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乐”、爱使股份和另一家延中实业（600601）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为集体企业或街道企业。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600602），1989年它在全国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多大型国有上市公司那般，投资者不大喜欢，却又无法忽视
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令市场愕然。
8家上市公司（除了上述6家之外，还有申华实业（600653）、豫园商城（600655）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且股息率很高。于是，这些股票当时即使不能交易，其股息也很诱人。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联系在一起的，股息率多是18.75%，这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
如果上海没有股市，就像上海没有外滩、上海没有张爱玲一样。
【人物】尉文渊跳进上交所
******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年内成立。当上海的干部听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说法时急坏了。正在此时，蹦出个尉文渊。其时尉文渊35岁。他就是为上交所而生的。
尉文渊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多不愿意离开黄浦江。尉文渊15岁就去新疆当了兵，在连队和泥打坯养猪；5年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曹阳电影院打杂，拿个小手电引座；后又调到普陀区委当一名小干部。参加高考后尉文渊进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85年9月改名为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读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股份制。当时学院副院长是龚浩成。
1983年毕业时学校派京指标完不成，尉文渊北上赴京。尉文渊不隐瞒到北京就是想当官。1986年，他31岁，位居国家审计署处长。两年后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尉文渊只好弃官回沪，追随老师龚浩成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当个正处级副处长，当时金管处处长是王定甫。
从15岁出去当兵到34岁回家伺候夫人坐月子，尉文渊一多半时间都在沪外，南征北战风吹雨打，这些都蓄养出日后他做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时的非沪式生猛做派。而1990年6月尉文渊的一蹦，彻底断了他的官路。当时尉文渊就知道，上交所没定级别。虽然他个人被定了个副局级待遇，但5年后也全数丢了。
1990年11月，尉文渊35岁，被任命为上交所总经理。当时上交所第一次开理事会，大家在争理事争席位。这时候尉文渊母亲打来电话，说报上登你名字了。这时上面不高兴了，说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居然不往上报。也许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并没太看重上交所，一个下属单位，买瓜卖菜的三产的意思，还不就自己定了？后来给尉文渊补报了手续。上交所的筹办费也是尉文渊从中国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上交所成立后收了会费才还上这笔钱。
1990年12月19日，经过半年的紧锣密鼓，上海举行上交所开业典礼。据说，尉文渊敲完锣激动得当场晕倒。他后来解释说，开业前搬桌子碰了脚，肿了，别人扶他离开的。这事不必细究，属好人好事层次。
说不清是尉文渊操持成了上交所，还是上交所成就了尉文渊。
【存档】从静安指数到上证综指
静安指数全称静安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是A股市场的第一个股票指数。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成立，当年上海“老八股”中有7只股票都在静安营业厅交易和清算交割，只有城隍庙股票（即豫园商城前身）在上投公司虹口部交易。上投公司副总经理阚治东参考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设计了静安指数：以上海8种股票为样本，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基数修正法综合计算。静安指数基期为1986年9月26日。从此A股市场有了一个晴雨表。
上交所正式运营后，申银证券将所有交易中的股票以及清算交割资料移交上交所。此后，上交所以这8只股票为样本，以1989年12月19日为基期编制了上证综指，并于1991年7月15日正式发布。
1996年沪深两市竞争激烈，曾出现深强沪弱局面。有人认为上证综指存在不足，削弱了上海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应编制新的成份股指数。1996年7月1日上证30指数正式发布，一些上市企业以成为上证30指数的成份股为荣。
【第九回】·报纸上论战各讲各的理
惊回首深交所抢先挂牌
组织部不知如何安排禹国刚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王健和禹国刚两人搭档搞起来的。
禹国刚比王健大7岁。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声声震耳。1981年春节，禹国刚变卖家产得来600元钱，带着老婆儿子闯深圳，在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简称爱华）做活儿。
有日本老人名冈崎嘉平太常来中国，每来必跟廖承志申请，要廖承志差几个中国青年去日本学证券。廖承志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终于，1983年爱华电子有限公司党委秘书禹国刚和另一中国小伙儿蔡靖华被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不远千里学证券。那一年，廖承志去世。
对中国人的到来，日本人很敏感，把两位中国小伙儿的照片登在《朝日新闻》上，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照片说明有点味道：在资本主义中枢东京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不能怪日本人怪里怪气。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两年后回到深圳，组织部果然不知该怎么办。不能因为你是学证券的就给你开间交易所，就好比当年不能因为你听惯了外国话，就不能去听炮声。领导说：“现在国内没有股票，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禹国刚只好悄悄回到爱华摆弄彩电。
5年后，1988年深圳市********李灏在考察了欧洲和香港后，提出创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深圳证券市场。禹国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被抽调到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任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到位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挖来王健。结果，两个人都是副总经理，总经理一职空缺。
王健上任后办了4件事：第一是找人，第二是找钱，第三是找地方，第四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某日王健得到消息，说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元经费，存在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没有用。王健骑上自行车，跑到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与总经理董国梁商量借这笔钱。董国梁爽快应允。
接下来是找地方。王健跑遍了深圳市，最后去找科委领导叶华明，叶华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后代，“听说我们创业如此艰苦，他大为感动，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搞证券交易所，像我们这样搞法。叶华明叫我们搬到科委来免费办公，以后交易所就设在科委大楼一楼大堂。我走出科委大楼，围着大楼走了好几圈”。
王健向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汇报，而张鸿义却另有打算，说：“设在科委自然安静，但是其影响程度就不如在国贸大厦。深圳要走向世界，从长远看，设在国贸大厦影响会更大些。”国贸大厦总经理马成礼把三楼的仓库贡献了出来，三天后证券交易筹备小组的牌子就挂了出来。
食洋不化三足鼎立
在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袁天凡热情地接待了筹备小组，提供了英、美、法、德、日，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大部分都有中文译本。
大家分工合作，各写一摊，最后由王健和禹国刚总纂，形成《蓝皮书》。因为大家参考的书目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因此编写出来的文字有港味的，有台味的，还有洋味的，有点不伦不类。“不管怎么说，它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蓝皮书》的问世遭到一片质疑声，有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发表文章，说《蓝皮书》食洋不化。争论中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都在报纸上发表各自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应该立足于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然后下面是深交所、登记公司和券商三足鼎立，三方互相监督。
王健说：“三足鼎立使深交所只是一个集中交易市，遇到股市暴涨暴跌，没有权力去干涉。三足鼎立的另一位是券商，券商实际上是一种店铺交易、柜台交易，是在各个证券交易所的营业部进行，甚至很多券商自己都在炒作股票，操纵股价。而证券登记公司本应是交易所的一部分或者附属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却把它独立出来，各搞各的。”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这应该在下面勾兑，怎能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太不和谐了。但想想当时的情形，这些同志挺可爱的。
王健提出了第一方案：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这个方案遭到了否决：“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党组意见：你们的方案我们不同意。移植借鉴香港法律要结合中国实际，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中国行不通。”
另一个争论是，有人提出对“证券公司进行改造，取代交易所的职能”。王健拍案而起：“就是外行也清楚，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价格便不会一致，这就会为一些人提供投机的机会，柜台交易的‘三公’就做不到，黑市交易就会杜而不绝。”
1990年5月，王健和禹国刚等人到北京公干，禹国刚记得那次是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谈的，金建栋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如暂时叫深圳证券市场好。
“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禹国刚问。
“你不懂，先叫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深交所的名称前后变了几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还是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换一次，信纸信封都要换。
券商联手搅局深交所开业
1990年4月深交所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试开业，没开成，改为8月18日。在8月18日前几天，主管部门又说北京不同意，不得不又改在10月13日。可就在这一日子之前的几天，深圳一位行长亲驾北京汇报，南归后，10月13日的试开业又被毙了。
“有几次，我要求主管部门拿文件让我们看看。人家说用不着文件，北京的电话就是文件！”王健说。
11月20日，王健突然接到北京“联办”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总想争第一，可是人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被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
“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李灏汇报。全国现在也就几只股票，如果再不开业，我们也就开不成了！”王健说。
11月22日，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和郑良玉等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王健把上交所已经被批准，深圳股市混乱、官商勾结等问题再次提出，“经过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自动撮合、自动过户使大量的人为搞鬼没了机会”。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一位领导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禹国刚说：“深圳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集中交易能把股市上70%~80%的弊端干掉。如果交易所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要找你们算账喽！”
各种利害摆得明明白白。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说，“12月1日开业。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这本应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候，但王健却感觉异样：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无精打采。9点钟到了。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会是一阵激烈的价格争抢，以赢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此时，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一位经理突然来到交易所。该机构是券商之一，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外，任何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来人顾不得许多，拉上王健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不过你们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于是，王健、禹国刚二人分兵两路，王健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禹国刚用车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头儿请来，让主管机关压阵。
不多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表示要严查。此前王健已查明：那三家证券公司都有报单，只是不报。这一天，只有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在交易所作了5笔交易。几家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事后王健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讨公平，处长却面露难色：“处理它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开业当天的情形后人少有叙述，有三点值得记述。
其一，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揭开。
其二，出席开业仪式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
其三，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深安达）8000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券商及出市代表是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深圳有色财务公司证券营业部的伍德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