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存在，在新中国，几乎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即使是如今一些青少年可能都已经不知道毛泽东是何方神圣了，但是仍然在毛泽东的影子中成长，因为毛泽东的诗词名句与他的语录名言已经化入了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中，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如，“只争朝夕”、“为人民服务”、“风景这边独好”等等，这是因为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往往都对毛主席诗词与语录熟悉到能背诵的地步，当然我也未能免俗，而天天读、天天讲的结果，就势必半强制地使之深入人心。后来我读《金刚经》，见到经文中鼓励信徒诵读，即使只是念诵都能得到保佑，何况书写，于是从传播学角度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被神化时，从上到下的狂热出版“红宝书”、言必称引语录、最高指示是符合宗教传播规律的。毛泽东作为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其影响绝对不只限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与毛泽东的价值观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我一向认为，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首先研究毛泽东，懂得了毛泽东，便懂得了当代中国大半。
启功先生在著书立说时，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他的思想体系还是相当传统或正统的，看不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洗澡”与洗脑等政治学习对他、的影响，如在《诗文声律论稿》中不随流俗，竟然不举毛泽东诗词为例，以至于中华书局有关的负责人以此为由予以拖延，后来启功赠以书作方得疏通，然而，书稿中仍然未举毛诗毛词为例。在书法方法，启功也从未言及毛泽东的书法。这种态度意味深长。对比一下，王力的《诗词格律》也是由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的，与《诗文声律论稿》是同一时期的图书，而王力的书中最主要的例证全是毛泽东诗词。谈古诗词格律而不以毛泽东作品为典范，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这已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认识或思想问题。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毛泽东被神化，在书画界，以毛泽东诗词为主题或为内容的书画印作品，成为时尚。《西泠艺丛》杂志在刚创刊时，以整本的篇幅集中发表的是国内各地名家以毛泽东诗词为题的书法与印章。傅抱石、陆俨少等画家更是大力创作毛泽东诗词的诗意图。这构成了中国六十七年代书画的时代主题。一时间，凡是书法，几乎都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因为保险。另外，一代人普遍认为毛泽东的诗词在艺术性上也确实是有很高审美价值的。
就我所见，启功似乎更喜欢书写自己的诗词或古人书论。评论包括批评固然是态度，不评论不批评其实也是态度——在特殊的社会时代环境里，有时最大限度的勇气可能就是不附和，也就是老子所谓“勇于不敢”。启功是有骨气与原则的学者，是在五六七十年代的狂热潮流中冷静而内心保持自己的看法的不合作者，这一点是非常难得而可贵的。
八股文的再发现
启功先生的学术成就之一，是对八股文的研究。专论《说八股》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迅即得到张中行、金克木等学界名宿响应，相继写出了《说八股补微》、《八股新论》，并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单行本《说八股》（1994年第1版）。
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的寓所，老先生指着墙边的书架对我说：这一书架全是八股的书，现在被外层的书和杂物挡在里面看不到了。可见启功是着意收集过八股方面的资料的，《儒林外史》马二先生之流的选本当有不少。
我从1984年开始从事报纸工作，新闻学常识有个概念“党八股”，尤其是评论类文章，往往就非得八股不可，因此，完全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我在80年代便对“党八股”的祖宗八股文感兴趣，虽然所见不多，然而却认真揣摩过，在撰写一些所谓正式文字时颇受益处。必须说明一点，近些年已经根本没有八股高手，所谓党八股，哪里够得上八股文的边儿？
康有为梁启超是新闻史的重要人物，记不得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康有为被称为“康圣人”，其实是因为擅八股文，时人誉为“八股圣人”，而他自己删掉了“八股”二字，便成了“圣人”，后人不知来龙去脉，便糊里糊涂地也跟着叫起了“康圣人”。才高见嫉乃世之常情，据说殿试时主考官不想让康出头，私下串通将考卷最优者贬置末等，发榜后方知被贬者为梁启超——康有为的弟子也，可见主考官不是没眼光。
话回到正题。八股文作为“出土”文物重新受到关注后，辽宁教育出版社又约张中行先生出了一本《闲话八股文》，我这里用的是“出”字而非“写”字，因为除了《开场白》，其余文字都是由刘德水先生代笔的，在《开场白》中，张中行讲了自己在80年代曾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们讲八股，并印了讲义《八股文示例》，又提到事后才知道还有专家在谈八股，其中北京有启功、王凯符，上海有邓云乡。
八股文在清末以前是常识，凡识字的基本都知道，而在“文革”后成了近乎失传的绝学。中国的学术界从事著述有个局限，便是不注重同时代研究成果与资料的收集，我就遇到不止一次，自己的观点或材料被人抄去或引用，在同一研究领域、同一题目，发表有明显的先后之分，竟然后不知先，这就是中国文化学术的现状。不得不指出的是，启功先生的学术论文，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以《说八股》为例，没有引述或言及同时代任何其他学者在这一题目上的研究。这当然不是为了掠美，而可能是确实不知道。毕竟八股文这样的大名头古董，人人都得以想到重新研究一番，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以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古典研究的规范来衡量，用《南史》
“陶弘景传”的话是“一事不知以为深耻”，肯定不是什么值得效法的优点。
客观地讲，在“文革”后，邓云乡对八股文的研究，论篇幅是最长的，论时间是最早的，在当代八股文学术研究领域，是不可不提的。
周作人《看云集》有一篇《论八股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重新认识并研究八股文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振聋发聩地指出八股文是研究理解中国传统文学乃至文化的关键，是中国文学的结晶，集中了骈散诸体文章的精华，因此如何重视都不为过，端的是真知灼见。知堂老人甚至建议在大学中文系将八股文列为必修课，可惜至今仍只是空谈。
在这篇写于1930年的文字中，有一句“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见开明出版社《看云集》）这是一条重要的语源学资料，可见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发表的名篇《反对党八股》，所用的“党八股”一词是出于国民党元老那里。类似这种词汇语源对比，我曾经整理过若干，其中透出的信息颇为发人深省。
启功的专长与成就排序
启功有个自我评价：中文教学第一，画第二，字第三。
黄苗子先生是启功的至交，、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编《法书要录》而领教了启功先生书学功力，所以，多次为文予以揄扬。他曾在文章里写到：“启先生自幼喜欢绘画，他的国画功力深厚，由于学问修养深，下笔自然高绝。早年作山水，晚年爱画朱竹窠石。但因害怕像写字一样因此得名，又背上一身画债，所以深自韬晦，不欲人知。”（见浙江文艺出版社《黄苗子艺术随笔》）这是同行过来人的体己之言。
在中国历史上，书画不分家，而画尤其是启功先生所喜欢的一路细密文人画，所需时间精力要远较同尺寸的书法作品为多。在中国，自古书画家就做不到完全市场化，不可能只卖不送，而面向求索不得不应酬时，能以书法打发，就肯定不会用画打发。这种情况很普遍，一些画家也往往会以题字或书法来应酬，原因就在于比较省时省力省心。
同时兼擅书画的名家，几乎都宁愿向书法倾斜。启功先生是这样，王学仲先生以及同样得享大名的刘炳森先生都是如此——后两位甚至是科班美院出身，书法只是自修，而阴差阳错，世人多知其书名，而不知其专业实际上首先是国画。启功也曾遭遇出书难
美术类图书尤其是个人作品集，从80年代迄今，都主要是自费出版，只有少数极幸运的作者能得到不但不交钱、甚至还能拿到稿费或版税的优遇。
启功先生去世后，出版了一批图书，显然，这些大都是本版书，也就是不需自费或赞助。事实上，在启功先生最后几年，已经不再为出书而犯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好光景老先生没享受几年。
我之为文与著书，总是喜欢拉杂、四不像，在新闻传播专业著作里会讲到书画，而在美术类书与茶学书里又会谈到新闻传播。有人告诉我，在我2002年出版的《中国媒介前沿》提到了启功先生，内容就是针对出版界的不正之风，原文如下：
“启功老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在国内出版的题跋中对出版社表示感谢，不经意地写道‘只收工本之费’，呜呼，启老以八十一岁高龄，书法泰斗之尊，所出之书，竟需要自己赞助工本之费，这可以说是中国出版业的耻辱！”
这可能是国内最早揭露美术图书出版潜规则的文字，也是对启功先生的作
品出版情况的一条客观记录。《论书绝句百首》后来不止一家出版社印过，已经成为书法专业图书中的名著，换句说话，作为一本书，内容质量以及市场都是上乘的，因此，当初对这样一部书稿、启功这样一位作者，仍然提出要收工本费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要么是打了眼，要么就是黑了心。想来当事人该还在，事情过去也才十来年，回想一下，问心有愧否？
古人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很多诗文感慨，其中有两首小诗，不知启功先生曾经书写过没有：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待到凌云始道高。”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识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前倨而后恭，人情之常也，想来启功先生一生见过不少这种场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