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两年前，当我还在长江商学院工作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一家国外媒体的邀请，谈谈对于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看法。为此，我整整思考了三个月，终于在盛夏时提出了对上海成为远东中心的全面反思。一时之间毁誉交加，反响热烈。后来，一位朋友点拨，既有其一，何不其二？
自上海之后，我又接着研究了中国数十个城市和国家战略区的未来发展，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当初偶然，今成宏愿。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关注也是一种必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实现了初步崛起。而中国的崛起，正是伴随着一批城市和区域的兴起而实现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堪称中国早期崛起的楷模。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呈现整体崛起之势，以前存在于构想中的中西部崛起，已经变为现实。近几年来，中西部在发展速度上已经明显地快于沿海地区，中国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到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大开发、图们江区域开发、黄河三角洲，到2009年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10年的皖江城市带、海南国际旅游岛，再到最近的新疆、西藏、成渝经济区、西咸新区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如此多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将中国的各个区域和城市抛向了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何抵达彼岸成为各个地方主政者非常关心的话题。张五常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自县域竞争，而现在，这种竞争已经上升到城市、省域乃至大的国家战略区的层面。
此外，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的经济都遭遇困境，中国亦不例外，各地为求突围，纷纷寻找对策。无论是广东的腾笼换鸟、非珠三角的腾飞、浙江的立地成佛式的产业升级，还是山东祭出的半岛蓝色经济区、鄱阳湖和皖江的开发、滨海和重庆模式，等等，都是当地的突围之举。邓小平说，改革需要杀出一条血路。而在未来，走出危机，亦需要杀出一条血路。如何在困顿中找到那条可以通向未来的血路，则是各个地方普遍关注的话题。
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有时候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周期密不可分。最近几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上届政府彻底实现自己施政理念的几年。在此情况下，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洗牌在所难免。
在新的改革时期，如何对本地进行定位，确定新的发展战略？
在增长困境中，如何找到突围之路？
在“十二五”规划乃至更长的政治与经济周期中，如何相对其他区域获得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这三大问题，是各个地方主政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自2010年以来，我也多次应一些地方政府的邀请，交流探讨当地发展之策。他们对于本地发展的迫切之心，殷切之情，如地底火山，呈喷发之势。同时，本地的未来发展，也引起了各地民间人士的普遍关注。关于城市发展之策的部分研究成果，我已经发布在个人官方博客中，很多当地市民就曾对我的研究发表了很多中肯的评论，他们的思索，深沉而热切。
二
新的发展周期、新的政治和经济周期，对于每个城市和区域来说，都意味着大变局的来临。而变局的魅力，全在于顺应时势，获得发展。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全在时势。
时势二字，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第一轮的发展中，各地对于时势的把握程度不一，直接造成了中国发展的不均衡。在我走访过的很多内地城市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遗憾，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走的是海洋时代的惯有国家战略，即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种战略与中西部的经济塌陷有直接的关联。很多内地城市底蕴深厚，亦不缺少有远见的雄才，但是受时势所限，这些城市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例如武汉，由于中国以外贸而非内需立国，海运取代陆运，武汉的所谓“天下之中”的优势荡然无存，自然无法雄起，而只有待中国内需时代来临时，武汉方可一展雄姿。
有时候，机遇如同天上的风与云，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也许就永不复来。在时势具备的时候，能否洞察时势、顺应时势，考验的则是一个城市的勇气与智慧。人皆言深圳是乘势而起，但是，同为特区的珠海，却与深圳相去甚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珠海没有把握时势。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终于在2008年成为国家战略，但是，此时地处珠三角经济区的城市已经普遍崛起，珠海和澳门，根本无法形成相对于珠三角的比较优势。但是，横琴如果早20至30年被开发，则结果会大不一样，今日的横琴，即当年的罗湖，可惜，此一时彼一时，横琴未能在珠三角初起时发力，待珠三角崛起之后，其被边缘化已成必然。
同样，能否把握未来大势，直接决定着各个城市在中国第二轮区域竞争中能否争得有利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城市或者区域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需要顺天时，应大势。由此，认清中国未来大势，是一切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
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产业已成大势，所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皖江城市带才能争抢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
从珠三角向非珠三角拓展，已经成为广东的未来大势，所以，韶关、河源、湛江等珠三角的边缘之地纷纷借势崛起。
中国从非均衡时代步入均衡时代，从沿海崛起时代迈向中西部崛起时代，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群起争雄。
中国从革命时代向和平时代转变，重商主义取代英雄主义乃是未来大势，在此情况下，红安等革命老区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颅，服膺现代商业规则，走上自我更新之路。
……
同时值得警惕的是，大变革时代往往泥沙俱下。近几年，我在各地考察走访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地方存在着种种困惑。这些困惑，正是由中国目前区域发展的乱象所致。
最近几年，广东和浙江的发展趋缓，而天津和重庆则快速崛起。但是，考究这两种模式，我们发现，就发展效率来说，广东和浙江仍然是中国的楷模，它们以较低的投资获得了艰难的发展。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则主要依靠巨型央企和外企投资才得以实现，这种发展不可持久。但是，在考核压力下，目前众多地方都希望学习天津模式，甚至是此前拥有民营企业优势的浙江和广东也开始重型化。
此外，本次的“十二五”规划本身存在很多疑问，如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中国，如何实现整体突围？目前，很多地方都希望能够抛弃传统产业，实现高端突围，于是，过于强调高新产业和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倾向，甚至一度造成了太阳能等新兴产业内的重复竞争。这种倾向非常危险。事实上，中国未来更需要中端崛起，经由中端崛起，几十年后再登顶，方成大势。
清流浊流，互相交错。能否真正洞察未来大势，不为暂时的迷局所惑，将是对各个地方的严峻考验。
值得警醒的是，国家也好，城市也好，其崛起莫不需要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纵使是全球目前的强国美国，也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雨。中国城市的崛起，需要顺应真正的自然规律，尊重常识，并且有所敬畏和克制，如此才可以久远。
负重剑，行长路，成大器。
这是我个人的人生信条，亦是我对于中国城市未来崛起的期望。
三
写作这本书，于我本人而言，也属命运中的必然。因为各种因缘际会，在定居北京之前，我早年曾游历广东、贵州、上海、浙江、重庆等省市，在将近10座城市工作和生活过，因此，我在研究这些城市时，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带入其中。这双重身份使我既有站在山巅旁观的理性，亦有身临其境的激情与感性。得与失，梦与痛，俱在心底翻腾。
久居人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在本书涉及的一些城市中，既有我的故乡，也有我求学、工作的第二故乡。这些城市，已经与我的生命和生活融为一体。它们不是在我的笔下，而是在我的血液中。在众多城市求学和游历的时期也是我从十几岁的少年步入而立之年的黄金时期，那是我一生中最富贵、最激情的岁月。
记得我第一次从倒水河畔的小城红安来到武汉，看到武汉长江大桥横亘在长江之上时，被深深震撼了。毕业之后到顺德，之后在广东辗转多地，最后暂居深圳，一直与海有缘。我早年的朋友，都留在了广东。在杭州的时候，正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当时常在西湖边独对夕阳，温情的西湖水，抚平了一个青年心底的忧伤。而在最后一次游历结束时，我登临重庆的洪崖洞，观大雨落长江，汇入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叹为观止，使我直叹这个城市的博大雄浑。其后到京，岁月激荡，颇不平静，遭逢无数人生变故。就在此书成稿的“五一”长假前夕，我回到湖北看望病中的父亲，后取道江苏、安徽、浙江，最后到达广东。自深圳蛇口，至珠海九洲港，茫茫大海，小岛之上，碣石苍茫，人生飘零，犹如大海孤舟。漫漫长路，不知前程，亦不见彼岸。
因此，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多年以来对中国各个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长期思考，也是对我多年来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思与感悟。我希望读者不仅能从中找到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大略，也可以看到一个个个体在这些城市中洒下的青春与热血，遗失的梦想与伤痛，并由此而产生共鸣。
由是，将平生所见所思，整理成文，名曰《大国诸城》，希望微言中可见大义。此前，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立世近百年，对于中国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天才性的设想。国父肇划，自是雄才大略，令人尊崇。不过，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区域和城市的竞争格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预见。大国崛起需要新的强国方略，而《大国诸城》，庶几有重整中国城市与区域方略、继承和发扬《建国方略》之宏愿。天昊不才，但中国一日千里之发展亟须廓清迷雾，因此不得不勉力为之。不周之处，希望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的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长江商学院。在长江商学院的一年中，我得以遍阅各种图书，在生活无忧的同时，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下来思考，开拓此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打开一扇通往更广袤空间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在我最困顿和迷茫的时候，长江商学院给了我一个空间。在长江商学院的很多夜晚，我都留驻图书馆，一个人坐在庞大的图书馆里，独面寂静，与星斗为伍。也感谢久违的大海、西湖、长江水，还有故乡红安的倒水河，它们让我在人生之旅中，可以借沧浪之清水，洗涤心灵，涤荡自我，涅槃重生。
亲友和同事的督促，是本书能够出世的重要动力。感谢刚峰、陈阳波、徐远翔、周季钢、袁开红等朋友的鼓励。
感谢冯立峰、朱敏、赵铁、崔毅、周丽敏、童海华、邓新华、吴强、杨伟信、田毅、尹传高、戴志勇、姚冬琴、黄宾、潘海福、胡舒立、马良鹏、吕强、龙金光、苗蕾、陈力、张小平、椿桦、童大焕、苏东、张德华、黄海川、郑风田、江河、陈宝存、杜跃进、胡劲华、杨国英、刘波、劳春燕、骆新、周蓬安、黎明、葛红兵、端宏斌、张青叶、吴金豪、吴飞、刘勇、夏效鸿、郭曙光、尹传高、李海龙，海浪、王鲁峰、吴彦军、邹建峰、金心异、倪金节、陈润、李大千、郭夏、王凯、刘倩、吴安定、张会亭、孟令娟、王洛斯、江沛、盛大林、五岳散人、陈小军、张春辉、严建设、颍水之上、陆新之、苗坤、陈方、秦建中、张君煜、亦忱、2可器、播报一郎、丁咚，朱月光、李闫、于海、扈小娟、段旭、张雅、石述思、易鹏、柴璐、赵普、陈晓宇、常惠芳、侯召迅、周科、黄胜友、余少峰、刘琼、刘红鹰、张良、刘四海、栾笑语、王春元、陈韵、周碧华、卞洪登、李学宾、陈曦、武云傅、孙雪东、冒安林、高嵩、马娟、张春蔚、任健、王燕、巫云峰、张玉、穆莉、李哲、赵婀娜、顾维洁、王涛、何曼、杜亮、方丹、宋海蛟、惠心、陈瑛、张永静、马方业、冯淑娟、李文科、王嘉涵、程越、蔺会杰、郭华德、邝新华、黄爱芬、徐龙淼，郑丰、潘崇敏、赖刚、梁莉、何洪春、方龙飞等朋友的支持。
感谢浙江省委、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宁波市委、金华市委、台州市委、德清县委、湖州市委、绍兴市委、慈溪市委、舟山市委、日照市委、西安新咸新区、河北廊坊、河北固安、江西上饶信州区以及故乡湖北红安县方面提供的实地考察机会。
特别鸣谢浙江省的晋杜鹃、徐斌、刘卓文等几位女士，以及赵洪祝先生、茅临生先生、干飞先生、陈国平先生。
感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新闻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的部分领导与知名学者的指导。
感谢舒富民、胡晓生、范颖华等《求是·小康》杂志社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宽容与理解。
杭州蓝狮子出版中心的王留全、宣佳丽，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王长刚对于本书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