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是我小妹的女儿，十三岁，上五年级。阿健和方圆是我的侄儿，阿健九岁，上三年级，方圆十四岁，上初中。洋洋是我大妹妹的儿子，十四岁，也上初中。东东是我大哥的儿子，初中毕业去当兵。倩倩是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我们家兄弟姊妹七个，我排老二。张欢和洋洋叫我二舅，阿健和方圆叫我二伯。
张欢和方圆跟爷爷奶奶住一起，张欢和奶奶住大床，我回去住小床。几个孩子经常在院子里玩。我回去时家里人都聚到后面的院子。我们把父母住的院子叫后面院子，或者后面房子。前面还有一院房子，以前我住的。后来我大哥住。现在租给别人住。
后面房子是我们一大家人聚会的地方，大人在一起说话，孩子在一起玩耍。吃饭时一张桌子坐不下，大人坐一张大桌子，小孩坐一张小桌子。
张欢喜欢和我说话，我在院子的葡萄架下面打字，张欢蹲在我身边，给我说家里的事，说爷爷奶奶，说阿健，说方圆和洋洋。家里的琐碎小事，几乎都是张欢告诉我的。我把张欢说给我的事打出来，让张欢看。张欢也让我看她写的作文，她和阿健都有写作天才，能写出很有灵气的文字。我有时也给张欢指导作文。我正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写得很费心思。这些记述家里小事的文字，给了我许多消遣。小说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个有葡萄架的院子打出来的。
我打一会儿字，关了电脑转一阵。或者抱着电脑，看几个孩子在院子玩耍，母亲下菜园摘菜，父亲骑自行车回来，他去公园听戏，他自己也唱，我没去听过，张欢去听爷爷唱过戏，张欢跟我说爷爷唱的小曲：
你把我的小毛驴卖掉干啥？
我嫌它见了母驴唧唧嘎嘎。
你把我的小案板卖掉干啥？
我嫌它切起菜来坑坑洼洼。
你把我的切菜刀卖掉干啥？
我嫌它不切菜来光切指甲。
我还带几个孩子到屋后的田地去玩。骑自行车在长满棉花玉米和蔬菜的田地间转一大圈，再回到家。女儿倩倩在家的时候，我似乎都没有这样陪过她。女儿小时候，我也年轻，坐不住，四处跑，在乌鲁木齐打了好几年工。现在我愿意天天坐在家里，坐在父母的院子里，有耐心陪孩子玩的时候，女儿已经上大学去了，一年回来一两次，匆匆呆几天又走了。我的身边是弟弟妹妹的孩子们。我看他们玩耍。陪他们玩耍。有时给他们说说作文。我不在时家里的一切大小事，都在张欢的脑子里，张欢会一件一件说给我。张欢自己也用作文记家里的事。阿健的作文里也有写家里发生的事。阿健给我的感觉是永远停不住，不是在跑就是在叫，跑的时候手臂张开，像要飞起来。我的这些文字，都是跟他们一起写的。我也喜欢他们写的作文。我录了两篇放在上面。
写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
改定于二零一零年五月
噢噢
那个夜晚的鸡叫救了我们。鸡再晚叫半小时，我们把一切事都干完了，接下来将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我们或者被抓住，判刑。或者不会，一个又一个夜晚掩护着，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那样的夜晚，还会一直地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厌倦了，离开。
可是，我知道那种事情迟早会败露。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会因为另一件事被抓，拨出萝卜带起泥，把我们全招供了。
即使不这样，我们也会自己说出去。俗话说，贼不打三年自招。谁能把年轻时干的事一直地隐瞒住呢。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大半辈子没干出啥事情，别人都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人。可是，我确实曾干过一件惊动乡里的大事。我把乡供销社偷了。这事被人们谈论好多年。谁都不知道是我干的。他们把我这个人忘记了。开始我小心谨慎，努力隐瞒，到后来就不想隐瞒了。我半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却没人知道，你说我急不急。尤其过去多年，我也早已离开那个小镇。我觉得已经没事了，就在某个夜晚，喝了酒后，把隐藏多年的这件事说给一个最好的朋友，朋友又说给另一个朋友。说着说着传到派出所，搁了多年的一桩偷窃案，就这样轻易告破。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会有一段牢狱生涯，这是躲不掉的。幸亏那一刻鸡叫了，远近村庄的鸡全叫了。
那以后，我们真不该再偷鸡吃了。我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以后的生活。可是，一个又一个长夜等着我们。那些寂寞无边的夜晚，险些让我熬不过去。
“噢噢。”
他们叫我们了。小薛一蹦子跳下床，我赶紧收拾桌子上的书和纸片，关灯出门。
我和小薛一直在等这个声音。我们七点半下班，在乡政府食堂吃过晚饭。太阳还有两房高，天黑还早着呢，整个乡政府大院剩下我和小薛两个人。我们住在一间快塌的小土房子里，后来又搬进一个老头，是乡政府的付主任，住了一年多调走了，原剩下我和小薛。又过了两年，我也调走了，剩下小薛，和一个新来的小干部住在一起。听说我走后小薛使了个坏，在一个下雨天，用钢筋把眼看要塌却老不塌的门檐捣了下来。房子住不成了。乡政府只好给他调换了间新宿舍。在对面的招待所里。不知他在那儿又和谁住了许多年。不断有青年人分配到这个小镇上，过几年又调走，或自己跑掉。
晚饭后是我和小薛最难熬的时光。我们没地方可去，小薛躺在床上，看一份不知从哪翻出的旧红头文件。我坐在临窗的写字桌旁，捧一本杂志，眼睛望着窗外的三棵白杨树。我在安吉镇再待几年，肯定能数清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了。
他们的喊声通常在天黑后响起。他们从不进乡政府院子，只是站在大门口的马路上“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去时，他们已站在街边的大榆树下，黑黑的三两个人。
有时我们在半夜听到他们的噢噢声。我叫醒小薛。也有时小薛一脚蹬醒我。
“他们弄到酒了。”
弄到酒时他们的噢噢声带着尖快的声调。我们经不住诱惑，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有的夜晚他们又偷到鸡了，在街上噢噢两声。
他们偷鸡时从不叫我们。他们都仗义，知道我和小薛是乡干部，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
他们把好吃的弄回来，快做熟了，派个人到乡政府门口“噢噢”两声。
不管多晚，我们听见了都会起来，只要叫两声，前一声醒不来后一声就一定醒来。叫不醒两个也一定能叫醒一个。我和小薛，不管谁醒了，另一个很快就醒了。
安吉镇只有一条街道，长长地通到林场大桥，没有路灯，也没有临街亮着窗户的饭馆和商店。那时什么都没有。街道黑黑的，很少有人。夜里经常刮风。一到秋天街上飘着杨树叶，和从西边田野刮过来的棉花苞米叶子。我对这条街道的记忆全是黑色。那是从来没被照亮过的一条街。我想。
“弄到酒了？”
我们走到那三个人跟前时小薛低声问。
他们在黑暗中摇头。头顶是哗哗的树叶声。
我们走出树荫，在垫高的街道上往前走，左边是小学，长着几棵大榆树的空旷校院。右边是畜医站、供销社、农行，一字排开，全锁着门黑着窗户。再往前就是林场大渠了。很远就听到那条渠的水声。水的翻滚声让人不得安宁，尤其在夜里。我在安吉镇的几年，仿佛只记住三种声音：林场大渠的水声、落叶声，还有他们的噢噢叫声，我似乎没说过什么话，我无声地度过了几年，那些夜晚的“噢噢”声中，可能有一两声是我叫的，我记不清了。多少年后我回想时，发现它们全是我的叫声，发自我那时的年轻生命。我一听见，便不由地站起身，要走出去。我都活到四十多岁了，还是无法熄灭那种冲动。
“噢噢。”
我们在供销社门前站了一阵。有人捡一个土块扔过去，想砸到窗户玻璃，却扔偏了，碰到土墙上，腾的一下没声了。
又过了一阵，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叫了两声。小镇显得更加宁静。只有远处村庄的隐约狗吠。
“街上也不过来一个人，让我们找些事情。”
“就是，人都死哪去了？”
正说着，远远的地方有人叫了，也是“噢噢”两声。
“可能是三娃子他们，走，过去看看。”
我们下了路，朝北边一条小巷子走。走了一阵，听见前面有脚步声。
“大概两个人。”小薛说。
我们全躬腰在地下摸，一人摸一个土块捏在手里。
巷子一会儿宽一会儿变窄。两旁全是一纵身就能爬上去的小房子。我们绕过一个墙角时，看见前面的黑影子，是三个。
两伙人几乎同时站住，都不说话。相持了一会儿，我们这边有人“噢噢”叫了两声，那边很快回应了两声。
“就是三娃子他们。”
我们都扔掉手里的土块。听见那边也有土块落地声。
“弄到酒没有？”
见了面老是这句话。那些夜晚，我们似乎没有其他可问的。
“驴抬下的，白天也不弄瓶酒放下。”
“你才是驴抬下的，你咋不弄酒放下。”
“我要弄一瓶酒，能放到现在。天不黑就喝光了。你知道，吃过晚饭，天不黑那一阵子多难熬。天老不黑，一天早完了，三顿饭都吃过了，天却不黑。你说急不急人。”
“确实急人。”小薛应了一声。
两伙人会合后，我们原返回到街上，在供销社门前转悠。
白天只有供销社能买到酒，五毛钱一提的散白酒，还有一块八毛钱一瓶的金沙大曲。经常有站在柜台前喝酒的人，买一提，一口喝掉，或者倒在白瓷碗中，一口一口地咂。供销社门前的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酒气。狗顺着墙根游逛，等候喝醉的人吐出来。一瓶好酒能让人醉一次，还能让狗再醉一次。狗一醉倒，很可能又变成酒鬼的下酒肉。我们是一伙穷人，很难买得起酒，我和小薛刚工作，每月七十多块钱工资，那几个朋友根本没有收入，一天到晚闲逛。我们只有混酒喝，想办法弄酒喝。一个夜晚，我们实在找不到酒，就用点灯的酒精兑半盆水当酒喝了，结果五个人全醉倒，躺倒三天三夜才活过来。
“噢噢。”
又有人喊了两声。声音刚落，我们听见林场大桥那边的口哨声。我们今晚没喝酒，不想惹事。这条街上有两帮“二流子”，各占半条街。我们一般不到林场那边去。他们晚上也不过来，平常时候，两帮人保持着距离，我们听到口哨声就会停住，不再转到那边去。他们听到“噢噢”声也不故意过来，除非喝了酒。要找点事。一人捏一个土块，不出声地往那边走，快走近了土块一阵乱扔，那边的一伙被打散了。
扔出第一个土块时，口哨声便急响起来。一会儿工夫，就会有一大帮林场的小伙子提着棒拿着砖头赶来。所以，我们偷袭一番便赶紧跑开，四散了各自回家，顶好门，钻进被窝，然后侧耳听那伙人追到街这头，口哨声响成一片，到处扔土块砖头。找不到打他们的人便扔砖头砸面街的窗玻璃。有时碰见不相干的路人，乱打一顿。谁都不敢出门。狗四下里狂吠。
他们一般不敢进到乡政府大院闹事，大院虽没门，他们也不进来，顶多追到门口的马路上叫喊一阵。
晚上只要有一件事，我们就能睡着了，我和小薛，摸黑开门，摸黑洗脸上床，一会儿工夫，就踏踏实实睡着了。
那个晚上又没事发生了。
我们无聊地在街上转。不断有人说：“唉，要有一瓶酒就好了。”
“我想起有个地方有酒。”三娃子说。
“驴抬下的，咋不早说。”
“我说不上酒还在不在。上个月底，我和我爹到夹沙子村我姨夫家说事，吃饭时我姨夫拿出一瓶酒，我们喝掉半瓶，剩下半瓶我姨夫塞到床底下了。我不敢保证还在不在。都快一个月了。”
“在不在我们去一趟，反正没事干。”
“走，去一趟。”
“去一趟不要紧，咋把酒弄出来，偷，还是借？”
“肯定借嘛，到地方你们在一旁躲着，我敲开门，就说家里来亲戚了，我爹让我来借那半瓶酒，要在，我姨夫肯定给。”三娃子说。
月亮把我们的影子推到前面，我们边走边说话。有一阵子，突然没话说了，只有路旁的白杨树哗哗摇着叶子。
路过泉沟村时，三娃子对着村子“噢噢”了两声，村里的狗一片狂吠，附近几个村庄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走吧，这家伙可能睡着了。”
我们说的这家伙也是一个朋友，在泉沟村种地，经常扔下地里的活，跑到街上和我们闲玩。
离夹沙子还有五六里地，路两旁是白杨树和大片的棉田苞谷地。狗叫声已经疏淡，剩下个别的一两只狗，拖着长腔，“汪汪”地磨嘴皮子。
走了一阵，听见背后有响动，一个黑影跟了上来，我们全回过头立在路中央。有人低头拾了块土块。
那个黑影一阵小跑，到了跟前，是泉沟村的那个朋友。他听见我们的叫声，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院子“噢噢”了两声，他的声音让狗叫声盖住了。我们没听见。
在很多个夜晚，我们的这个乡下朋友一个人跑到街上，他先经过乡政府门口，对着大院“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来时，听见他已站在供销社门前，“噢噢”地叫。
他有时抱着一只鸡，有时揣着半瓶酒来找我们，更多时候他只带来有关鸡和酒的消息，这个朋友天天在村里转，知道谁家的鸡长肥了，鸡圈门朝哪开，知道谁家里有酒，放在哪。我们跟着他在那些夜晚走村串户。偷自己村的东西时，他从不动手，只把我们领到跟前，指给门路，便悄悄隐藏了。我们得手后在村外“噢噢”两声，他再赶过来。
到夹沙子村已经半夜，那半瓶酒早就不在了。三娃子的姨夫说，半月前酒就让人借走了，借酒的人鼻子都尖得很，谁家有酒老远就能闻出来，到了家想骗都骗不过去，人家鼻子一闻就知道酒藏在哪，头伸到床下，直接把酒瓶摸出来。
我们早就想到这个结局。其实一开始，就没把它当成一件真事。那个时候，有一点影子就把我们引向别处，不管路多远、多大多小的事。
快出来沙子村时，有人提出偷几只鸡，总不能空着手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