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侵略军在我国东北哈尔滨等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研究、试验和生产生物武器的基地，其代号为731部队。该部队司令官为日本军官中将石井四郎，基地有工作人员约3000人。基地编有众多医学专家和部队文职人员。基地设有细菌研究部、实战研究部、滤水器制造部和细菌生产部等。不少专家直接深入课题研究班内。这些研究班似乎既像研究室，又像专题组。班的名称各异，内容不同。它们是：昆虫班、病毒班、冻伤班、鼠疫班、赤痢班、炭疽班、霍乱班、病理班、血清班、伤寒班、结核班、药理班、立克次氏体班、跳蚤班等。这些课题班针对中国气候、土壤、疫情等具体情况，以中国人或俄国人、朝鲜人为实验对象，进行以中国为目标的细菌战研究活动。基地建成后，细菌战剂每月生产能力为鼠疫杆菌300千克、霍乱弧菌1吨，每月能生产45千克的跳蚤并研制出包括石井式细菌炸弹在内的8种细菌施放装置。
1940年7月，日军无视国际公约，在我国浙江宁波地区空投伤寒杆菌70千克、霍乱弧菌50千克和带鼠疫杆菌跳蚤5千克；1941年夏季、1942年夏季又分别在湖南常德、浙江金华、玉山一带投放细菌，污染土地、水源及食物，造成上述地区近千人死亡。在这期间，英国自1934年开始从事对生物武器的防护研究，1939年决定从防护性研究过渡到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1941~1942年间，英国曾在苏格兰的格林亚德荒岛上进行炭疽杆菌芽孢炸弹的威力试验，受试羊群大部分得病而死。多年来，该岛仍被炭疽病威胁。德国于1943年在波森建立生物武器研究所，主要研究如何利用飞机喷洒细菌气溶胶的方法、装置，研究的菌剂有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和黄热病病毒等。
美国也是细菌战大国。美国国防部于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建立了生物战研究机构，该机构占地5.2平方千米，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此外，埃基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也承担某些研制任务。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成就，在当时轰动世界，并被认为是生物武器技术的两大突破：一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气雾罐计划”，对生物战剂在气体中悬浮的存活情况、动物染病机理和感染剂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奠定了生物气溶胶云雾作为攻击方式的基础。这是一切细菌、生物或器材，特别是炸弹、布洒器方面的设计、使用的基本理论。二是研制成功大量冷冻燥粉状生物战剂，提高了生物战剂的稳定性和储存时间。这一点对储存、运输和使用有重大意义。生物战剂与化学战剂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活性生命物质。美国军队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细菌生物战行动属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细菌战活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曾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猖狂地进行细菌战。细菌战的主要方式是用飞机撒布带菌昆虫、动物及其他杂物。经国际调查证明，它使用的生物战剂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及炭疽杆菌等10余种，进犯次数达3000次。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宣布放弃使用生物武器。
1972年4月10日，美英苏三国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此类武器公约》。美国等国家的生物武器研制工作表面上停止了。
前苏联在这个时期也进行过细菌生物战研究活动。据外电报道，由微生物细菌携带者蚊蝇蚤虱转向鸟类，特别是定期迁徙的候鸟是前苏联生物战的一大发明，引起人们的重视。另外，前苏联在生物战研制活动中，曾发生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爆炸事件，受到世界的强烈谴责，此后活动便大大收敛。
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脱氧核糖核酸，即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的发现和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生物战的发展展现了极为广阔的前景，因为它不但有利于生物战剂的大量生产，而且还为研制、创造和生产特定的适合于生物战要求的新战剂创造了条件。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将传统的生物武器带进了“基因武器”新阶段，从而再次引起一些国家对生物武器的重视。
三、基因武器及其发展
基因武器也称基因工程武器，它和“基因”一词一样是近年来出现的。这一新名词和很多词汇一样，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结果。
我们要了解基因工程武器，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也叫遗传工程，它是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生物工程中占重要地位。基因工程是在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科学，是人们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对生物的遗传物质进行加工、改造，以改变生物的性状、创造新的生物物种和品种的一门技术。
大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博士系英国人、剑桥大学教授，他于1953年首次发现脱氧核糖核酸，即基因，1962年获诺贝尔奖，1977年与剑桥大学同事一起研究并发表了一张有关人体基因分布图。1988年，沃森博士又参加了美国资助的人体基因研究工作，即有史以来科学家们最注入希望的生物工程研究项目。
沃森认为，基因工程的本质就是把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片段，从生物细胞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剪切、拼接重组，也就是对遗传物质基因进行人为的“嫁接”，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去，从而使后者获得新的遗传特性。只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杂交，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界，都只能在生物界同一种类间进行，不同种的生物间不能实施，如水稻与大豆、猴子与黄牛之间都不能进行有性杂交，在高等生物与细菌间更不可能。但是，基因这个东西在所有生物中都是一样的，都是脱氧核糖核酸，即DNA。也就是说，这DNA可以突破固有的生物物种间的限制，能够进行改造或重组，这就为人类定向改造生物创造新的生物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又有人把基因工程称为重组DNA分子技术。
利用这种技术，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制出具有特殊性能的西红柿。这种西红柿抗寄生虫、抗病原体和抗病疾，同时还在试图研制果肉更多的超级西红柿。
利用这项技术，1988年1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惠勒克的一个农场里，繁育了7头特种小公牛。这些小公牛是从人工授精的胚胎中成长的。它们是通过无性繁殖的方法，将获奖公牛的胚胎移植到普通母牛体内而生产的。采用无性繁殖的方法，人们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胚胎起家，繁殖出大量的、高质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猪、牛、羊。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迹。克隆技术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说来，可以算是20世纪的重大突破。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最终将可识别并复制出具有遗传特点的生命物质。这是生物遗传技术令人生畏的地方。当生物技术在为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消灭饥饿，挽救濒临灭绝物种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
人类不能不关心的是，怎样才能确保已被改变了遗传基因的生命组织不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怎样才能防止人们从基因工程中寻找有可能用来进行战争的东西？
事实证明，这绝非杞人忧天。世界的现实表明，没有任何一项技术，没有任何一项发明创造，不曾被军事家与战场相联系，基因工程也摆脱不了这种情况。基因工程即遗传工程，在工业、农业和医学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正像大科学家诺贝尔发明炸药，并未想把它用于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一样，科学家们创造DNA重组技术时，也不是为了用于战争，但又很难不使人产生军事方面的联想。
国外已经有人成功地利用基因重组技术获得对链霉素有抗药性的鼠疫菌和土拉菌，并且能够使其在比较简单的培养基上进行制造、生产。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使新的微生物对人具有更强的致病效应，对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这样的研究肯定最终会导致生物武器发展到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如果改变病毒的外层蛋白质结构，原来有效的疫苗将丧失其保护功能，原来有特异性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也将丧失其特异性。
1982年以来，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曾连续发表专栏文章，揭露美国正在利用遗传工程技术从事新的生物战剂的研究。事实上，美国早在1962年就曾公开承认，自己在从事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在对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的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对遗传学的研究，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作出重要的贡献。”
所谓基因武器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研制新类型生物战剂，即新一代生物战剂，一些大国对此如获至宝。
具体来讲，美、俄、英乃至法国都非常重视这一技术，都小心翼翼地进入这一敏感领域，但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研究。基因武器是利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法，按需要通过基因重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植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植入致病基因。已有报道表明，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军医学研究所，本身就是一个基因武器研究中心。该中心已完成了在大肠杆菌中接入炭疽病基因的科研工作。俄军也建立了类似的基因武器研究中心，研究出在酿酒菌中，投入裂谷热病菌基因，使酒传播裂谷热病。由于每一种基因，都有一定的模式，像一把含有密码的锁，只有研究者才能知其密码，掌握该基因，而只有掌握该密码的人才能操作该基因，打开这个奇异的门锁，他人是很难截获和破译的。这就使得基因武器比其他武器具有更好的保密性。一旦使用基因武器，对方将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有人研究指出，基因武器也许是当今效率比最高的武器。若花5000万美元建立一个基因武器库，比花50亿美元建立一个核武库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计算一下，将一种超级出血热基因武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使之进入敌国水系，顺流而下，所到之处，可使整个流域军民尽数患病而丧失活动能力，这比核弹杀伤力大多少倍！且让人捉摸不透根源。据专家试验报告记载，全球几十亿人，只需特殊培养的、无疫苗可救助的基因武器肉毒素20克，就可让几十亿人全部死于一旦，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将其称为世界末日武器。基因武器确实对人类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美国作家查尔斯·皮尔曾在赫尔辛基发表演说，谴责基因武器的研制者，并呼吁停止此类野蛮勾当。他指出，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再次吊起许多国家研制生物武器的胃口。他们正在以研制疫苗的名义，进行危险的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他在其著作《基因战争》一书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前许多国家研究基因、基因工程、基因武器技术的情况下，未来战争中使用它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各国竞相拨款给这一研究是值得世界警惕的大事。
除此之外，军事科学家正在设计一种既可杀伤敌人同时又可保存自己的与基因工程武器相联系的武器，即人种武器。这种武器利用先天人种的不同差异、弱点设计出来。因此，它将能杀死其特地选定的人种，而很少涉及自己一方。
各个种族有先天性差异为人所共知。例如某些种族人的消化系统不能适应另一种族人的食物，而另一种族对某种疾病的抵抗力要比其他一些种族的高出很多倍。差异远非如此简单，在很多方面，尚未弄清。就血型而言就有大量文章可做。在目前的世界实验室中，用人工“拼接基因”来制造干扰素，已不稀奇。这种物质先天存在于人体之中，它能抵抗病毒性疾病。用人工合成病毒直接干涉人类基因的可能性不仅使人种武器成为可能，而且还涉及非战斗人员，包括使后方人员下一代畸变的问题。
因此，唤醒世界良知、制止基因工程武器的发展和使用就成为非常明智的世纪呼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