在朝廷上拼命地说借洋债的好处，终于使这一事落实下来。
而胡雪岩办事的方式还不仅为送钱送物，他深谙衙门里的人的心思，拉拢手段也几乎到了无所不为的地步。
胡雪岩一行人抵达上海郊区淞江府之后，与松江漕帮搭上线，漕帮祖宗魏老爷子交代手下大哥尤五，一定要好生招待胡雪岩一行。胡雪岩那帮人，品流不齐，领头者是学官两栖王有龄，往下数，还有两个幕僚随员，一个姓吴，另一个姓周，都以“海运局委员”名义，随行办事。往下，还有听差高升，以及打杂下手。
为了照应这么一大帮人，胡雪岩心思缜密，分门别类，从大老爷王有龄到听差高升，全都安排做了一趟风月之旅。胡雪岩的手段就在这里，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分得清清楚楚，绝不龙蛇混杂。
由于胡雪岩深知那些“特殊人”的心理，而且总能投其所好，他的商业行为也左右逢源，得以顺利进行。
善于抓住不同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