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索米娅回到东京后，接到了科特奥打来的电话，要她立刻去横滨。
索米娅放下电话立即赶赴横滨市，因为她听出科特奥上校非常激动，也许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她。
科特奥一见到她，就拥抱起她，并亲吻了额头一下，说道：“亲爱的，祝贺我，也祝贺你。”
科特奥将一份德国大本营发来的电报递给她看。原来是希特勒发来的电报，任命科特奥为德国军队驻日本观察团全权大使，军衔提升为少将。以前，科特奥只是海军观察团的负责人，现在是德军陆、海、空三军在日本的统帅。这个级别和德国驻日本大使是相等的。二战时期，德日两国为了军事上的联手合作，除了互派大使外，还派出军事观察团，实际上是共同商讨军事计划。
索米娅说：“亲爱的，我祝贺你。”这也是索米娅全心全意帮助他的结果。
她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一天，这样她就会从科特奥手里获得更多的情报。但是她表面上不露声色，而且还热情地帮他起草了向希特勒表示愿意接受任务和效忠的电报。
这是她两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
科特奥说：“亲爱的，为了我们俩人能长久地在一起，我已向陆军参谋总部提出申请，希望你在军事观察团任驻东京的专职上尉新闻官。”
索米娅想了想说道：“亲爱的少将，非常感谢你的提携，但我是自由惯了的记者，受不了军队纪律的约束，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索米娅并不是故作推辞，而是担心这个新的职务会引起盖世太保的重新审查，那她的伪造的德国籍履历就会出现乱子。作为一个杰出的女间谍，越是富有诱惑力的职务，越要千万小心。
科特奥以为她嫌上尉这个军衔小，便有些不悦之色，说：“我也知道，小小上尉是太小了。但是我尽了最大努力。
连布格尼茨将军也出面说了不少好话。可是陆军总部的那帮饭桶就不通情达理，硬是只发上尉军官证。只好委屈了，亲爱的……”
索米娅接过黑皮的军官证，连照片都不知何时弄上去了。上面写着：卡拉·索米娅，女，二十八岁，德国维也纳人，德国驻日本观察团上尉。
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盖世太保根本无法插手陆军参谋总部。既然如此，她当然乐意，有了这个身份，索米娅就更好行动了。通过科特奥的一番说服，她穿上了德军上尉的女军官服装，还配备了一支左轮手枪。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一次公开场合的记者招待会上，索米娅故意攻击、讽刺一位苏联驻日本的女记者，两人还动起手来。这条新闻界的丑闻又通过科兰·普林顿写的文章《苏德女记者东京大“撕杀”纪实》发在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报》上，大部分德国人及在场的人都坚信索米娅是个顽固的纳粹分子。
卡拉·索米娅成为德国军事观察团的官员后，这个集团的全部绝密材料都经过她的手。这个军事观察团实际上是个大的间谍机构。这样，索米娅就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日本间谍在苏联的活动情况。
当时，日本与德国已经秘密签定了反苏条约，经常互相交换苏联的情况。科特奥派往苏联的间谍，经常是还没有展开工作，就被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抓获。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索米娅，而是认为那些人全是笨蛋。
在东京，德国人交换情报是由大使的武官布鲁特到军事观察团去，而上尉索米娅也会恰好出现在军事观察团的办公室。于是，德国国内的各种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通过她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
有一次，布鲁特遇到索米娅，他也为索米娅的姿色所倾倒，非常愿意和这个漂亮的女人聊天。那一次，布鲁特刚好正从日本陆军总部回来，他对索米娅说：“中苏边界有好戏看了。”
索米娅若无其事地说：“会有什么好戏，苏日不是签定了友好条约？”
德国大使馆武官说：“日本人是不相信条约的！告诉你吧，关东军的一个旅会在那里惹事生非。这些日本军队才不管什么条约不条约。”
索米娅感到事情重大，当晚就将电报发到共产国际总部，可惜没有引起苏联军方注意。过了五天，关东军的一个旅真的在中苏边境上挑起事端，借口追逃犯，冲过了国界，打死一些苏联士兵。
苏军急忙从北部调来一个师，关东军才撤退，但是苏联人却失掉了面子，只好通过外交途径臭骂日本政府一顿。
正当“红玫瑰”小组紧张地工作时，一件意外事故差点毁掉了这个国际间谍机构。
那是1940年8月10日，索米娅从横滨的德国军事观察团回到东京，根据得来的情报，希特勒已经准备放弃攻打英国的“海狮计划”，而正在制定一个向苏联开火的军事计划。
11日晚，索米娅准备将这个情报发往莫斯科。然而，当她经过一家大饭店时，被布鲁特和他的手下们拦住，一定要这个女人同他们喝酒。这些人全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是索米娅的情报来源。此时，她的怀里正揣着发往莫斯科的密码。
她不愿意和这些德国人喝酒，但又不能使他们不愉快，只好陪着喝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和总部联系的时间就要到了，而德国“朋友”还不准她走，密码就在上衣口袋里，稍不注意就会被这帮德国间谍发现，那就心血白废，连性命也保不住了。
她终于找了一个理由离开了这帮醉鬼。她对他们说：“我明天还要去横滨有急事和科特奥少将汇报……”
一个武官听了后，哈哈大笑，说道：“是不是……在床上……汇报？”
女上尉听了以后，怒火冲天，“啪”地一记耳光打在这个醉鬼的脸上。其余的人看见上尉发了火，也就不敢吱声了。因为时间紧急，索米娅只得向布鲁特借来他的摩托车。
夜晚的东京，凉风习习，除了那些妓院传来一阵淫乐与笑声外，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索米娅跳上摩托车，旋风一般向前飞奔。街上空空荡荡，没有任何阻拦，摩托车向射出的箭一样向前方射去……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刚到一个拐弯处，斜里冲出一辆飞速前进的小车，刹车已经来不及，索米娅惊叫一声连人带摩托车倒在地上。
还算幸运，小车司机刹车迅速，只撞到挡板上，饶是如此，还是将索米娅撞得头昏脑胀，不省人事。
索米娅失去了知觉，浑身上下剧烈疼痛。小车的主人见出了车祸，立即将她送往一家医院。到了急救室后，索米娅醒了过来。她一再坚持要她的丈夫科兰·普林顿来医院后她才上手术台。
医院只好通知普林顿。普林顿正焦急地等待她回来发电报，却接到了她受伤住院的电话，大惊失色。
倘若遇到警察过问车祸，那她身上的密码岂不暴露无遗？普林顿立刻发动汽车赶来。真是侥幸，科兰·普林顿的车刚停好，日本警方的车就开进了医院。
这时索米娅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头部和身躯开始肿胀，眼睛睁不开，只有头脑还保持一丝清醒意识。
科兰·普林顿俯下身子，轻声对她说：“亲爱的，怎么样？”索米娅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有费力地睁开双眼朝上衣口袋里望了一下。科兰·普林顿立刻会意，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全部密码和情报。
索米娅被送进手术室抢救。日本医生对伤者坚持要等家人到来后才上手术台的做法颇感奇怪，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科兰·普林顿回家以后，立即将电台和照相机转移到桑林正平处。不一会儿，日本警察果然来到了他们的住宅，到处查看，直到检查了所有房间后才回去。
在桑林正平的房间里，科兰·普林顿将索米娅搜集来的情报及时发往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索米娅的伤势非常关注，来电表示慰问。
不巧的是，桑林正平的住宅靠近闹市区，这次的电波被日本反间谍局监测到了，但是他们认为是在海上的某一条船上发的。因为这个神秘的电波前几次他们已监听到，而这次又换了新的发报地方，所以才作出如此错误的推测。
索米娅手术情况很好，来探望她的人很多，特别是军事观察团的科特奥少将，几乎每隔几天就来一次。而远在德国的布格尼茨将军，也发来电报表示慰问。
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布鲁特也经常来看她。他知道索米娅的车祸是因他而起，所以格外殷勤，更怕她向德国大使说出真相。为了讨好索米娅，武官把一些日本和德国的军事机密当作笑话讲给她听，以博取她的欢心。
科特奥经常打电话来，向她通知军事观察团的内部情况。而她的丈夫科兰·普林顿则在探望她的时候，又把这些情报记下来发往共产国际总部。
卡拉·索米娅住了七十天的医院，但是照样搜集到了许多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