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结婚办学继续创作的十五年：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间，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试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忏悔录》后半部属于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临近五十岁之时“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对生命的大怀疑和对人生的大迷惘：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刘宁编《托尔斯泰散文》下册收入《忏悔录》，由冯增义根据莫斯科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译出。以上所引六小段见《托尔斯泰散文》第7、8、9、12、13、1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的第十节“忏悔录与宗教狂乱”中，曾把托尔斯泰《忏悔录》中这部分最重要的内容作了概要性传述，而且特别声明转述中保留了托尔斯泰的语气：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面前，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底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
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柜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底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底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底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见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傅雷中译本第73～7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忏悔录》写于1879年，原名“我是谁”，藏了三年之后，于1882年修订命名为《忏悔录》。这三年正是托尔斯泰思想激荡的岁月，常被评论家称为“精神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他更关注底层社会，真切地看到俄罗斯大都市贫民的生活惨状。这些惨状异常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良心，甚至把他推入悲痛的绝望之中。“人们不能这样过活！”“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他在给朋友讲述社会底层的凄惨故事时，常常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托尔斯泰号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生活”，一面是底层的奴隶生活（他完全无法承受这种生活在他眼前出现）；一面则是指他自己的生活，上层的地主生活。他认定底层的悲惨与堕落，他应当负责。
他的仁慈之心与奴隶们的身体一样受到无尽的折磨，因此，在叫喊奴隶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在《忏悔录》中也叫喊自己不能这样活下去。在巨大的良心痛苦压力下，他否定自己的过去，“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原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他自责、自审到几乎走向自虐与自践，甚至差些自杀（“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这些年月，思想上新的裂变的确使他痛苦到几乎发疯，然而，在这种大迷惘的状态中，读者却可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大慈悲心与大同情心，而且还能感受到他极端的情感状态中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我正是制造奴隶惨状的共谋。罗曼·罗兰有一段评述托尔斯泰此时心灵状态的文字写得很好。他说：
……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也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底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底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底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见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傅雷中译本第85～8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