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与表扬家：关于作者的立场与视角
从1957年反右运动、特别是“文革”以后，文艺批评敢言直言的风气为之一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艺术市场的形成，艺术批评更是整体蜕变为艺术表扬，在美术界，除了个人恩怨与团伙帮派的斗争会有剑拔弩张的批评（其实只是大批判）以外，一般情况下在报刊与图书中，顶着美术批评的名义的已经基本上全是美术表扬了。中国没有了美术批评家，只剩下了形同广告文案的美术表扬家，这是一大怪现状，也是一大悲剧。
美术批评家应当站在学术立场，跳出利害关系，不靠所写的文字从被批评者手里换取报酬，也不用所写的文字报复打击以泄私愤，对所批评的人或作品完全是出自独立的见解与观点。这样的美术批评，无论是赞美还是贬斥，都不失公允、客观、理性、超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良知与良心。不盲从，不附和，不应酬，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是我从事美术批评的原则。古诗有云“调与时人殊”，这其实并不是有心标新立异，而是本来的正格即当如此，只是社会风气污染严重，反而使清者显得与众不同。我本人与启功的关系，只是一个学者或美术报刊出版人、编辑与学界前辈与书法名家的关系，我不是启功的学生或弟子，也谈不上是忘年交，不是启功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只是他的欣赏者与学习研究者。我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公正客观的——而在启功生前生后，凡是写到他的文章或图书，几乎全是一边倒，以至于我在动笔评论启功时，不由要考虑是否会因为没有一边倒、而是有保留地欣赏而引起误会。古训有云：“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国现在缺少的正是谔谔之士，余虽不敏，天性未能从俗，正所谓无欲则刚，我之于启功先生，无恩无怨，只就学问论学问、就艺术论艺术，所以还是一吐为快，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必像某些启功的学生或弟子那样在公开场合永远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评论可能多有谬误，但是却表里如一，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教。如果有人觉得不正确，尽管批判。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是启功先生六十六岁时撰写的墓志铭，在报刊与图书中传播甚广，成为当代达观名士的一段佳话。人们都欣赏这种自嘲的冷幽默，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领会，按照古今中外的传统，一个人的墓志铭要么是自我总结，要么是自我评价，总之都要与生平相符，不会完全是玩笑。启功也不例外，在墓志铭中固然有自谦与自损之处，但更多的则是客观写实，倘若我们句句当成真心话来看，因为全篇不仅没有笑意，简直字字是泪！然而，世人还是更愿意曲解或误读这篇墓志铭，这是社会风气使然，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沦入喜剧小品的时代，远离了悲剧，远离了严肃的思考。
启功是个传奇性人物，而古往今来凡是传奇人物，都会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身世与经历。对于启功，公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他的学问、他的书画、他的鉴定以及他的师友、他的为人处世，无不津津乐道，可以说，从80年代开始至今，在书画文物圈与京城文化界、教育界，特别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是个很多人都喜欢谈的话题。启功其人、其学、其艺，为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谈资。这一点，可从他去世后涌现出的大批回忆、传记性的图书与文章反映出来。
启功不同寻常的身世，跨越了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日本占领直至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到改革开放等错综复杂、变化剧烈的各个历史时期，历尽沧桑，旁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及对他的经历的了解，就很难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因此，启功在成名后，也即80年代以后，其实是个最多被人误解的人，他的名气太大，对他的误解也就最多。。概括起来，启功最容易被人误解的，有六个问题：
误解一：启功是失学青少年，靠自学成才
“中学生，副教授。”这六个字成了启功的标准照，以中学生而进入大学执教，这是传奇经历。“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极难极高的考试门槛把百分之九十几的考生拒之千里之外，自学成为全国性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启功就成了不上大学同样可以成为大学教授（事业有成）的样板之一。
但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要成才，是不可能完全靠自学的。启功只是没上大学而已，他并非自学，他的老师都是极一时之选，学画能拜在吴镜汀、齐白石门下，可见不是一般城市里的贫苦孩童。进而言之，在1949年以前，从皇室开始，权贵富豪的子弟大都不肯入学校读书，而是聘请私人教师，末代皇帝溥仪就是例子。与启功同是书画鉴定家的徐邦达，也没上过学校，而是在家里跟名师学。
青少年能够请到或拜到名师，无疑与个人天赋与才能关系不大，主要靠的是家庭背景。启功是典型的八旗子弟（此处没有贬义），虽然家道败落了，但是祖荫尚在，准确地说，他的祖父结交的官员与文人，在社会上还有很高地位与影响。
启功以中学生学历到大学教书，完全是陈垣慧眼识才。陈垣之特别青睐启功，在才学之外，还有回报故人的因素。皇城根下的子弟，与外地的平民百姓子弟，在这点上是无法相比的。陈寅恪、钱锺书都是出自名门，在这点上何其相似。
误解二：启功主要是书法家
启功的专业是大学中文专业教师，他过去最向往的是当画家，他与书法的关系，只是他作为书法家的名气最大，其实，他更多的是书法学者。作为书法家，启功自己反复讲过，天性并不善书，虽然后来发愤学书，然而其造诣与成就，可能自己也并不满意。社会上常有人推崇启功是书法大师，正如外行传媒把季羡林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这是善意的赞许，但不是科学的评价。盛名之下，启功字体甚至成为电脑中字库中的一种字体，由专业公司开发设计出来。当代书法家中，此前得到这一待遇的是舒同，舒体很早就成为电脑里预设的几种美术字之一，广泛应用。不过，由于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字体开发也像Dv一样，只要有资金、有卖点，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字体设计成电脑字体，影视娱乐界明星就有这样做的，而且还成为炒作的题材。
中国的书画家，“文革”以前还是有标准、有门槛的，因此名下无虚士。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浩劫造成的书画传统的沦丧，造就了很多徒有虚名的书画家，而人们只认头衔与名气，根本不懂书画，这本身更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所以，最有名的书画家，不乏其实根本没多少水平的俗手与低手，而随着年龄与名望的积累，在书画界的地位与名气渐渐地变为既成事实，可以倚老卖老，似乎越老越值钱。这种畸形现象，已经让书画界有识之士为之郁闷久矣，以至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以退出书法家协会相抗议的书法家，如吴丈蜀。
对启功先生一生的成就进行全面评价，恐怕还是他的墓志铭更为符合事实：教书育人是他最大的成就所在。在书法领域，启功的贡献在于书法理论与书法教育，他所主编的几种书法教材，与其他教材相比，要更简洁而扎实。
误解三：启功牌匾写得好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是世界上启功题写的牌匾最密集的地方，不大的校园里不知有多少学院、研究所乃至一般高校内都有的附属设施都挂着启功的牌匾。北京师范大学有史以来不乏大师泰斗，论学问与成就，坦率地说，启功并不是名列前茅的。就是在书法的学养与艺术成就方面，也还有不止一位名家。但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却很少能见到其他著名学者与教授的题匾，到处都是启功的字。
启功的书法娟秀，宜小不宜大。即使是写擘窠大字，启功所用的也是蝇头小楷笔法，因此，一旦放大，骨力便显出软、松、懈，与中国传统牌匾榜书所崇尚的厚、重、黑，完全不沾边。启功先生一度提倡书法使用简化字，而且也一再用简化字题写校名等牌匾，这在响应政府语言文字政策上固然是积极模范，然而，书法与简化字本身似乎很难兼容。在启功亲笔题写的牌匾中，又以使用简化字的最为不和谐。
在书法文化常识不普及与书法审美标准杂乱无序时，这样的牌匾当然不比大量的官员题写的牌匾更差，不过，如果以之为最值得敬仰或效法的书法典范，则实实会误导正处在学习阶段的青少年。市面上很多启功题写的牌匾，只说明启功的书法家名气大，慕名求匾的多，并不意味着启功善于写匾，甚至不意味着启功的书法好。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所见到的启功题写的牌匾，就都不算精彩，甚至可以说，在艺术水平上很一般。同一人所题的牌匾如此高密度，一方面反映启功先生德高望重、校内各部门都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如今社会风气的过于一边倒，不避雷同，而且没有严格的标准衡量取舍。极而言之，这一现象从侧面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趣味荒漠化，人云亦云，没有分寸感，一窝蜂直到臭了街。
以启功先生对书法的精研造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洞悉，当然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写的牌匾在本校太多并不合适，然而或者是关系太熟、无法推脱，还是题写了。
误解四：启功是国学大师
国学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以经史子集为核心，在专业上大概涵盖高校中的中文、历史、哲学、美术、音乐、戏剧、中医、农学、园林等领域。国学以小学、经学为主体，诗文为辅翼，余项则为须尾枝节。所以，自民国以来有国学这一说法之后，世所公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章太炎，都是以小学、经学立基，而又兼及诗文。
所谓大师，必须是同时代同领域最杰出者，还得能与前辈大师比肩而立不遑多让。大师是跨越时代的，每个大师都是永远耸立在人类知识文化的王国里的高峰。
在这个意义上，进入21世纪，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学大师的。因为只是在同时代出类拔萃而无法与前人相提并论，则不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议。启功无愧国学学者或国学专家甚至国学权威的称号，但是，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对他恐怕还是太沉了些。
启功先生毕生所从事学术研究，几乎都有其他学者的同题著作，在开创性与独创性上，可以说并没有迈越群伦之处。
启功先生在国学意义上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大概就是收在《汉语现象论丛》里诸篇，其中包括《汉语声律论稿》。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汉语言文字学界，启功先生的这些文章或著作，一直是少有反响的，也少有人引用或评论，倒是在汉语言文字专业领域之外的书画界，有若干评论与引证。这种情况启功先生自己在书中都明确写出来了。
学术评价是极专业的事情，尤其是高层次的学术成果，真正有资格评价的也许只有不多的几位专家。显然，启功先生不能被认为是有巨大影响与成就的语言文字学家。相比之下，在中文系的语言文字专业，与启功在治学领域有着重合之处的王力先生，在词汇学、诗歌格律学等领域都有专著，影响无远弗届，学界公认，非徒虚名。
误解五：启功先生命运多舛实际上，启功称得上是少有的福将，从民国到去世，除了曾被打成右派以外，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磨难。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启功先生多次自称是靠抄写大字报练的书法，号称大字报体，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够长期抄写大字报，显然就不是运动的打击对象或目标。他也曾面临过抄家的危险，大兵压境，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是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只是被阶段性查封而已，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启功先生后来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所以，当我向他请教陈垣先生当年是否通读过二十四史时，启功先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通读二十四史也是很平常的事的意思，轻描淡写。中华书局的借调，在启功一生中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他后来的《诗文声律论稿》与《启功丛稿》能够在中华书局出版，奠定了他的学术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晚年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决定因素。
在举国焚书坑儒、停课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环境中，连钱锺书这等超级读书种子都落到只能在河南、湖北乡下干校天天啃一部《辞海》的地步，而启功却可以从事整理正史的工作，这在全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极个别的幸运例外。启功先生到了晚年更是众望所归，先是国务院文物鉴定小组组长，后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声名天下闻，中央文史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极有地位的荣誉职务也都一一被兼任。固然是启功先生才学实至名归，但也折射出来国已无人的严酷现状。
误解六：启功先生笑口常开是好好先生
启功先生人缘好，也喜欢开玩笑，平日多是笑眯眯的，不过，他是外圆内方，在性格上有刚的一面。
徐邦达与启功先生是书画鉴定的老同事、老朋友，徐邦达2001年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书画展，启功先生特意冒雪乘车前往，可见二人关系；2003年徐邦达艺术馆在海宁开幕，现场展示并朗诵了启功特意创作书写的贺词，我当时在场，事后启功先生对我说起那首词的内容与所指，我才明白其中不光是祝贺。
原先一度有过“启功不打假”的美谈，而且在很多场合启功先生说过“凡是写得好的就不是我写的”之类的趣谈，但是在最后的岁月老先生却打起了官司，对拍卖行里有人公然造他的假牟取暴利拍案而起。其实，启功先生的前后言行，并不对立矛盾，不打假时，是因为启功先生认为某些搞字画的人混不上饭吃，仿临他的字蒙几个钱花，他认为怪可怜见的，都不容易，所以一笑置之。后来打官司，则是因为世风曰下，人心不古，造假已经不止于是为了谋生，而是要发大财，若再容忍，就是纵容犯罪！对于弱者可以同情谅解，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无君子不养小人”，而对贪得无厌的强盗，则“是可忍孰不可忍”。启功先生是很有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