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最有价值的访谈录
原题目叫《“名记”和“庸记”》，又恐怕读者说我太尖刻，便改为现在这个题目。“名记者”和“庸记者”，确有天壤之别。当然，把曹鹏称作记者，实在有些屈尊降贵，因为他首先是学者、是美术评论家、是画家与鉴赏家，只不过他在做书画家系列访谈时的角色定位是提问者与记录者而已。
数学家陈景润如果没有名记者徐迟为他写的那篇报道，他的名气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大；如果改为一个庸记者为他写报道，也许会引起大家的反感，甚至会降低他的声望。徐迟虽然是大手笔，但如果没有陈景润这样卓有成就的不凡的经历，他也很难写得感人。名人需要名记者采访，才能相得益彰。近读曹鹏先生的《启功访谈录》，感慨尤深—好久没有读到这样优秀而有价值的访谈录了。
启功先生是名人，我历来对他很尊重，读过他很多文章，印象是：做学问很实在。我在学生时代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文物》杂志上，和启功先生商榷。如果是一个我看不起的学者，我根本不会和他商榷。
但后来我看了许多记者写的《启功采访录》，对启功的印象，反而不如以前好。一是他讲的问题都很简单，没有什么价值；二是他吞吞吐吐，不敢正视现实，不敢直率地臧否人物；而且从他的谈话中学不到什么知识，也了解不到他所经历的时代的人和事的真实情况。但读了曹鹏先生的《启功访谈录》，印象都改变了。在这篇访谈录中，启功所谈的问题都很有价值，都很深刻，而且他批评人物都很直率，更准确。他讲出他所经历的真实历史，对读者都很有启发。比如他说：“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研究《再生缘》——就是不念《再生缘》对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批评周怀民：“后来，他到美国给哪个总统画葡萄，又自称‘周葡萄’。这个说法太没有意思啊。‘人家说’就是自己说，我画白薯，就说我是‘启白薯’……”另外对徐邦达、谢稚柳都有直率的批评，也道出了很多内幕。这和印象中的启功不一样。至于文中谈到很多真实的历史以及传授很多知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问题是启功先生这次为什么谈得这样好？而以前谈得又太不尽如人意？我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采访者的水平和知识面决定了被采访者回答的心情和深度。如果是一个浅薄的人去采访，甚至问一些无聊的问题，被采访者能有兴趣回答吗？他知道的问题采访者不问，他能硬讲吗？笔者写这篇文章前，看到电视上一个女记者采访一个十分有名的画家，她问：“某某某比你年轻，但名气反而比你大，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接受采访者被问得十分无奈，甚至哭笑不得。接着这位记者又问：“你成名比某某某早，但你的画价现在反而没有他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看到被采访者心情骤然不好，他能怎么回答呢？他不停地摇头，连说：“没什么，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如果记者什么问题都不了解，对有关文化背景都不知道，又能问什么问题呢？笔者也经常接受记者采访，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如果遇到一位高明的记者，是越谈越想谈。
曹鹏博士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知识渊博，他问的问题本来就有价值，被采访者也就乐意回答，回答的问题也就有价值。根据回答的内容随时生发，就更需要知识面宽广。例如，曹鹏问到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如果没读到这几本书，又怎么问？又如谈到英敛之先生，曹鹏马上就说：“是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问到《启功丛稿》中的“南北宗”问题等等，如果读书不多，也就无法问。还有启功谈到“元代的也里可温就是天主教，还有摩尼教、火袄教等。”如果问者不懂，也无法交谈。问者讲得投机，问得，高明，被采访者也就有兴趣，越谈越想谈，访谈录的价值自然也就高了，也就给后人留下不可多得的史料。曹鹏对书画界前辈的系列访谈录，无疑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美术史料与文献价值，成为研究现当代书画家与美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我所认识的书画界前辈都非常愿意接受曹鹏的访谈，而且对曹鹏所做的其他名家访谈录也都颇为关注。对于记者的事业来说，这恐怕也是相当难得的一大成就，也是美术报刊出版界的编辑记者们可望不可即的。
“庸记”的采访会使名者不名，“名记”的采访会使名者更名。曹鹏这篇《启功访谈录》是我读到的美术界最有价值的采访录。我希望曹鹏能够尽可能多做一些文化界美术界名家访谈，多给后人留下一些难得的文化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