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考古图像中的“天马”及其他〖1〗一西极天马与昆仑神话汉通西域，中外文化的接触与交汇给中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汉书?西域传》中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汉代长安来自外域的珍奇异物云集一时的景象：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都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衣，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庐》、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
文中与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等外域珍禽异兽相提并论的，还有“天马”，这是首次见诸典籍的有关天马的史料。从汉代文献记载来看，所谓“天马”，原意系指产自西域大宛等国的上等良马。《汉书?西域传》载：“（大）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其下唐人颜师古注：“孟康曰：言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汉书?西域传上》。）可见“汗血马”这类善马最初大约因其得之不易，故被称为“天马子”，当中可能已经含有“天马”的某些原始意义。前文中著录的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其下有曹魏孟康注云：“四骏马名也”，大概均为当时西域著名的骏马、善马、良马之类，或皆可列入天马之列。
汉武帝开拓西域是从派遣张骞出使开始的，对其最为根本的动机从来史家有不同的推测和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武帝遣使西域乃受求仙思想之支配。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见于大秦传中之中国思想》一文中，曾推断张骞西使之随员中，必有深信可见西王母者。因为张骞向武帝的报告中说道：“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有人认为张骞出使西域纯为经济目的，因为“汉朝之所以要通西域，建立丝路，是为了丝和其他商品寻求海外市场”（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省察》，载其《秦汉史论稿》，台北：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对此，台湾学者邢义田指出：“不过，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果往来只是偶然、间接和间断的，如果双方都不曾在对方的（笔者按：此处指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历史和文化中造成真正的影响，这种来往即使能够证实，其意义毕竟有限。”（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省察》，载其《秦汉史论稿》，台北：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有人认为汉武帝通西域、伐大宛，是为了改良马种。但也有学者据《汉书?西域传》“大宛国”条所载“宛自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的这条文献提出反论：“二匹更何足以言改良全国马政?而亲到大宛之将士，明知天马非龙，故亦不致以此欺上，可知近世学人或以为武帝伐大宛，目的在求仙，或以为旨在改良马种，皆不过为标新立异而已。”（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省察》，载其《秦汉史论稿》，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6月。此处邢义田在注文中说明：“认为汉通西域与经济动机有关的如钱穆《秦汉史》（自印本，1969年，页130—136）；张维华《论汉武帝》，收入《汉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页59、176—181页。页59张氏谓：‘当时国内发展着的商业和贸易在客观上也要求打通西域这条商路。’”）
有人认为汉武帝交通西域，其目的在于追求珍禽异兽，满足统治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受（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页155-156、页502-503，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究其原因在于“武帝在获取各国贡物的同时，对西域有了更多的了解，刺激了他对西域诸国珍奇物产的欲求。企图以黄金换取大宛名马，求取不得时发兵远征便是在这一心理背景下发生的”。不过对此仍有学者提出反驳：“李广利率军远征，过去仅从求取名马探求其原因。武帝虽多欲，不失为英明之主，不致发兵十八万，以求数十匹善马，贵畜贱人，一至于此。武帝非为求天马而伐大宛，亦非为改良马种而出兵西域。其主要动机是与中亚诸国建立联盟，以对付匈奴。”（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页505，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笔者按：此说最早见于方豪《中西交通史》（一），页129，上海：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44年。）更多的学者也赞同此说，坚持认为：“武帝非为求天马而伐大宛，亦非为改良马种而出兵西域。与中亚若干国同盟（初为大宛，后为乌孙）以除匈奴，始为其远征之最早最大之动机。史言甚明，固不必旁求其他也。”（方豪：《中西交通史》（一），页129，上海：中华文化事业出版社，1944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武帝令张骞凿通西域，固然有其政治、军事上的图谋，但的确不能排除他个人对西方外域珍奇强烈欲望的驱使。其中，他对“天马”的强烈渴求和所采取的相应行动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天马的背后还隐藏着与汉武帝“升仙思想”有关的诸多玄机。
史书记载：“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又见《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可见汉武帝时遣使远征西域，其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他“好宛马”的缘故。从对乌孙马与大宛马的两次命名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些来自西极的良马自有神通之处，与《易》暗合，是为天马。
大宛，为亚历山大东征后所建，为中亚希腊化国家之一，西域人称希腊为“Vavan”，大宛意为大希腊，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王治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卡散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居民从事农牧业，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页155-156，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为了求得西域大宛的天马，汉武帝甚至不惜劳师动众发动对大宛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得很详细：“（汉使）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史记?大宛列传》。）
《汉书》对此也有记载：“（大）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汉书?西域传》。）后来，随着西域来华胡人和西域“天马”的日益增多，为了供给西域胡使足够的葡萄酒，让西域天马有足够的苜蓿作为草料，甚至连长安的离宫别馆旁边都种上了葡萄和苜蓿（《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左右以蒲陶（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载：“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
汉代遣使通往西使，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寻求西域珍奇，如司马迁所载：“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史记?大宛列传》。另《汉书?西域传》亦载：“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所求的“奇物”当中，“天马”无疑是汉武帝最好之奇物。
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出几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汗血马”之类产于西域的良马固然为马中的优良品种，但为什么当时会被称之为“天马”？又为什么会引起汉武帝如此之大的兴趣，不惜动用国家军事力量去发动一场又一场旷日持久的掠夺战争?笔者推测，其中有一些长期以来隐含至深的原因，可能迄今为止还并未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与深入的探讨。
细审文献，我们发现：这类来自西方的良马在汉代实际上已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寓义。《史记?乐书》记载：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祠歌十九章》中记载得更为明白：
太一况，天马下，师古曰：此言天马乃太一所赐，故下来也。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苏林曰：音蹑，言天马上蹑浮云也。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文颖云：“言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应昭曰：“阊阖，天门。玉台，上帝之所居。”
在上述十九章汉代的“郊祠歌”中，还有赞颂“天门”的章句：
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师古曰：“敦读曰屯。屯，聚也。”
不难发现，在这些汉代皇家祭祠的庙堂颂歌中，“天马”与“天门”、“昆仑”等神话体系已是一脉相承。上引前人文颖的注释实际上已将谜底揭破：这些来自西极的良马在崇信神仙方术之说的汉武帝心目中，早已超越一般意义上可用于征战乘骑的优质马匹，而已是“太一”之神所赐给的能够“蹑浮云、游阊阖、登天门、逝昆仑”的“西极神马”——天马，最终可以乘骑这些“天马”达到“摇举升仙”的目的地——昆仑。
为了进一步剖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借助文献材料对上述歌词内所涉及汉代与“天帝”有关的神仙观念中几个重要的概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为太一。“太一”也称之为“泰一”，是天神中最为尊贵者，在汉代的神灵崇拜体系中极备尊崇。《汉书?郊祀志》记载：
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如其方。
同卷又载：
明年，齐人少翁以方见上。……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属。
又《汉书?天文志》：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之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北斗七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次为阊阖。“阊阖”，如汉应昭注释所称，即“天门”也。《淮南子?原道训》中记载，天帝所居之处有“天门”，欲见天帝，必得先入天门，这是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雷车、入云蜺……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
《史记正义》引韦昭云：
阊阖，天门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极之山，阊阖之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再次为昆仑。“昆仑”一词，在汉代神话世界中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有关西域的地理概念，而已经演化为太一之神“天帝”之“下都”。《史记正义》引《海内经》云：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作为“天帝之下都”的昆仑，为天帝所居的最下一重，在纵向空间位置上，是人们心目中连接天上人间与幽冥地府的“天柱”，由此天柱可上天入地。在汉代皇家祭礼当中，昆仑因此而成为天子祭拜上帝的通道，在皇家祭祀场所“明堂”中甚至出现了以“昆仑”命名的专门设施。《汉书?郊祠志》载：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天子从昆仑道入，始奉明堂如郊礼。
将“汗血马”之类的西域良马置之于这样一个信仰体系中来加以考察，就很容易理解它所具有的特殊寓意了。这类来自西域的良马，原本只是汉代凿通西域之后，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带来的一种珍奇动物而已，与其他同时期传入中土的狮子、大象、大鸟、犀牛之属意义本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汉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神仙方术色彩极其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其初始的意义在进入到中土之后却已经被彻底地加以了神化和改造，与中国先秦以来的以升仙不死为中核的“昆仑”神话系统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些西域的良马被赋予能够托举乘者登仙，通过昆仑、天门（阊阖）最终进入“天国”的神奇功能，因而被称为“天马”。而这场“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看来就是汉武帝本人。据司马迁记载，当天子得到大宛马之后，曾兴高采烈地作“太一之歌”（见前文所引）大加赞颂，当时便有臣下进言表示反对，使得天子大为败兴。但善于察言观色的阿谀奉承之徒立即跳将出来反诬进言者“诽谤圣制，当族”（《史记?乐书》载：“（上）复次为太一之歌。……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可见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极具戏剧性的。
二考古材料中所见的天马图像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由于汉代帝王深信西极天马是能够载其通达昆仑、天门进而升入天国的神马，对天马的崇拜之风也必定风行全国。虽然在文献典籍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有关“天马”的其他线索，但在汉代的考古材料中，却还保留着一些可能与天马有关的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