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上高三，我换了间教室上课，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跟我共享抽屉。因为我们学校一个年级有20班，补校一个年级却只有6班。每升一个年级，我们便会换栋楼，但补校高一到高三都在同一栋楼。当我到另一栋大楼上课时，她也换了教室，但依然在原来的大楼。简单地说，在空间的坐标上，我们不再重叠于相同的点。
没有她的高三岁月，就像地狱里没有地藏王菩萨。
我只能忍受酷刑苦等投胎转世的日子来到，没有人可以度化我。
我常拿出那些影印纸来看，内容几乎都能倒背如流。
虽然联考并不会考，但我记的比任何科目还熟。
高三教室的黑板左上角，总是用红色粉笔写了个数字。那是代表距离联考还有多少天。别的同学瞄到时，或许会心生警惕，但我看到那红色数字时，常会莫名其妙想起她。然后黑板会浮现字条上的文字，我常因此在课堂中失神。
有天我心血来潮，或者该说是一时冲动，我放学后还待在校园。
我走到念高二时的那栋楼下，等待补校学生来上课。
快到六点时，补校学生陆陆续续走进那栋楼的教室。
“或许我可以遇见她！”
我心里这么想，心跳渐渐加速。
心跳只加速一会，突然被紧急煞住。因为这时我才想起，我根本没见过她，甚至连名字和班级都不知道。我以前的想法没错，如果有人在放学后的校园内悠闲欣赏黄昏，那么他一定是在升学压力下崩溃了，或是疯了。
某种程度上，我应该是崩溃或是疯了。
那天补习班的课，我也忘了要去上。
高三下学期，教育部解除发禁，我的头发终于不再像刺猬。我发觉我比古龙好一点，起码“发禁”还会再出现于小说中。偶尔我会想，我头发已经变长了一些，她还会认得我吗？但随即哑然失笑，我们从未见面，何来认不认得的道理。
既然不曾记得，那就无法忘记。即使已进入联考前一个月的最后冲刺阶段，我还是会想起她。她借我的录音带，我来不及还她，每当夜晚在书桌前念书时，我总喜欢听她的录音带。有时脑海中会幻想她抱着吉他自弹自唱《Diamonds and Rust》。“好听吗？”我几乎可以听见她这么问。
联考发榜了，我考上成功大学，不仅跟母校在同一座城市，而且就在母校旁边。我因而常经过母校，偶尔会遥望高二时上课的那栋楼。
那栋楼似乎是我对母校仅有的记忆。
念大一时，班上还有两位女同学；大二时，她们都转系了。我此后的青春就像武侠小说，在身边走来走去的，几乎都是男生。日子久了，我开始对跟我不同性别的人类产生疑惑。
每当在校园中看见女孩，心里总会依序浮现：
“这是美女吗？”“这应该是美女吧？”“这该不会是美女吧？”
这三种层次的问题。
幸好我们会想尽办法认识女孩子，比方交笔友或是办联谊。
我一共交过三个笔友，每次都无疾而终，也都没见过面。
交第一个笔友时，我很兴奋，因为这让我联想起她。
只可惜写信跟写字条的差异颇大，信几乎算是一种文章，像作文。
不像字条上的天马行空，甚至是随手涂鸦。
第一个笔友是个有点严肃的女孩，信里常说些人生哲学之类的。
“如果希望西瓜吃起来更甜，却要加盐。人生就是如此。”
太深奥了，也非常虚无缥缈。
我的人生哲学简单多了，就是天天没事做，永远有钱花。
第二个笔友是个活泼得过了头的女孩，通常会在信的开头写：
“干柴兄你好，我是烈火妹。”
我毕竟算是忠厚老实那型，打死也说不出：
“让我们燃烧吧！”
第三个笔友应该很小气，总会在信封的邮票上涂上一层透明胶水，这样盖邮戳时，只会盖在干了的胶水上。把邮票从信封剪下，在水里浸泡一会，可以撕下邮票表面的胶水。我们通了几次信，每次都用同一张邮票。
记得我跟她通字条时，见面这种话题都会被巧妙回避。但不管我跟哪个笔友通信，我们都会大方谈论“见面”这个话题。只可惜她们跟我都不在同一座城市，可能是因为懒或是少了点冲动，最终都没能见面。
久而久之，写信的兴致淡了，就断了来往。
她们写来的信，我没留着，连怎么不见的都不晓得。
大学时的联谊活动去过好几次，每当认识很不错的女孩，联谊结束后便想采取行动。有人说最好的男人让女人冲动；次一等的让她们心动；一般的男人让女人感动。但无论我怎么做，女孩们却都不为所动。
我曾在联谊完后鼓起勇气打电话约一个女孩子吃饭或看电影，对方回答：“真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也曾经写信给一个在联谊中跟我还算谈得来的女孩子，对方回信说：“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换句话说，联谊完后，故事就结束了，连名字也没留在记忆中。
大学毕业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继续念研究所，虽然课业较重，但还是有跟女孩的联谊活动。可能是年纪稍长，比较懂得跟异性相处；也可能是运气变好了，在研究所的联谊活动中，我先后认识了两位女孩。
她们还差点成了我的女朋友。
第一个女孩话不多，外表很文静，但似乎有些多愁善感。有次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我见她突然停下脚步，眼眶泛红。“你怎么了？”我问。“你不觉得今天太阳的颜色，很令人伤感吗？”文静女回答。
另一次则是在郊外踏青，空气清新，凉风徐徐，景色优美。
文静女却突然流下眼泪。
“你又怎么了？”我问。
“是春天！”文静女回答，“是春天让我流泪。”
我觉得跟这样的女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于是没多久就断了。
第二个女孩长得很秀气，但个性实在是有些虚无缥缈。秀气女快乐时哭、生气时哭、感动时哭、无聊时哭，伤心时却不哭。伤心时反而会大笑。但秀气女伤心时大笑的样子实在很诡异，我只好说：“拜托你还是哭吧。”“你虽然是个好人，但我们不适合。请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秀气女说完后，又是一阵大笑。
虽然跟秀气女分开是好事，但听到女孩子主动这么说，还是会难过。记得那天我回家后，把她送我的那张体温测试卡贴住额头。自从她离开以后，这些年来我常有这种近乎无意识的动作。但以往都会浮现绿色的笑容图样，这次却是橘色的愁眉苦脸。不知道这是因为身体着凉？还是心里受寒？
不曾被教导该如何跟异性相处，于是只能摸索着前进。
这期间或许受了点伤，可能也不小心伤了人。
每段跟女孩的短暂故事结束后，我总会想起她。也常幻想如果是她，故事应该可以有美满结局。然后我会拿出那四十张影印纸，细细回忆以前的点滴。
这四十张纸虽然只是文字的影印本，但其实也是记忆的影印本。不管是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甚至更久以后，只要我一看到这些文字，就能清晰记得当时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和每一份感动。
有些东西有生命，却没感情；有些东西有感情，却没生命。
大学里喜欢当学生的老师是前者，那四十张影印纸则是后者。
研究所毕业后去当兵，那时研究所毕业生当的是少尉排长。可能因为我是个温和的排长，排里常有弟兄跟我哭诉女友变了心。我没有被爱人抛弃的经验，只能试着去体会并安慰。然后我会庆幸我与她从来没有在一起，自然也不存在失去的问题。
服役期间的生活很简单也很苦闷，听命令就是，不要去想合不合理。我觉得我似乎变笨了，反应也慢了，因为很少用脑筋。只有当深夜躺在床上不小心想起她时，我才会用到脑子。有时睡不着，我会偷偷拿出那四十张纸，逐字阅读上面的文字。可能也因为如此，这段期间我梦见她好多次。但梦里她的脸孔总是模糊，清晰的只有她抱着的那把吉他。偶尔还能在梦里听到吉他声和她的歌声。
当了两年兵，退伍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时网络正悄悄兴起。我开始上网，也因而认识了几个网友，常跟她们传水球。
虽然这种通讯息的方式很像高中时跟她通字条，但以前跟她通字条时，十次来回需要十天，而在网络上十次水球来回却不到十分钟。
感情这东西有时像葡萄汁变成葡萄酒一样，需要时间的酝酿与发酵。
可惜网络上的东西太快了，少了时间的酝酿与发酵，因而累积的情感，来得快，去得也快。
刚退伍时在台南找了家工程顾问公司上班，工作还算不错，但常需要跟承包商交际应酬。应酬的场所通常灯光有些暗、洋酒有些贵、女孩有些多。记得第一次走进应酬场所时，一看到莺莺燕燕，我还吓得夺门而出。
虽然很不适应这种应酬，但总是推也推不掉。
我只好尽量坐在角落装自闭。
有次有个女子坐近我，滔滔不绝跟我说起她的坎坷身世。
说到伤心处，哭得像死了爹娘。
“总之，坎坷呀！”
女子下了结论，又是一阵痛哭，于是爹娘又死了一次。
同事偷偷告诉我，这里的女子喜欢跟看起来忠厚老实的男人装可怜。因为她们以为越忠厚老实的男人就越容易为她们散尽家财。我同事说得没错，由于我长了忠厚老实的脸并坐在忠厚老实的角落，于是我一共听过四个女子讲了四个坎坷的故事，而且每个坎坷的故事几乎都大同小异。“总之，坎坷呀！”连结论都一模一样。
我觉得忠厚老实的我不适合再听坎坷的故事，于是积极准备高普考。退伍两年后，我考上公务人员高考，分配到台东的单位。我离开台南，这时离高中毕业正好满十年，离她的离去满十一年。我在台东的日子单纯而规律，毕竟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单位里很少有女同事，而且多数已婚，我只好清心寡欲。
我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下班回家后通常守在电视机前。有次电视上播放《蒂凡尼的早餐》这部老电影，当看到奥黛丽·赫本坐在窗台抱着吉他自弹自唱《Moon River》时，我竟然想起她。
我从未见过她，不知道她长得像不像奥黛丽·赫本，也不期待她像。当然更不知道她和奥黛丽·赫本弹吉他时的神韵是否相同。之所以想起她，应该是因为“坐在窗台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画面。我不禁在脑海里勾勒出将来某天见到她时，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她会在我面前弹吉他吗？如果她会，应该是弹《Diamonds and Rust》吧。
有天晚上心血来潮，打算租些电影片来打发一个人的漫漫长夜。在VCD出租店闲逛时，看到架上有片JoanBaez现场演唱会VCD，我毫不犹豫租了它。回家后立刻在计算机里播放，快转到《Diamonds and Rust》。
Joan Baez的头发变短了，而且发色带点灰，已不像年轻时的一头乌黑长发。虽然岁月在她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她的音色也变得较低沉，但她依然抱着吉他站在台上自弹自唱。
当我听到“Thirty years ago I bought you some cufflinks”时，我又惊又喜，随手从桌上拿了一张纸，在纸上写下：
“嘿，你说得没错。Joan Baez唱《Diamonds and Rust》时，歌词里的时间果然会随着时光的改变而改变。”
但当我想把字条放进抽屉时，却发觉我的计算机桌没有抽屉。
那一瞬间，我才想起这里不是高二时的教室，而且她早已走远。
没想到经过这么久，我还保有写字条的习惯动作。
我不禁悲从中来。
在我跟她相遇的年代，Joan Baez唱的是Twenty years ago；如今Joan Baez已经开始唱Thirty years ago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