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柳翠被带到了派出所，经过一番询问，派出所的人对我和柳翠的关系，将信将疑。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恋爱关系，哪你为啥要大喊大叫，打他的嘴巴呢？柳翠低着头一脸通红，她心里又难过又后悔，她说谁好意思在大街上亲吻，人又不是畜牲，站在哪里都可以。派出所的人被逗笑了，说按你的意思，在街上亲吻的都是畜牲了？柳翠慌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他们是牲畜，人家是城里人嘛。派出所的人笑得更开心，他们不好说城里人可以在大街上亲吻和乡下人不能在大街上亲吻的话，这亲吻没有任何法规有过规定：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它不属于法律法规管的范畴。
从长安街回来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创伤，我做任何事提不起劲头，觉得自己活得太卑微，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极不起眼的愿望也遭到巨大的打击。而且这打击来自于自己的恋人，来自于她的封闭，缺乏自信和不把自己当个人的想法，她把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拉开，自觉地按乡村的做法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她极大地伤害了我，她在我走向城市的路途中猛地给了我一闷棒，打得我趔趔趄趄几乎倒下。
有好长时间我都没理她，我一个人独自去工地，下了工我哪也不去，我在工棚里独自舔伤，舔心灵上的伤和身上的伤。工棚里的工友问我被谁打的，如果是无缘无故地被人打，他们就要出头，就要讨回公道，他们说别的方面咱们斗不过人家，打架还有优势，只要你认准人，一定去揍狗日一顿，让他们知道咱们民工也不是好欺侮的。我无言以对，低着头默默坐在床上不讲话。老王说你狗日是不是去找小姐被人家打了。我气不打一处来，说你娘才是小姐，你妹子才是小姐。老王一听气了，说这小狗日吃错药啦，老子诚心帮你，你还出口伤人。老王从床上跳过来要打我，被大家拉住了。我倒巴不得他打我呢？打了我心里会痛快一点。
那些日子柳翠比我还难过，她为我跑到离工地很远很远医药门市买药和敷伤口的药膏和棉纱，我冷冷地将药和棉纱扫在地上，我宁肯让伤口发炎溃烂也不用她买来的药和药膏，我晓得外伤好得快，即使不吃药不敷药很快也会好的，但我心上的伤口不是用药医得好的。柳翠呆呆地站在我床边，她委曲得想哭，鼻子一抽一抽的，眼泪已经溢出眼眶。她站了一会儿，默默地把药、药膏和纱布之类检好放在我的床头，然后默默地走了。到了工棚门口，她回过头来想讲什么，见我仍然恨恨地看着她，她没讲出来，回过头走了。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柳翠的心里也是很苦的，她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她害怕城市，畏惧城市，心里充满漂泊感和孤独感，她需要有人呵护、有人关爱、有人慰藉，在城市这个巨兽的身边，她小心翼翼地活着，怕一不小心就被城市的巨口吞噬。她还怕拐骗，怕迷路，怕人呵斥，怕骗钱，尽管她只有很少很少的钱。她怕失去我，我是她唯一的依托。在我不理她的日子里，她迷茫、彷徨、惴惴不安。我在前面叙述过她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节俭到吝啬的程度，但为了和我和缓关系，她破例地去买了水果和半只烧鸡，她知道我最爱吃烧鸡。最后我终于和她和好，在一个大家都不在工棚的时候，我搂住她和她亲吻，并且摸她的乳房。她偎在我的怀里，忧伤而又感激地看着我，她说在长安街那天，我为什么会突然在大街上亲吻她？她说她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根本想不到我会当着满街的人亲吻她，更没想到会动手打我的嘴巴。她说你当时到底咋了？你讲讲你当时的想法好吗？我理了理思路，我觉得必须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她，那怕她认为我的想法太荒诞太无聊太偏执，我把我潜意识里隐藏了许多年的想法清清楚楚、彻彻底底地告诉了她。听完我的叙述，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的脸上很忧伤也很美丽，忧伤的美丽使这个贫贱的山区姑娘变得高贵起来，这样的神情一点也不比出身高贵的妇女差。美丽和忧伤不仅仅属于有钱人，贫贱的人也同样可以拥有。
柳翠了解了我的内心世界，她理解了我的近于偏执的荒诞想法，她说如果我早点将这想法告诉她，她也许会同意我和她一起到长安街上接吻。她说这对她来讲是很难的事，在大街上接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主要的还是观念和心理承受能力，她如果做了就几乎等于让她赤身裸体站在大街上。但她认为我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接吻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是逼进城市精神内核的一个举措。她说她不敢逼进城市，畏惧城市，畏惧城市的一切，她挣了钱只想回到老家过平稳的生活。她担心我和她的想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她理解我的想法，支持我的想法。听了她的话我很感动，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个看似木讷的山区姑娘其实是很有思想的。我要携着她的手，让她去掉对城市的畏惧心理，一步一步走向城市。
三
我想对自己的心态和心理进行调整，北京应该是有心理诊治的门诊的，但我没有钱去付心理诊治的费用的，听说心理诊治的费用是很高的。我只得到旧书摊去寻找廉价的心理书籍，我要自己解决自己的心理暗疾。事实上，一旦心理上的问题成为疾病，要调整和治疗好是非常困难的，它是潜伏着的魔鬼，没有什么法力能拘束它，所有调整和治疗它的理论，在这个魔鬼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只蜘蛛竭尽全力地编织了一张蛛网，你伸手轻轻一挥，它就荡然无存。但我还是要顽强地编织心理历程上的蛛网，一张接一张地编，不停息地编，被魔鬼之手拂去之后再接着编。为编织一张接一张的蛛网，我耗尽了心血，殚精竭虑，神情憔悴，走路发虚，精神恍惚。工棚里的工友都说我中了邪，着了魔，他们说这小狗日的废掉了，是个花痴，弄不好要进疯人院，可惜他外婆家的三箩鸡蛋了。这里说的三箩鸡蛋指农村中闺女生娃娃，外祖母要送三箩鸡蛋表示祝贺。柳翠面对我这个浪费了外祖母三箩鸡蛋的人焦虑万分。她不明白我其实是在和内心荒诞的想法作斗争，是在和魔鬼作斗争。这个多年以来我用血肉和灵魂喂养大的魔鬼太强大了，他吞噬着我的灵魂让我不得安宁。
柳翠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之后，她心痛得流泪，她绞着手红着脸说这是何苦呢？
要到长安街接吻就去嘛，我不晓得你内心里有那么多想法，我伤害了你，对不起你。
柳翠这个善良的山区姑娘，为了让我实现那个荒诞的匪夷所思的想法，她克服了与生俱来的羞怯和封闭，她说只要你好好的，干什么我都依着你，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除了你我再没有一个亲人了。柳翠轻轻地啜泣，孤独感、飘零感，时时缠绕着她。我和她商量着找一个放假的机会就去了却心愿，简简单单地去，郑重其事地接吻，要吻得隆重热烈而又真挚。柳翠断然地否定了我的提议，柳翠说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去，既然决定了去，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内容是重要的，形式也不能简化。她说我们选个好日子吧，其他事我来做。
柳翠在做些什么事呢？她将藏得很隐密的存折找出来，所有存折都是一样大小，一样分量，但是面额的差距却是无法比拟的。柳翠的钱差不多都寄回去供她弟弟读书，供她妈治病了，上面的三千多元差不多都是我拿给她存起来的。我的一个朋友写首诗叫《用爱订做天堂》，我深切地感受到应该改为《用钱订做天堂》，我对城市的没有由来的敬畏和爱慕，其实也是很物质的。他说俗，你太俗了。柳翠的存折上的钱很长时间都原地踏步，甚至有朝后退的趋势。为了守住基本的底线，柳翠几乎连冰激凌都没吃过一根。但这次她却破釜沉舟，非要大手笔一回。她拉我去郊区的农贸集市去买衣服，她说我其实是很适合穿西服的，身材肥瘦适度，身高也适中，不在身残的范围。但我们不敢去大商场，去大商场不但令人沮丧还让人自卑。那些她说不出名字我也说不出名字的名牌西装的价格，会使我们像遇到劫匪一样夺路而逃。那些日子只要工地上一下班，她就消失了。她不厌其烦地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农贸集市转悠，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看，看颜色看质地，当然她不看牌子。那些蹙脚西装既使有牌子也是假的，这点她是明白的。不知看了多少天她终于看中了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价格也和摊主反反复复地磨，磨得摊主都失去耐心答应了她的出价。她兴冲冲地拉我去试衣，我一穿上她就啧啧叹息，前看、后看、左看、右看，把我像一捆柴禾似地搬来搬去。她说太合适了，你穿上变了个人。确实，穿上这套西装我也觉得自己精神了许多，漂亮了许多，走近了城市的边缘。她还给我买了一条猩红色的领带，一双声称是名牌的皮鞋，摊主把皮鞋很响亮地在水泥台阶上拍，拍得惊心动魄，说看看，货真价实，不是名牌谁敢这样拍。那双皮鞋很亮，亮得反常，真的能照得见人影。后来我才知道是塑胶加一种特种漆做的，穿在脚上不透气，把脚捂得像块腐烂的大白萝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高兴。只是柳翠在付钱的时候嘴角不经意地咧了咧，我知道她心里很疼，刀剜一般的疼。
柳翠也买了一条连衣裙。依我的想法上衣和裙子应该分开买，这种衣服不是衣服裙子不是裙子的服装，我觉得就像我那个写诗的朋友写的散文诗。说它是诗它又是散文，说它是散文它又是诗。不伦不类得令人讨厌。但柳翠很喜欢它，说实在的，柳翠穿上它确实好看，但这种好看是因为她从来没穿过裙子，它的好看是相对又硬又厚泥迹点点的工装。有了工装垫底它就高尚就雅致就漂亮了。我们像举行婚礼的新郎新娘，喜气洋洋喜不自禁。柳翠将买来的衣服小心翼翼地藏在木箱里，在放衣服的时候她像抚摸婴儿的皮肤与小脸一样小心，一脸的幸福和陶醉。我心里又是感动又是忧伤，这么廉价的衣服就使这位姑娘这么满足这么陶醉。我发誓要拼搏要奋斗，要使她进入城市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把到长安街去接吻看成是我在出发时的誓言，有了誓言就有的挑战，有了挑战就有责任和目标。
在我们确定的去长安街接吻的日子，工地上却不放假。我和柳翠去请假，工头说不到轮休的日子请假倒要扣三天的工钱，我横下一条心扣三天的工资就三天的工资，柳翠也义无反顾，她的嘴角照例地抽搐了一下，我感到疼痛，是那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怕自己先垮掉，拉着柳翠匆匆忙忙地逃离。
那天柳翠破例地提出要到肯德基去吃东西，她说再也不能啃着玉米棒子去接吻。在长安街啃玉米棒子是不雅观的，喝水也不再喝矿泉水瓶里注入的白开水，要喝真的矿泉水。她说了这话的时候又说就这一次，真的，我们以后再不能这样奢侈。在一家非常拥挤的肯德基餐厅，我和她各要了一份。说实话，炸薯条炸鸡腿之类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好吃，塑料纸里装的一小点果酱汁吃起来也真莫名其妙，饮料有一股怪怪的味道，远远没有我用罐头瓶泡的浓茶好喝。我们在一张条形餐桌坐定，我穿那套西装很别扭，手脚也没搁处。我们将托盆端到自己面前，不敢像在工地上吃饭和像在家乡啃洋芋那样放肆。事先我们也没商量过怎样吃，在之前我们从来没吃过，但我们不由自主地打量别人怎样吃，唯恐吃错程序吃错方法惹人笑话。我们都怕别人说我们是乡下的土包子，其实我在杂志上看过肯德基汉堡包是外国穷人的食物，麦当劳前掌门人坎塔卢波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坎塔卢波的猝死就是因为食用太多汉堡包、炸薯条的结果，那本杂志上还说洋快餐属于典型的“三高”（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而炸鸡腿鸡翅之类食品含量“三四苯并芘”属致癌物质之首，但此时我们并不怕“三高”，也不怕什么“三四苯并芘”，怕的是不会吃而出洋相。正当我们看到吃这类食物并无特别的工具和特别的技巧时，我们暗自高兴，也增强了信心，像模像样地用吸管吸饮料，用薯条蘸果酱。
我们的样子肯定哪里出了问题，否则北京人不会打量我们的。北京人啥没见过？见了高鼻子蓝眼珠的外国人就像见到隔壁老朱老刘家的二小子三闺女似的，眼珠皮都懒得抬一下。那天柳翠去做了个发型，她的头发原来是披着的，在工地时她随随便便绾一下塞在安全帽里，穿着肥大膨胀的工装，弄得连性别都没了。穿了连衣裙的柳翠太看重这次接吻，她说将奢侈进行到底，要遭大家遭。她的话土洋结合，方言与时髦话混淆在一起。这里说的遭是遭踏的意思，是不顾一切挥霍浪费的意思。我们富源那里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土财主因不满败家儿子的挥霍，气得进了城，在饭馆里连续要三大碗阳春面，痛心疾首地说“要遭大家遭，哪个怕哪个。”柳翠不是土财主，柳翠只能算土财主家的帮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