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伯家住了一年多后，父亲又来到上海。这次，他还带回来我的一个弟弟。父母也想把弟弟放在上海，但确实也不可能把我们兄弟俩都寄养在大伯家。于是，父亲想了一个办法。
原来父亲在上海有房子，那是爷爷留下的唯一遗产。
房子在长宁路附近一个叫朱家宅的地方，现在早已被拆迁了。朱家宅离大伯家不算太远，大伯家那时在兴国路上。
当时在朱家宅那片儿我们的房子还不算太差。这是一幢标准的本地房，拥有这种房子的人说明祖上一直生活在这里，谓之“本地人”。房子是砖木结构的，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客堂，足有学校的教室那么大，四扇大大的木门，高高的木制门槛让我进出都很费劲。客堂的东面和西面各有里外两间房，每间有十六平方米那么大。东面那两间，是父亲的姐姐一家住，西面那两间，是属于父亲的，客堂两家各占一半。我住在这之前，整个房子由父亲的姐姐代看着。房子的门前是一个大小和房子面积差不多的院子，院子四周围着竹篱笆墙，沿着篱笆内一米的地方，种着各色的花，最多的是月季。
父亲把我带回家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老婆婆，父亲让我叫“奶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通过亲戚找来的保姆。我回到朱家宅老家的第三天，父亲就走了，而我和弟弟则被留下来，由这个“奶奶”看管。这三天里，父亲完成了对我的一项训练，即让我学会了用拐杖走路。而之前，我都是用小板凳挪动身体的。
记得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用拐杖，因为我没看到其他孩子用拐杖走路。可是，没有拐杖我根本无法行走，甚至连站立的可能也没有，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一开始就比别人多了一副拐杖。
“奶奶”是江苏吴江县农村人，大概有五十岁了，她家有儿孙，丈夫已去世，早些年一直在上海有钱人家当保姆。她确实很会理家，也很能干，除日常家务外，还能缝补衣服。她没有文化，却能记账。不知为什么她竟然还抽烟，抽的是飞马烟，当时两角八分一包。让我最感到惊奇的是，她的牙齿晚上可以拿下来，白天可以装上去。当牙齿拿下来的时候，她的嘴巴很滑稽，说起话来也走音。
她最爱一个人自言自语，每天晚上，我们躺下后，她就开始说了：“你父亲找到我的时候，给我讲《红灯记》的故事，说虽然我们不是一家人，但也可以像《红灯记》里那样一家三代来自不同的家庭却能组成一个家。”原来她自比李奶奶，她的话都是在讲给我和弟弟听。她每天晚上都会这样自言自语地唠叨，听得我耳朵都烦了。
不久，我和所有同龄孩子一样上学了。这对我的成长而言，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小学第一位班主任姓翁，四十多岁，是位女老师。
开学第一天，我就给学校出了个难题。
最初，我的班级在三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坐在了教室里。可翁老师觉得这不是个办法，当天，她就去找了教务处和校长。教务处和校长又找了底楼的一个班级老师，最后决定将两个班级教室对调。下午上课时，我的班级就调到了楼下。这样一来，原先底楼班级的同学很高兴，因为可以上楼，在楼上可以看到学校以外很远的地方。而我们班级里的同学就不乐意了，有些同学就开始指责我说：“全是你，全是你。”
下午第一节课是翁老师的语文课。这一堂课，她没讲课文，而是给同学们讲了许多道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们谁也猜不到。结果是全班有一多半的同学，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举手表示要每天来陪伴我上学、放学。最后翁老师挑选了几个和我同路的男同学，安排他们每天陪我上下学。
我和同学们都喜欢听翁老师上课，尤其是每天早上半小时的晨课，她总是会给我们念好听的故事。《欧阳海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在那时候听的。翁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将肚子顶在讲台的一角上，有一次她说话声音很轻。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是翁老师胃痛发作。每当胃痛的时候，翁老师的声音就会很低。即使这样，晨课也是大家最爱上的课，当然也是每天教室里最安静的时候。
我最不爱上的是体育课。每当上体育课时，我就只能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教室里。有一次也是体育课，翁老师来到教室里，她说陪我去操场上看看同学们上课。平时下课休息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操场的，因为那时候人很多，总有许多学生在追逐打闹，我怕被碰倒。而上体育课的时候，操场上就我们一个班级的学生，人就不多了。走到操场上，我看到同学们都在开心地玩耍，踢球的、打球的、跳绳的、玩跷板的、滑滑梯的……有的同学看到翁老师和我，都纷纷和我们打招呼。我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到了滑梯边，滑梯上面站着几个同学，突然有个同学问我：“江自立，你能上来吗？我们帮你。”我看着那位同学，摇摇头说不行。这时，翁老师看着我，对我说：“江自立，试一试，站上去。来，我们大家帮助你上去。”看着翁老师期待和鼓励的目光，我没有再推辞。翁老师就开始指挥同学们，她主要负责托我坐到滑梯上面，上面的同学帮我拿着拐杖，我再扶着滑梯边上的护栏，一点一点地终于站了起来。我拄着拐杖站在了滑梯上面，看着操场上的同学，我当即高兴地向大家挥手，同学们纷纷向滑梯处围了过来。翁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为我鼓掌，还大声喊：“江自立！江自立！江自立站起来啦！江自立站起来啦！”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在滑梯上站了好久，迟迟不舍得滑下去。
翁老师做我的班主任大概不到一年，但她把许多英雄人物带到我的心里。至今，我对这些英雄人物念念不忘，他们是：欧阳海、雷锋、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除了这些英雄之外，对我影响最深刻的就是保尔?柯察金。我平生最早购买的书就是上下册的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的价格是四角八分，是新华书店来学校书展时买下的。中学时，我又买过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过那时候读它，吸引我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故事。四十多年了，我还记着保尔的那句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曾经把这段话抄写了一次又一次。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在翁老师带我们的这一年，她引导同学们帮助我，和我建立友爱的关系，让我慢慢接受了自己的残疾。正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接纳了自己是一个残疾人的事实，所以我希望自己是个对大家有用的人，希望自己将来对社会也是个有用的人。这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从此，我懂得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是我童年所遭遇的不幸让我早早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我明确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之后，才能坦然地接受生活中的痛苦和不幸，才会真正从内心感受生活的充实和快乐。
现在，许多人的生活条件足够好，但他们却总是感觉“没劲” “没意思”，感觉空虚，其真正的原因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
大概在二年级的时候，“奶奶”开始了对我的“调教”。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早晨，天还漆黑。“奶奶”叫我起床，说今天要我自己生炉子做早饭，吃好后去上学。她说她生病了，起不来。“奶奶”一直有支气管炎的毛病，遇到天冷就容易咳嗽，咳嗽严重的时候，痰里还会带血迹。前天晚上，她确实是咳嗽了一夜，听她这么一叫，我也就赶紧起床了。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还在用煤球炉，每天早上需要用废木柴点燃煤球，叫生炉子。平时我也看见过大人们生炉子，只是对过程和步骤都没有仔细留意过，所以，真的要去做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拎不动煤球炉，无法把炉子弄到院子里去，只能把客堂的大门打开一扇。我先把炉膛里隔夜的灰掏尽，准备好废木柴，然后把纸点燃扔进炉膛，再慌忙地把木柴扔进去，又赶紧把煤球加进去。谁知这样一来，引燃的纸被压灭。可是，我也不敢像大人们那样，先把纸拿在手里烧旺了放进炉膛，然后再小心轻轻地放入木柴，让木柴燃烧后再放入煤球。结果可想而知，我一次又一次地点火，火却一次又一次地熄。忙乎了大半个时辰，天都已经发亮了，我的炉子还是没有点着，而且还把那整个客堂间里搞得全是烟。我原本开一扇门是想让烟能够出去，可那烟根本就不往外跑，反而往屋里窜，呛得我直流眼泪。无奈，我只能进去告诉“奶奶”，我生不着炉子。
这下子“奶奶”可生气啦。她气呼呼地穿衣起来，打开门一看客堂里满是烟。于是，她就开始骂我，边骂边咳嗽，越咳嗽就骂得越厉害，而且还用手猛敲我的头。她把炉子拎到了院子里，然后又拎起我的耳朵，让我站在炉子边上看着她怎么生炉子。她一边做着，一边继续不停地骂着我，中间咳嗽声不断。从炉子里冒出的烟刚好向我站的方向飘，我的眼泪一个劲地流，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烟熏的还是哭的。
谁知经过这样一折腾，第二天早起，我竟然把炉子给点着了。这一来，“奶奶”从此就再也不起来生炉子了，即使在她不咳嗽的时候也得我自己起来生炉子做早饭。
“奶奶”一定是通过这件事尝到了甜头，要不她怎么之后在烧菜做饭的时候都要拎着我的耳朵，让我站在她的边上看着她做，而且稍有不慎，她就会用两根弯曲的手指敲打我的脑袋。之后，我和弟弟还给这种打人的方法起了个名字——吃毛栗子。每当吃毛栗子的时候，我都会痛得边流眼泪边认真地看她做。那些年里，我到底吃了多少毛栗子都已经记不清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还真的看会了做饭、种菜、洗衣服甚至是钉纽扣、缝补衣服的活。
也就是说，自从二年级的那个冬天开始，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生煤炉、烧泡饭，然后吃完早饭才能去上学。后来，我甚至还要把中午要烧的菜洗净。当我们去上学后，“奶奶”才悻悻地从暖被窝中出来。星期天，我还得洗自己和弟弟的衣服，并打扫家里的卫生。稍不顺“奶奶”的心，我们还得吃毛栗子。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自来水，洗菜洗衣都要提着木盆和缠着长绳的吊水桶到离家五十米处的井台上去吊水。每当这个时候，弟弟就成了我的帮手，他替我拿东西，而我也练得可以靠着井沿上吊水了。每到冬天，我的手上都要长冻疮。虽然冬天的井水不是特别刺骨，但溃烂的冻疮暴露在寒风里会特别地疼。
后来，在学校读到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我自然会把“奶奶”比作那可恶的地主婆。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冬天到姑妈家去烧火灶。
姑妈家当时住在田图，也就是现在的航华新村。那时航华新村还是一个原始的乡村，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有河流、田埂、水井和打谷场。每年过春节时，姑妈就会接我去她家小住一阵，那个季节刚好是农闲的时候。
那时农村家家厨房里都有一个足有两平方米大的灶头。灶面上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大铁锅，通常一个用来做饭，另一个用来炒菜。铁锅中间前后挨着的是两个盛水的锅，通常饭做好了，靠近里边锅的水也开了，就可以喝，外边的不开，但可以用来洗脸和洗碗。灶头的后面，也就是两个大铁锅的下面，有两个烧火口。烧火口的两边都摆满了当作柴火的稻草或棉花秆。
冬天，在灶台后面烧火是一件最为惬意的事了。起初，我只是在大人边上取暖，并不时地也抢着往灶膛里加点柴火，或学着大人的样用铁钳在火中翻弄一下。慢慢地，我也有机会一个人管着加柴。再后来，我甚至还可以独立点火、烧火了。不过，那灶膛里的火并不是那么好点、好管的。有时候加柴不当还常常会把旺旺的灶肚里的火给弄熄了，至少我遇到过好几次。最严重的一次我甚至把一锅饭给煮夹生了，弄得全家都没法吃。我像犯了大错一样地看着家里的其他大人埋怨姑妈。记得那一年的余下几天里，我被取消了刚刚获得的独立烧灶头的资格。还有那点火，可真的不容易。那时用作引火的都是稻草，你得先用一把稻草做成一个“9”字形状，捏住那个把，点着那个“0”，并要慢慢旋转到完全燃烧时再送进灶口。开始时，我有点害怕那个火，不敢转，因为它是在灶头外面的，我怕掉在地上，引燃其他柴火，所以，引火就总是失败。后来我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待稻草基本燃烧，将其送进灶膛，随后把堆在一旁的棉花秆在腿上折成尺把长，送进灶膛，放在燃烧的草上。此时要用铁火钳拨弄一下草，让棉秆在上面火在下面并形成一个类似桥洞的空间。这样，火才会越烧越旺。
等到饭做好，火熄了后，姑妈会拿上几个山芋放进去埋在火灰里。一个时辰后被拿出来，山芋已经烤得黄黄的、香香的了。如果是晚上做完饭，姑妈则会拿出一个铜制的汤婆子，揭开上面有一排排小孔的盖子，然后用铁钳弄出一些还发红的棉秆放进去，最后盖好盖子并将它放进被窝，用作睡觉时取暖。嗨，你别说，还真管用呢，不一会整个被窝都会暖和起来。
今日的航华新村已经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景，但田图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依然是如此的清晰，尤其是冬日里烧火灶的暖景。
一夜之间，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前总是挤满了人头，我无法走上去看到底写了什么。反正那时学校的上课秩序开始被破坏了，也没有一个老师会抓纪律。因为任何老师批评学生都会被视作对革命小将的仇恨，都会被学生揭发，会受到批判，所以老师不敢管学生。而学生却可以捉弄老师。上课前，有学生会在虚掩的教室门上放一把扫帚，等老师进来时扫帚便会落在头上，引来哄堂大笑，老师也很无奈。
班级里爱打架的男生开始争做“大王”，谁不服就以摔跤打架来一决胜负。于是，就有了“大王”、“二王”、“三王”之排位。“王”的身后总跟着一伙卫队，从班级“大王”发展到去征服其他班级的“大王”，再争夺年级的“大王”。那段日子，操场上摔跤比拼、打架争王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没有一间教室的玻璃是完好的。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拄着拐杖走着。这时，后面走上来一个人，也是残疾，我似乎在学校见过他，是高年级的，但他显然要比我好，不拄拐杖，走路时只一拐一拐的。突然，他挡在了我的前面，说要和我摔一跤，否则就得承认他是我的大王。我往墙上靠了靠想回避他，可他反而又近一步逼到了我的面前。我害怕真的被他摔倒在地，二话不说赶紧叫了他声大王。他果真乐呵呵地转身一拐一拐地走了。
不久，学校里进驻了一队工人，自称“工宣队”，来领导和管理学校，校长靠边站了。工宣队里有个不识字的大妈，经常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述自己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学校还特意做了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每人一小块，称作“忆苦饭”。她每次讲的时候都会哽咽，于是我们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学校又渐渐恢复了上课，但课堂纪律一塌糊涂，嗡嗡声一片，老师只管自己在上面讲。一学期下来，所有的课都只学了不到一半，复习的时候老师几乎就是拿考试题目让我们做。考试的时候你只要会抄就行了，老师不会发现，结果是大家都能及格升学，全班没有一个人留级的。
我们那时刚好是学拼音的时候，都没好好学，结果弄得我直到现在拼音还发不准，电脑打字我只能用五笔输入法，竟然还有人羡慕我：“这么难学的五笔你都能打得飞快！”即使这样，当时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还是排在前列的，尤其是语文，同学答不出的课文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都能概括回答得准确。依靠成绩，我还当上了班干部——宣传委员，负责班级黑板报的编排。
每年3月5日是学雷锋日。为了做好事，同学们常常会利用下课后、休息日的时间去中山桥下等着，看到有农民伯伯拉着装满菜的车，就主动上去在后面帮着推上桥。他们在周记中记录下来，第二天向老师汇报自己做的好事。我没法那样做，就每天提前到学校，把教室里的课桌都擦一遍，所以同学们都对我很好，老师更是经常表扬我。每学期同学和老师都会评我为“三好学生”“学雷锋积极分子”，家里的墙上不断地在增贴着我获得的各类奖状。
那时候，还有这么一件事，说出来想必今天的朋友们都会觉得有趣。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红本本——《毛主席语录》。每段语录大都不超过140字，我们每天的晨课就是背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们不仅要背，而且要活学活用，用语录里的话来对照自己和他人，经常开展“斗私批修”。
至今还记得《毛主席语录》开篇那段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经常要勉励自己的那段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暗暗握紧拳头背诵这一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让我感到振奋的是这条：“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是《毛主席语录》第249页的第一段。
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当遇到咨询者进行“婚姻保卫战”的时候，我常常会对来访者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情敌小三就是你的敌人，你要多做小三不喜欢你做的事，不做小三喜欢你做的事。”这一招确实卓有成效，毛主席其实还是一个伟大的心理专家呢。
当时学校组织看电影，我很喜欢看的是《地道战》《南征北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最喜欢的台词是：“各小组注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准敌人的脑袋开火。”“李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最爱哼的歌是：“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就把我埋在山岗上……”
唱着唱着，内心里竟然盼望自己能够光荣牺牲。
小时候，唱得最熟悉的是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其中比较喜欢的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对杨子荣、少剑波、李勇奇、郭建光、李玉和的唱腔百听不厌。回想一下，我们这代人对京剧的喜欢就是这样开始的。其实现在想想，要让京剧繁荣，还真是要把京剧向现代京剧发展，否则，总会有传不下来的一天。
在所有的样板戏中，我最喜欢的女主角是《杜鹃山》里的柯湘，虽然我不会唱她的那段“家住安源”，但我确实喜欢看她的戏。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当时银幕上所有女演员中最漂亮的一位。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的操场四周都挖了战壕，我家那个院子里也挖了防空洞，是居委会干部派人来挖的。大凡有院落的人家，如果自家中没有劳力，居委会就派人来挖。所谓的防空洞，就是在院子的空地上，挖出一个近两米深的坑，然后用木头油毛毡什么的东西盖在上面，再轻轻地放上一层土。居委会干部告诉我们，如果听到拉防空警报，就要进入防空洞躲避。结果还没等防空警报响起，老天就下了几场大雨，防空洞就被雨水淋塌了，好在防空警报最终也没有拉响过。
防空洞事件没过多久，居委会又布置了新的任务：每个人要交二十块土坯砖，以供战备使用。所谓土坯砖，就是用木头打个和砖一样的模型，用泥土在模型里复制出砖的土坯，再在太阳下晒干。我家没有劳动力，但我家有院子有土，没院子没土的人家就来我家的院子里做战备砖，也堆放在我家的院子里。这时，我和弟弟就会在一垛一垛的战备砖之间玩躲猫猫。
学校不上课，开始组织学生去野营拉练，这是同学们最喜欢的。每个人背上小包，带上干粮，挂起水壶，把它当成是最好玩的春游，但我是无法参加的。拉练出发前几天，我从《少年报》上摘录一篇有关带水壶重要性的文章抄在班级的黑板报上，还很用心地画了一只大大的水壶，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紧接着，学校又要求大家收集废铜烂铁，说是可以造飞机大炮。于是，回家后我找了每一处死角，发现除了炒菜的铁锅和一把剪刀外，没什么属于废品的，最后终于找出了家里备用的一些铁钉拿去交给了学校，希望能造出几粒子弹，打死“修正主义敌人”。
小学时，我看了很多的连环画小书，现在已经看不见这样的连环画小书了。这些小书大小如成年人的手，有厚有薄，每页画下配一段解说文字。学校图书室每周向我们开放一次，那里有许多的连环画，只是每周只能看一节课。有个同学家里有两箱子连环画，他会常常带来借给我看，我特别喜欢。
连环画翻破了，我们就会挑那些线条粗的画，比如《智取威虎山》连环画中画得浓眉大眼、炯炯有神的杨子荣，然后用一把断的钢锯在沙石上磨成的小刀，将画中空白处刻掉，留下线条，成为画样，有点像剪纸。刻完后我们小心地将其夹在课本中，在同学中传赏。有人喜欢就撕一张白纸，用手摁住拿铅笔涂画，上面会清晰地呈现印痕，随后按着再刻一张。我刻的画样通常都比别人多而且精致，所以，许多同学都会找我复制。
小时候玩的游戏很多，比如打玻璃球、刮炸药包、斗鸡、跳绳、老鹰捉小鸡、劈菱角、捉迷藏等，但适合我的不多。凡是我能玩的，我会玩得比较好。我特别喜欢的是算24点，这是一种智力游戏：取一副扑克中１～10的牌，两个人或四个人参加，平均分牌后，每次各拿出一两张，桌上放有四张数字牌，看谁能最快地算出结果是24点，可以用加减乘除心算，算得最慢者吃进桌面上的牌，看谁手中的牌最先出尽为胜。我常常最先取胜，最得意的是我算出了这样四张牌：4、4、10、10。我特别喜欢玩的还有四国军旗大战。直到工作以后，我还经常和同事们下班后在办公室杀到深更半夜，甚至星期天还会杀上一整天。我下象棋的水平不行，至今还是下得很臭。
在我小时候，一分钱就可以买一小包几十粒如绿豆般大小的盐金枣或大小差不多的彩色弹子糖，可以让我得意地不时拿出一粒放在嘴里吃上一天。为了这一分钱，我通常都要花好些日子收集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瓶、破布、废纸。经常会有收破烂的人，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地吆喝。听到他们吆喝时，我就将平时收集、珍藏着的这些破烂卖给收购的人，时常能换回几分钱。尽管这样，小时候每当我们偶然捡到钱依然会交给警察叔叔，然后便会在老师布置的周记里记下来。
小时候穿新衣服是很奢侈的事情，一般只能在过年的时候穿。记得那年父亲要将我领回家离开大伯家时，大大妈就给我买了一条蓝白点相间的涤纶短裤。穿上后，大人们都像看什么稀罕物似的，害得我都不敢出门。高中时，裤子膝盖处补两块对称的大补丁竟然还是一种时髦，可以自豪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