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市井文化十分发达，青楼文化也十分繁盛，市井与青楼，作为官员们休憩、私下会谈的场所而繁荣。作为政坛的后院，市井和青楼中流传下来的有关政治的逸闻与趣事，成为我们透视大宋王朝的反射镜。
青楼天子风流臣
宋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小官小吏都沉浸在宴享淫乐之中。当时官府有官妓和营妓，士大夫家有私妓，声妓之乐已成为上层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徽宗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而太学生流连坊曲，招妓侑觞，风气颇盛，视唐代进士游宴，似更为猖狂。此都乃为历史之创举。
青楼天子：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
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也拉动了娼妓业的兴盛。宋代立国之初，宋太祖曾经号召大家“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结果这一政治导向正逢宋代商业大潮的勃兴，加之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不禁夜市、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楼酒肆——娱乐业的繁荣。而娱乐场所则养着大量的歌妓舞女，她们的顾客很多都是宋代的士人大夫。可以说，宋代的经济大潮被称为“花潮”也不为过。
徽宗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1100年）即帝位，54岁去世，在位26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娶英宗之女蜀国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个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就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亲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年）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于是，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说起宋徽宗，就不得不提起章惇这个人物。章惇其人在宋史上名声并不好，但他对徽宗的评价可以说是识人之语。章惇从开始就反对端王即位，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
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徽宗即位后果真以他的实际行动为章惇的话进行了最好的注脚。章惇能预测到后果，却无法制止轻佻的端王当皇帝，这未免不是大宋王朝的不幸。
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大兴“党狱”，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京，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靖康之难中为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囚。
青楼歌妓繁荣了宋词文学
词的产生从开始就和歌唱分不开，通过演唱推动了词的发展。而大量的歌者是妓女，由于封建社会里歌妓一直属于最低层次的“贱民”，因此，人们很少注意到歌妓的这种作用。然而这是极不公平的。
从宋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小官小吏都沉浸在宴享淫乐之中。当时官府有官妓和营妓，士大夫家肴私妓，声妓之乐已成为上层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歌妓和词的关系密切，歌妓和词人也便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在与词人的交往中，虽然远非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不少进步的词人、士大夫会同情、怜悯她们，而歌妓也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得到精神寄托和安慰。宋代的词人们没有未曾接触过妓女的。
一方面他们平时消遣就离不开歌妓舞女，或者家里养一批，或者撮饭饮酒叫一批。这种关系我们从大词人苏轼与歌妓的交往中略知一二。在宋代进入乐籍的歌妓地位与奴仆、丫鬟一样，一切行动都听主子支配，没有人身自由。而苏轼在词中不但怜惜她们的不幸，而且从中帮助她们，要知府脱去她们的乐籍，从良为民。《燕石斋补》还记有他尽力替歌妓李秀兰解难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歌妓们常请他为扇子题词，或跟学他书法。他欣然应诺，且极力为她们润色。
难得的精神感动着她们，因此歌妓们把苏轼视为知己。杭州歌妓王朝云因与苏轼过从密切，竟被纳为妾。后相随苏轼到岭南。反过来，歌妓对同情自己命运的词人也深深地爱戴着。
词人在与歌妓交往的过程中，深知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他们不但从感情上同情她们，而且以词来描写她们，写出她们痛苦的心声，赞美她们的聪明才智和美好心灵。柳永、欧阳修、晏几道、姜夔、张炎等词人还抒发了他们对歌妓的怀恋之情。
在《全宋词》中，可以发现有不少的词是歌妓创作的。宋代歌妓有很多是才艺出众的，她们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还善填词。如天台营妓严蕊、杭州歌妓乐苑、成都歌妓陈凤仪等等。其中也有大量的无名氏词是歌妓创作的，只是由于她们处在社会的底层，而个人创作量也少，才没有留下姓名。
由于歌妓的文学素质有高低之分，因而词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参差不齐，但整体说来能多方面地反映生活，深入社会现实。
歌妓们的词有的是表现她们悲惨的生活命运和对社会的不满的。在封建社会里，歌妓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被人玩弄着、支配着，年年月月在歌舞宴会上与各阶层人来往，以强装笑脸让上层士大夫取乐。而腐朽黑暗和上层士大夫丑恶的灵魂也暴露在歌妓面前，她们就由悲叹自己的不幸进而对宋王朝的统治产生不满。特别是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流落各地成为歌妓的宫女的遭遇在词中表达得尤为明显。
正由于歌妓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不能独立又没有依靠，且失去了人的根本权利。因此，追求自由、渴望爱情就成为她们词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了。
宋王朝先后受到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歌妓也一样遭到残害。因此，歌妓们也希望祖国统一，希望朝廷任用有才干的将军抵御外族入侵。
所以宋代的歌妓的词作并不只限于个人的悲伤哀怨，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另一方面又写出她们的心声。因而闪耀着现实主义的思想光华。
由此可见，宋代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促进了色情娱乐业的发展，而适逢宋词创作达到一个巅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繁荣了几百年。歌妓是词的传播者，又参与词的创作和艺术再创造，特别是南宋有许多爱国词人的词通过演唱，激起了人们的爱国心，鼓励着人们去英勇作战，抗击外敌入侵。她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也为宋朝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太学生与娼妓的风流账
宋朝自从神宗立了太学三舍法以后，郑肃就以太学生的身份上十诗论花石纲扰民。陈东又以太学生身份上书论大臣误国，请斩蔡京。就是宋代学生干预政治的第一次。
此风一开，于是就有了宣和请诛蔡京之役，靖康请留李纲之役，靖康请诛黄潜善之役，绍兴请咏汤思退之役，庆元请留赵汝愚之役，绍熙请过重华宫之役，淳熙请斥史嵩嵩之役等等，其行为激烈，士气激昂，方法完备，旗帜鲜明。然而，太学生流连坊曲，招妓养娼，风气很盛，比起唐代进士游宴，更为猖狂。据周密《癸辛杂识》说：“学舍宴集必点一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北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宴集。”又说：“专有一等野猫儿等十余人，专充告报，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出招呼之。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起多事之端也。”这就是太学生另一种表现了。
看了以上这段话，就会对宋代太学生有看法了。宋代的太学生无所顾忌地与妓女厮混在一起，太学尊严，学生清洁，看来都有污点了。还有一部分人专门来揭露这些学生，以此欺骗钱物，几乎近似招摇撞骗。古人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太学生招妓已经做得不对，再借名打妓女抽风，就更不对了。在宋代竟有这样条规习惯，也可见当时太学生的作为了。周密说：“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想绝非一朝一夕之所形成的，真是污辱我们神圣庄严的太学了。”
《癸辛杂识》说：“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最初冶游京师的时候，林乔在宗学时遇到芹斋与太学程身斋为争一个叫魏华的妓女而发生矛盾。于是林乔就要挟府学的诸仆来帮忙，事情越闹越大。后来官方介入，林乔被押往信州听从法落。两个太学生为争妓女魏华而打架，林乔是帮凶，听起来简直是上海滩流氓吃茶柝梢的行为，竟出于宗学太学生，这能说是书生的本色吗？《雪偶谈》中说：“许左之寓妓坊，就狎之。妓密有所欢在矣。许赋词云：‘谁知花有主，误入花深处。放直下，酒杯干。便归去。’盖绍兴间籍太学休浣曰，漫饮酒边作也。”照这样看，宋代太学生冶游宿娼，是极平常的一件事。“妓密有所欢”，不过填一词以寓意。假使换了别人，恐怕又有争风殴打的事发生。许左之总算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吧。
宋代太学生也有与妓女互相恋爱，固结不解，甚至有最终结成配偶的。“朱端朝肄业上庠，与妓马琼琼者往来，久之情爱稠密，马累以终身之托为言，端朝文华富赡，琼琼知其非久于白屋者，倾心事之。凡百资用，皆为办给。时秋试获捷，春闱省试复中优等，注南昌尉，朱为琼琼脱籍，挈之归家。”（瞿佑《寄梅记》）便是对此最好的例证了。当然，也有些士大夫豪迈不羁、挥金如土。因为家室富足，从小就冶游于京师，后来玩弄妓女，胡作非为，亦不乏其例了。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到酒楼吃饭，见酒楼饮壁间有题字说“春王三月，王与夫人会于此楼。”大概是轻薄公子携娼妓到此时所题。这人随笔题其下云：“夏大旱，秋饥，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饥寒也宜哉！’”于是后来看到这则题词的都感到好笑（《行都纪事》）。宋代太学诸生，何以如此猖狂浪漫呢？主要原因就因为当时国家法令准许诸生狎娼嫖妓。吴自牧《梦梁录》说：“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
国家既对学生有公然嫖娼规定，那些青年人年少气盛，当然得寸进尺，为所欲为。所以《武林记事·叙官库》说：“名娼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皆学舍人所据，他人未易登也。”其实那些当时有名的妓女，大部分都被太学生占据了，其他人就没有机会接近她们了。是当时太学生对官库妓女有“独占”之权，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一样。当时权臣们用威胁利诱手段最高的要算贾似道了。《癸辛杂识》说：“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有不可及者……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颂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得一罪，则黜决不少货。而莫敢非之。”又说：“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力与人生抗衡，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惜行之，亦未如之何也。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用，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恶君去国，则上书称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无一人少指其非。”《齐东野语》说：“贾似道欲借学校以要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时黄文昌方自江阃入为京尹，益增赏格。虽未缀文，尤得数百千。于是群四方之士，纷然就试。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警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你看贾似道对诸生威胁诱惑手段，何等高明！成效是何等伟大！但用各种方法，收买学生，算起来要数王安石、蔡京最为杰出了。
《东轩笔录》：“王安石在中书，作《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擢升，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困学纪闻》：“崇宁以来，蔡京又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照这么看来，贾似道不过承袭王安石、蔡京遗法，而手段较为灵妙。所以其效力比王安石、蔡京更大。是啊，太学诸生因为权奸的笼络，昔日是攻击者，后来就转变为谄媚者了，终于导致他们行为的不检点、人格的堕落，虽有“干政”的光荣历史，究竟瑜不掩瑕，怎不令人叹士气之衰，而国家兴学育才之不易呢！
愈演愈烈的“冶游”风气
宋人的冶游之风非常盛行。无论商人的外出经商、文人举子的出外游学，还是官员的宦游、将士的戍边、僧侣的云游等等。他们在外出的过程中，常常驻足流连于沿途的山山水水，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去寻古探幽。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出现了很多堪称旅行家的文人，并留下了大量的反映自然山水的诗、词和游记。
词人江南冶游之风
何谓“冶游”？其本意是指男女外出游乐。“冶游”这个概念也离不开“狎妓”这一重要活动内容了。到了宋代，士人们生活上、精神上压力都比较小，所以，不待朝廷招呼，词人们自己就经常外出嫖宿赋诗了。据说宋朝初年有人看不惯，跑到宋真宗那里去打小报告，结果大内一合计：这是好事情啊！这正说明我们满眼“太平气象”吗！于是“冶游”风气愈演愈烈。
不管怎么“冶游”，其中总少不了两类人：词人，歌妓。妓女也有才学冠绝的，她们的雅趣也不是一般雄性文士学得来的。柳永词中评价她们“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文谈娴雅，歌喉清丽，举措好精神”。和这样的绝世美女加才女同桌共坐齐续佳话，岂不非常浪漫而又惬意？因此，也莫怪当时众多词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而且，歌妓也常常能够刺激文人的诗词创作。宋代很流行“乞词”，也就是歌妓们直接向词人们要作品。那些憋了一肚子墨水又非常好面子的文人们哪会当场拒绝？常常是在酒席上挥笔力就。据说南宋诗人叶梦得有一天正在船上发呆，结果眼前突然出现一艘“花船”，船上下来几位仙女，在他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把他一顿神夸，说他“俊声满江表”，然后谢绝叶公的酒食款待，反倒为他歌舞一曲，然后派出个花魁当场要求叶梦得填词。
对于两宋词人而言，江南地区盛行的“冶游”是一种典型的生活形态，对词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宋史》人物传中也记载了众多宋人的这一喜好。如记载益州人张愈“乐山水，遇有兴，虽数千里辄尽室往。遂浮湘、沅，观浙江，升罗浮，入九疑，买石载鹤以归”。又如河南洛阳人郭忠恕“流落不复求仕进，多游岐、雍、京、洛间，纵酒跅弛，逢人无贵贱辄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浃旬不能去。或逾月不食”。这些也同样反映了宋人好山林游赏的风尚。
宋代江南地区的冶游之风尤其盛行。
唐宋时期，秀美的自然风光，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使得江南的“冶游”之风特别浓厚。特别在晚唐以后，江南的相对稳定和繁华，使之成为了天下人歆慕向往的地方，以至“人人尽说江南好”。我们只要看看唐宋词中那么多的《忆江南》词就可以感受到江南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了。在吸引文人目光的诸多因素中，江南的佳山丽水无疑是最为首要的原因。无论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还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小桥流水人来去。沙岸浴鸥飞鹭”，都充分显示了唐宋词人优游于江南山水之中的沉醉。特别是在南宋偏安江南以后，当恢复中原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的时候，整个社会风气日趋奢靡，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享乐之风。吴自牧记载南宋时的临安风俗是“四时奢侈，赏玩迨无虚日”。陈亮曾上书言江南奢靡之风之所由云：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
难怪有人要讽刺当时的社会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张炎《念奴娇》词记载他和朋友徐平野、王中仙的冶游生活云：
“予载书往来山阴道中，每以事专，不能尽兴。戊子冬晚，与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萧飒。中仙有词雅丽，平野作晋雪图，亦清逸可观。余述此词，盖白石念奴娇鬲指声也。
行行且止。把乾坤收入，蓬窗深里。星散白鸥三四点，数笔横塘秋意。岸嘴冲波，篱根受叶，野迳通村市。疏风迎面，湿衣原是空翠。堪叹敲雪门荒，争棋墅冷，苦竹鸣山鬼。纵使如今犹有晋，无复冶游如此。落日沙黄，远天云澹，弄影芦花外。几时归去，翦取一半烟水。”
正如词人所言：“纵使如今犹有晋，无复冶游如此。”两宋词人的江南冶游生活远胜于同样以冶游著称的晋宋时人。陈亮亦有词慨叹词人清赏于江南春色的盛况：“江南春色，算来是、多少胜游清赏。”此外，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如幽芳孤笑，如哀鸟长吟，徘徊隐约，洵足感人。”评论的虽然是南宋词家，但实际上这是两宋词人比较普遍的生活情态。
词人主要出诸江南，固然与南宋偏安客居所在有关，而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江南风光旖旎、游冶之风盛行，且与词之体性相合，适于吟咏。台湾王伟勇先生曾据《全宋词》加以统计，发现词人最常游历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江西，而最常为词人所咏之十大名胜分别是：临安府西湖、建康府城、平江府垂虹亭与姑苏台、镇江多景楼、严州钓台、太平州蛾眉亭、绍兴镜湖与蓬莱阁、鄂州南楼与赤壁、岳州岳阳楼与潭州定王台、隆兴府藤王阁与福州西湖。这里所谓的“十大名胜”的多数属于江南。检阅《全宋词》，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金陵的赏心亭、白鹭亭、凤凰台、乌衣巷、雨花台，润州的多景楼、金山、焦山，苏州的太湖、松江、虎丘、灵岩，湖州的何山、卞（弁）山、白蘋洲、顾渚、霅溪、水晶宫，越州的会稽山、禹陵，杭州的西湖等地，都是文人们经常登临觞咏的地方。由此亦可见宋代词人江南冶游之风的盛行。
官僚幕僚挟妓游玩
由于唐代对于官吏，没有设冶游禁令，所以官吏越来越放浪。宋代对此禁令很严，但官吏冶游的风气，比唐代还要严重。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的社会，官僚机构臃肿庞大，时有冗官冗吏之讥，而且不论是“循资”，还是“改官”，或是遇祸遭贬，官员的迁转显得相当频繁。官僚们形式多样的冶游活动，不能不令世人惊叹。
秦淮河是官僚士大夫的冶游之地，绮艳荟萃，佳丽如云，既是士子与妓女的交会之地，也是市民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会之地，形成了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青楼文化。
从秦淮河与乌衣巷的地理空间来说，是毗邻；从文化渊源上看，是孪生。秦淮河传为秦始皇所开，但其出名却与六朝不无关系。六朝贵族生活豪华奢靡，确曾有过鲜花名锦、烈火烹油，盛极一时的局面，仕女也以艳丽见称，给作为六朝都城的金陵留下了“江左风流，六朝金粉”的典故。后世以此为题材的怀古之作，诗、词、曲均有佳作，而最负盛名的要算晚唐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文人在宦游途中，固多跋山涉水的艰难、世态炎凉的心酸，但倘若遇到如江南这般温山软水之地，文人审美的目光自然是不会错失的。正所谓“人生行乐，宦游佳处，闲健莫辞清醉。不寒不暖不阴晴，正是好登临天气”，更何况江南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呢？顾炎武称“东闽、两越宦游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北宋一些著名的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等，都曾有过宦游江南的经历。而南宋由于建都于临安，宦游江南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以《吴郡志》、《嘉泰吴兴志》为据，发现曾宦游苏州、湖州两地的词人就有数十人之多，比如：范仲淹、王琪、孙觌、李邴、胡松年、李光、向子諲、张孝祥、虞允文、丘崇、吴渊、吴潜、王禹偁（以上苏州）；腾宗谅、陈亚、徐起、王介、章惇、苏轼、晁补之、葛胜仲、汪藻、陈与义、李光、赵希夔（以上湖州）。这些词人大多不是本土词人，而是宦游至此，且其中不乏著名词人。甚至有些词人是在到了南方之后才开始了词的创作，如苏轼之填词始于杭州、辛弃疾寓京口而初填《汉宫春》（立春日）就是常被称引的例子。他们在仕途奔走之余，常以词这种文体来记述他们的冶游之举，抒发他们对清雅人格的理想追求。
江南又是一个隐逸和谪居的理想场所。北宋初期以“梅妻鹤子”的清雅之名盛于士林的林和靖，“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苏舜钦谪居苏州沧浪亭，“既废而获斯境，安欲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傲万古”；“及资质清介，所治简严，喜慰荐下吏，而乐道人之善。在杭州，恶其风俗轻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众谓当置酒召客，乃独造林逋清谈，至暮而归。居官数年，未尝市吴中物”。可以看出，这些士人在对江南山水的自然审美中怡情悦性，放旷胸怀，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感悟，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
对于大多数宋代词人而言，虽然他们并没有走上隐逸之路，但是他们在日常的冶游生活中却表现出了普遍的对“清雅”人格的群体性追求，而这一追求实际上受到了江南传统文化精神的刺激与助长。
“冶游”是一种颇富文化意味的游赏行为，所昭示的是对自由清逸人格的理想追求。历史上，具备此人格风貌者大多流连泉石、啸傲山林，如许由、巢父、严子陵、陶渊明之属。因此，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山林”常常是自由清逸人格的理想载体，而奠定两者之间联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
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先秦士人在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过程中奠定了中国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始于万物一气所生的基本观念，具体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最恰当的表述就是“天人合一”。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古人将自然景物看做是自由精神的同构体，并不断探究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的生命运动间存在的共同规律和特征。《易传》云：“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庸》亦有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些都是将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的存在当做一个相通的整体来看待的。作为一个相通的整体，人也就能在对自然的审美中体验到自身生命的律动了。陆机云：“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亦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如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日月与春林共朝哉！”
可见，“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实是士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
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先秦的道家赋予了自然以“真”的价值，儒家则赋予自然以“善”的品性。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的全面觉醒，人对自然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自然“美”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认，自然山水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变为了人们娱乐身心的审美对象。对此，宗白华先生说：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展了自己的感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
于是，崇尚自然，顺性而行，啸傲林泉，放任自由成为当时文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自然山水也因此而成为士人优游世外，回归精神家园的理想之所。
东坡先生有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江山胜境是文化的载体，负载愈丰厚，其韵致便愈深醇。故吾谓，览胜之妙在观风光，更在品味文化。借用俞平伯咏秦淮的名句———“朦胧里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幻笑”，文化使江山更加神秘、迷人。
自古侠女出风尘
“仗义每多屠狗辈，自古侠女出风尘”，历代中国女子，使人既怜且爱的都不多，但屈指算来倒有半数以上是风尘中人。生于乱世，莫过于梁红玉、红拂女。才子佳人固然可羡，但英雄美人更是可喜。才子佳人只要才气纵横即可，英雄美人却还得有胆识、魄力、豪气。乱世风尘侠女梁红玉、绝世佳人李师师等都清史留名，而佳音犹在。
绝代佳人李师师
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三岁时父亲把她寄名佛寺，老僧为她摩顶，她突然大哭。老僧人认为她很像佛门弟子，因为大家管佛门弟子叫“师”，所以她就被叫做李师师。过了一年，父亲因罪死在狱中。她由邻居抚养长大，渐渐出落得花容月貌，皮肤白皙，被经营妓院为业的李媪将她收养，教她琴棋书画、歌舞侍人。
一时间李师师成为汴京名妓，是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竞相争夺的对象。最后连宋徽宗也闻其名而想一亲芳泽。高俅、杨戬自然怂恿宋徽宗，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走漏消息。
一见到李师师，宋徽宗就觉得这些年简直是白活了。李师师不卑不亢、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在梦中。李师师与高俅早就相识，见位高权重的高大人竟然对这位陌生的客人毕恭毕敬，心下疑惑，但可以确定这也是得罪不得的达官显贵，于是殷勤侍奉。
第二天天还没亮，宋徽宗急忙穿好衣服，与高俅、杨戬赶回去上朝。从此宋徽宗对后宫佳丽视若无睹，隔三差五就以体察民情为由，出宫来李师师这里寻欢作乐，有时还叫着大学士王黼同去。李师师渐渐也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万岁爷驾临，怎敢不百般奉承！如今的李师师可非往日可比，身份虽然仍是名妓，却也“名花有主”，有权势的王公贵族也只能望“师”兴叹。
可是偏有武功员外郎贾奕以前与李师师交情深厚，一日偶遇李师师，便去她家中留宿，酒后不免醋意大发，写了一首讽刺宋徽宗的词：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似仙；暗想圣情珲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道早朝归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杀了他，最后还是贬到琼州做了个参军。
其实在所有的客人中，李师师最中意的是大才子周邦彦。有一次宋徽宗生病，周邦彦趁着这个空儿前来看望李师师。二人正在叙阔之际，忽报圣驾前来，周邦彦躲避不及，藏在床下。宋徽宗送给李师师一个新鲜的橙子，聊了一会儿就要回宫，李师师假意挽留道：“现已三更，马滑霜浓，龙体要紧。”而宋徽宗正因为身体没全好，才不敢留宿，急急走了。
周邦彦酸溜溜地填了一首词：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岂知宋徽宗痊愈后来李师师这里宴饮，李师师一时忘情把这首词唱了出来。宋徽宗问是谁做的，李师师随口说出是周邦彦，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宋徽宗立刻明白那天周邦彦也一定在屋内，脸色骤变，过了几天找借口把周邦彦贬出汴京。
李师师为其送行，并将他谱的一首《兰陵王》唱给宋徽宗听：
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园，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侧，恨堆积，渐别浦萦迴，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宋徽宗也觉得太过严厉了，就又把周邦彦召了回来。
宋徽宗玩物丧志，对边境上的危机满不在乎，终于在靖康之难成了俘虏。金军本想连李师师一起俘虏，但没有成功。宋朝南渡后，李师师的下落不明，有人说她捐出家产抗金，自己遁入空门。有人说她被金军掠走，吞金自杀。也有人说她随便嫁了个商人，后来在钱塘江淹死了。
击鼓抗金的梁红玉
梁红玉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原籍池州，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起义，祖父和父亲因贻误战机被杀，梁红玉也沦落为京口营妓。朝廷派童贯率军平定方腊，最后方腊被韩世忠所捉。
平定方腊后，在庆功宴上，韩世忠与梁红玉初次见面，二人对视生情，终成眷属。他们相亲相爱的生活一直伴随着战争度过。梁红玉有身孕后留在京城，却被苗傅和刘正彦扣押，但二人碍于韩世忠的勇猛并不敢难为他们母子。
此时宋高宗没有行动的自由，隆裕太后和宰相朱胜非密派梁红玉驰往秀州，催韩世忠前来救助，并封韩世忠为御营平寇左将军，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韩世忠很快平定了苗傅等人的叛乱，授武胜军节度使。
这年冬天，金人再度进犯，从黄州和采石矶两处渡江，直逼临安。宋高宗逃至越州。韩世忠留守秀州，建炎四年元宵节金兀术下战书与韩世忠，约定第二天开战。韩世忠听从梁红玉的计策把宋军兵分两路，看中军摇旗为号，进行包围截杀。结果金军大败。韩世忠放声高歌：
“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漫说道秦宫汉帐，瑶台银阙，长剑倚天氛雾外，宝光挂日烟尘侧！向星辰拍袖整乾坤，消息歇。龙虎啸，凤云泣，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管笛，鸾舆步老辽阳幄。把唾壶击碎，问蟾蜍，圆何缺？”
有奸细向金兀术献了一计：以土覆船板，以火箭烧毁韩世忠战船。但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策以少胜多，围困敌军近五十天，使金军不敢随便渡江侵犯。
岳飞被害后，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他索性辞去官职，与梁红玉白头偕老度过余生。
从青楼看青史
众所周知，从秦王朝开始至满清帝国的灭亡，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乃至解放之前，淫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存在。社会的上层，以历代帝王为代表实行无限制的多妻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美其名曰“重国广继嗣”，实际是贪图淫乐。在社会的下层，则娼妓盛行，给整个社会文明罩上了一层阴影。
“存天理、灭人欲”
宋代的嫖娼业是滋生官僚腐败的根源，因为许多官员利用民财以积累嫖资。但是官僚在宋代公开嫖宿妓女和贪赃枉法，不一定受到应有惩处，这是因为在他们头上有着大大小小的保护伞。例如，宋代的妓女严蕊、王静等人的背后有台州知州唐仲友为保护伞。保护伞之所以能起作用，这主要决定于南宋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政治体制。在宋朝封建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权力的大小呈宝塔形结构，即俗语所谓“官高一级压死人”。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奴事他的顶头上司，就可得到上司的保护。针对当时的嫖业，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但他上面要受宰相的约束，宰相上面又有皇帝的约束。朱熹无可奈何，除了愤而辞职，别无出路。
在封建王朝，各级官员的权力都缺乏有效的监督，因而权大职重者往往可以为了谋私利而滥用权力。虽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封建政权中也设有各级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如御史台、提刑司、司理院等等，但他们的权力却受到同级政权首长的约束。尤其是那些监察官和司法官的任免权操在上级长官手中，最高决定权则操在皇帝手中，所以他们不能越级办事，更不能对上级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朝廷谏官可以监察百官，但得服从皇帝。对皇帝的过失，只能上谏，不能惩处。总之，官愈大权愈大，监督愈少，皇帝则无人监督，有时甚至不能批评。在封建社会，产生官僚腐败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封建剥削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剥削者的贪欲是不断增强的，尤其随着他们财富的积累和特权的取得，必然会进一步去追求更奢侈的享乐生活，如妓女便是为满足有钱人的享乐需要而存在的。
当封建官僚手中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时，他们往往会滥用权力，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而腐化的官僚，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要相勾结和相互庇护，狼狈为奸，甚至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以抗拒别人的监督。
封建道德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建立的。能恪守封建道德的“明君”和“清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的全局观念。那些贪官污吏为了满足私利往往会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影响封建政权的巩固。因此，在封建时代，也存在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
但是，皇帝是依靠各级官吏来实现其对全国人民的统治的，为了维护臣下的既得利益，以获得他们对自己的忠诚，皇帝对腐败官员常常会网开一面。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但有利于娼妓业的发展，更滋生了宋代的贪官。
历代青楼面面观
在中国，历史记载，在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正式设立国营妓院，这就是中国设公娼之始。管仲是位大政治家、大改革家，他这样做是有许多目的的。首先是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又可以大量安置齐国在争霸战争中所俘获的女奴隶。
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各种各样的妓女都出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妓大建宫室妓大蓄美女妓出现了许多宫妓。她们有些是乐妓妓有些是舞妓，都以献艺为主，“侍寝”为辅，而有些宫妓则主要是“献身”。到了汉代，宫妓更盛，而且出自连年征战的需要，又出现了营妓。与营妓相对应的是官妓的出现，军官们有处可以发泄，文官们当然也要享受。与宫妓相对应而出现的是家妓，皇帝老子可以享受那么多女人，官僚、地主、豪富们有的是权和钱，为什么不能蓄妓。这些家妓，有些以歌舞为主，有些以“侍寝”为主，当然往往是“一身而二任”，分不清楚。
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妓、私妓开始发达起来了，卖淫更加商业化了。这就是说，卖淫由“批发”转为“零售”，平民百姓只要有点钱就能“享受”一下，于是卖淫业自然更加繁荣“娼”盛。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宋代，国力转衰，统治者往往也没有更多的财力来蓄养大量妓女，于是官妓、家妓、营妓这些专供少数人使用的妓女就逐渐减少，以至消亡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市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这是因为，唐代国力富强，统治阶级对性的控制比较宽松，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民众富庶者较多，有些人就“饱暖而思淫欲”。经济的繁荣使城市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从而增加了临时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经济造成两极分化，有些贫家女卖身，从而又能在市场上满足这种需要。统治阶级的享乐腐化，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
到了明、清，妓业更盛，在一些交通发达的大城市中，几乎是无处无妓。除了南北二京外，“大同婆娘”、“扬州瘦马”都很有名，即所谓“南朝金粉，北地胭脂”。
清朝初期，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三代，都采取过一些措施，禁止与取缔卖淫嫖娼。但是，卖淫的出现有很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不是仅靠权力就能消除的。自上而下的压制，似乎能在表面上奏效于一时，但不久又总是死灰复燃，变本加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连皇帝都去嫖妓了，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首先是宋徽宗，迷上了名妓李师师，然后是宋礼宗，迷上了妓女唐安安。到了明、清两代有些皇帝也步他们的后尘，清同治帝还因嫖妓得了梅毒而送了命，可是又讳莫如深，人在性问题上真是太虚伪了。
从这些历史中可以看出，嫖娼业自古有之。所以宋代青楼文化之鼎盛，除了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之外，亦为历史之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