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人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人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3.现代派
“现代派”诗歌流派，是指1932年之后围绕《现代》杂志的一批诗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何其芳的《预言》等诗华丽、精致。卞之琳的《数行集》《鱼目集》里的作品善于将日常生活的观察转为哲理性的感悟，其圆熟、冷静的表达常常出奇制胜。
20世纪30年代还有另一诗潮是“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为中坚，特点是密切反映时代变化，抒发革命激情，追求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追求刚健壮阔的力之美。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艾青和臧克家也是贴近现实，有强烈的革命使命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更能代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
更能代表抗战时期以及20世纪40年代新诗发展水平的，是“七月派”和“九叶派”。“七月派”是在艾青影响下，以理论家胡风为中心的作家诗人群，代表人物有绿原、阿垅、曾卓、牛汉等。
4. 九叶派
“九叶派”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堤、袁可嘉等。20世纪80年代他们9人出版有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5.朦胧诗
新时期首先出现的是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稍后出现了有关“朦胧诗”的讨论，说明一种新生代的诗歌正在文坛崛起。
“朦胧诗”不仅仅是某个诗人群，或者某类诗作，而是一种带有叛逆性，先锋性的创作潮流。因其作品在艺术上多用总体象征，具有表达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被称为“朦胧诗”。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是“朦胧诗”的代表作者。
6. 新生代
几乎和“朦胧诗”群体同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成为主潮的“新生代”，是比较庞杂的诗人群。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子、王家新等为代表的所谓“后朦胧”诗人，此外，还有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特点表现为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观念上的反崇高，反英雄，艺术上则反优雅，反意象，有意用原生态的口语入诗。
赋
概述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冶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冶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之为赋。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冶。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像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冶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冶手法。
赋的体式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是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是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期，抒情小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散文
散文的概述和发展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练、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的作者不可考，现在所用的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学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洗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人，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但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的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在这方面的造诣很高。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人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都可以人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的作品。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性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人蓬勃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