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当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之际，传播的跨文化性凸现出来。如何克服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人们一直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霍尔指出“本书从整体上把文化看作是一种交流”。文化的定义是一个过程，一个实践以及一个社会或者集团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生产和获得”。文化意义不仅仅在我们的头脑中，同时它也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实际的效果。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绘画、电视节目或漫画等），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它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如果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任何文化中，关于任一话题都存在巨大意义上的多样性，存在解释或表征它的不止一种的方式。文化既涉及概念和观念，也涉及感情、归属感和情绪。文化的参与者赋予了一切事物及事件以意义。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比如像石头那样明显的事物，它既可以解释为一块石头，又可以解释成一座界碑、一尊雕塑，这取决于它所处的某个特定的使用背景，取决于不同的意义赋予，如有关界碑的意义，有关雕塑的意义。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
举一个生活中更常见的例子。现在只要一拍照，人们就会惯性地竖起两根手指摆出“V”的手势。“V”代表英文中的“Victory”，也就是胜利的意思。这个符号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维克多·德拉维利的比利时人通过电台号召人们到处书写“V”字，激励同胞们奋起抗击。几天时间，在比利时首都和其他城市，“V”字无处不在。后来“V”字不胫而走，传入欧洲各国。朋友们见面，伸出食指和中指，摆个“V”字，表达自己的心愿。餐馆里，桌子上的刀叉被摆成“V”字，甚至钟表店里的时钟也被拨到11点05分。此风传到美国，妇女们佩戴人造宝石嵌成的“V”形胸针成为一种时髦。直到如今，“V”形手势成为开心的象征依然深入人心，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符号形式简单明了，适于传播，其背后所指代的含义更是非常丰富。所以，每一种文化实践活动，都是在创造一种符号系统。这种创造，通常是无意识的，或者说，由于符号系统是社会性的，不是某一个单个的个体所创造，所以也就不存在固定的、显见的创造意图与系统规律。我们研究的对象，即这些符号系统的不明显的或者被遮蔽的运作机制如何生产意义。也就是说，各种文化活动生产出各种意义，各种意义的交汇（或综合，或冲突）生产出一个主体。
人类在发展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环境资源危机，恐怖主义，霸权主义，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以一己之力解决的。它需要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主体共同努力。在人类共同困难面前，我们确实需要以开放的态度促进多元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传播技术革命引发了传播的转变，即由前电子时代转向电子时代。在前电子时代中，印刷媒介占据传递信息的主导形式。这种方式去除了大部分的表象形式，体现的是文化内部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文化构成。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很大的理解难度，它只能到达具有一定文化甄别能力的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阶层。这样就使得双方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一定的对等性。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递采用多种形式，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将一切符号的运用推向极致。所以电子媒介传递的信息具有明显的非选择性，除了传播内容外，传播背景还融合了传播主体的文化价值。而且电子媒介的音像形式使受传者跨越了认知能力的鸿沟。
二、影像——视觉传播时代的文化符号
20世纪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国际、国内大批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传播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要的文化现象，由此在人类的认知及阐释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视觉文化更多带来了人类感性认识的解放，解放了理性对人类的束缚。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语言是包含在建构意义的全部过程中的第二表征系统。我们共享的概念必须被翻译成一种通用的语言，以使我们能够将诸概念与观点同一定的书写语词、讲话的声音或视觉形象联系起来。我们用于表述带有意义的语词、声音或形象的总的术语是符号。在创造我们文化的意义系统的同时，这些符号代表或表征了我们头脑中拥有的诸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概念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我们文化的意义系统。
霍尔有时把文化定义为“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亦即文化是一个意义的海洋，它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用语言学（或符号学）的术语改造过的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概念。威廉斯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过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而这些共通观念、习惯和价值的形成充满了人类自我认知意义的书写。索绪尔更多的注意“共时”的语言系统，而霍尔则强调语言结构的“伪时”变化。既然语言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社会惯例和契约，那么语言系统的差异结构也会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由此，事物的意义也无法最终确定，事物的意义处于永远“滑动”的状态，不存在固定的、最终的意义。在他看来，符号是一种意指实践，不具有封闭性，不是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点，符号包含着主体人的种种欲动，具有开放性和意义永不终结性。他指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本（text），而不是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词、句、篇章等。符号是文化的桥梁，文化的传播又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跨文化传播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视觉符号在表现意义上具有跨文化性。视觉表现的形式只要是和谐的、协调的、节奏的，哪怕是抽象的，同样可以表现出具体的主观情感，根本不分种族、文字、文化的不同。当然，视觉符号所传播的表面上是所描绘的具象符号，更是隐藏在这些具象符号背后的深层意义，这正是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其研究的目的所在。
人们利用各种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符号不仅仅能够指称、代表、象征所谓现实世界的各种人，事，物，也能够指称各种幻象、想象的世界和各种抽象的概念，在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任何符号都包括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结合的过程是意指，符号就是意指系统，任何一个意指都包括表达层和内容层。信息与物质材料不同，信息在编码或者解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着意义。了解意义的生产过程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话语中的意义不是完全通过话语一对一地再现“真实”，而是依据真实的关系和条件用语言准确表述后而获得的产品。对于解码者而言，他通过媒介所接受的永远是被言说的事件意义。霍尔认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自由、清楚地表达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霍尔一方面肯定了符号的外延相对内涵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由于人们幼年就可以通过学习得到，因此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似乎就是“天生的一对”，这种关系已经被“自然化”了。但是，霍尔也看到符号的内涵层次更具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导致的多义恰恰又是解码过程出现差异的事实。文化符号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文化符号还与各个民族的传说及其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其中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的沟通。不同民族可能有某些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经验感受，同一意象在不同民族有相同的含义。然而，由于地域及历史等各方面原因，相同的意象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含义，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有些意象则为民族所特有，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梅、兰、竹、菊，它们在中国的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意蕴。文化意象可以是一种植物或动物；可以是人们熟知或广为流传的谚语、成语或典故；可以是某个数字（如“八”“十三”）。
现实生活与文化符号是两个互动的领域。某一社会和历史时期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包括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人生观念、爱情观念、宗教观念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意义与价值观念既存在于社会实践、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方式之中，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符号的表征实践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以一种文化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人、事、物，即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知识结构去评价和解释周遭的生活世界。这时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一个“社会文本”，社会个体也由此获得和创造自己复杂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系统。正是由于有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表征媒介（日常叙事、文学、绘画、电视、电影等），人类才能把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与创造的各种价值观念通过符号领域的表征实践进行再生产、再创造和表达。比如，《印象·刘三姐》这场演出由张艺谋担任总导演，全长70分钟，制作耗时5年，投资近2亿元人民币，参与演出的演员有600多名。演出的舞台构建在阳朔县漓江与田家河交汇处，方圆近两公里的江面上，以12座连绵起伏的山峰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这场演出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意义。桂林山水、刘三姐、张艺谋，这三种中国最有感召力的国际品牌联手打造出的山水文化盛宴，无论放在哪一个领域，文化的、艺术的、旅游的、产业的、资本的……它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以至于桂林旅游总公司已把《印象·刘三姐》与“乐满地”和”芦笛岩”、“象鼻山”等桂林风光列为“极品桂林”工程来进行整体推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已经成为桂林这座旅游城市最好的符号。
文化是一个解释和意义的世界。霍尔认为，符号的意义总是在一个文化语境和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意义并非是某种静止凝固的事物的结果，而是缘于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惯例，因而，意义是流动不居的，永远不可能固定，这一现象说明语言不存在绝对的固定的意义。但作为交际工具，语言亦存在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意义。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因为这种理论被称作通向语言中的意义的结构主义或构成主义途径。
电影文化传播的核心——意义的流通一、电影符号陈述的无限性“艺术不是像镜子似的简单机械地再现世界，而是把世界图像转化成符号，并赋予世界以意义。”正是因为符号具有意义，所以才会携带信息，当电影语言成为信息客体的时候，电影语言本身就成为内容。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距离产生美，叫人一眼洞穿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品应具有耐人寻味，经久弥香的特点，艺术品要有意味性。这是艺术诞生的原则。为什么？这不是与我们创造自然语言的本初目的相左么？自然语言是人类社会成员思维与表达思维的媒介。自然语言是思维的媒介，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直接现实，它的具体功能是叙事，抒情，说理，尤其是逻辑说理。自然语言具有实用功利性，是以有效的改造和控制世界为初衷的；而艺术语言却是要使人摆脱肉身驱使的功利心理和浮华世界的羁绊，使人心灵进入自由飞升的解放状态。它使欣赏者与艺术品之间不再是占有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交流关系。从根本上说，“艺术”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它是对所有具体艺术门类或所有的艺术作品的一种抽象，因而其内涵始终具有不确定性。正如论者指出，“‘艺术’一词并不具有一种静止不变的特征，用符号论的术语来说，它只是一种‘飘浮的能指’……”
艺术要达到一种曲径通幽，达到一种峰回路转甚至是曲折离奇，也就是它要间接地表达对这个美的世界的认识（当然包括自然美、伦理美、社会美的认识）。欣赏优秀的艺术品，首先你会“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然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们在这种炼狱般的挣扎中完成对艺术的享受，而且还要沾沾自喜地陶醉于这种挣扎的快感。艺术在人们认识把握世界的进程中就像田径场上设置的跨栏，它似乎是个障碍，但有无尽的快乐。人们在把玩世界，这是人类诙谐的一面。这样人类在理性地控制自然同时又使人们在改造自然遇到困顿的时候让人类不时获得“瞬间自由”，以此建构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和谐美。艺术语言的象征意蕴即非语义性陈述的无限性，不确定性，是艺术的生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