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考大学了。
全日制大学恢复招生考试以后，各高校成人夜大学也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公开招考了，当报纸刊登了这条新闻以后，我就开始关注起来。
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几次关系重大的机遇，这种机遇常常可以使人的命运发生转折。可惜的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通常并不知晓，也根本就没有做好抓住它的准备。比如当年买股票认购证，厂财务科让我写个通知贴在厂门口的通知栏里，并委托我帮忙登记愿意购买者的名单，我照办了。结果当时愿意买的人寥寥无几，我也没买，想想自己一个月才36元工资，却要花30元买一张认购证，而且能否认购上还得凭运气抽号，如果抽不上号认购证就是一张废纸。几乎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张废纸，一般人都不会愿意。所以，人生中不是没有机遇，而是我们没有抓住。当然，比起考大学来，买认购证就算不上人生的大机遇了。
我家附近的一所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成人夜大学开始招生了，其中有中文系。报名第一天，我去了，人山人海，我根本挤不到跟前。不得已，在报名结束的那天下午我才报上了名。报名时感觉条件似乎很宽松，只看看工作证和户口簿（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招生老师并没有对我的身体状况提出任何异议。从报名到正式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复习中。
在这次复习中，弟弟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当年，他刚刚从复旦附中考入复旦大学，留下了一套特别棒的复习书。那套书是复旦附中老师编著的，重点分明，条理清楚。当时我评估了下自己：语文是靠原先的底子，想在这一个月里提高很难；政治看来是最容易得分的，历史也是我平时喜欢的，复习的重点自然要放在政治和历史上，只要重点抓得对；至于地理，时间来不及，能拿多少分就拿多少分。我的目标是四门课平均达到60分，也就是总分达到240分就可以了。别看报名的人多，他们的基础未必比我好多少。我将胜出的希望寄托在弟弟的那套刚用完、几乎正在热炒的复习丛书上。
一个月后我参加考试。那天学校里停满了自行车。我的考场设在一幢教学楼底层宽大的阶梯形礼堂内。这个礼堂足可容纳600人，每个考生占两个人的位置，保证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礼堂里坐得满满的。
我第一次坐进这样的阶梯教室，看到讲台上的黑板还可以上下移动，感觉很新鲜，便生出了些许羡慕和渴望。我幻想着，如果能够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听教授们讲课，那是多么幸福啊。
考试结果如我所料，语文和历史刚过60分，地理才40分，但政治考了80多分，平均下来都在60分以上，我如愿拿到了体检通知书。
体检在一家区级医院进行，那天，我有些忐忑不安。果然，进行完第一个检查项目我就被淘汰了。我的身体不用检查，谁都能看出我是个残疾人。接待人告诉我，余下的项目我不用再检查了。我非常委屈地问接待人：“那你们为什么报名的时候不告诉我，让我紧张了一个多月。”他说：“这是第一次报考，当时没料到报名人会这么多，所以根本就没制定限制报名的条件。”接着他态度非常好地安慰我，说了些什么以后条件可能会放宽，让我再等等，反正年轻机会还有什么什么的。总之，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非常沮丧地走出了医院，原本一个小时可以走到家的路程，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年，上海电视大学成立，也开始招生，还是有中文专业。我又试着去报名，特意问清楚，有没有明确规定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答复还是没有。
又是一个多月的复习。但这次我就没有像第一次复习那么投入，也没觉得太难，因为我已经有了上次复习的底子。生活中，我们的任何付出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在当时来看没有什么用。
我的考分比上次更高，远远过了录取分数线。接下来还是要进行体检，不仅要体检，还要单位出具同意我体检和入学就读的介绍信或证明。我问招生老师，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特例。
天哪！我轻轻地默念着。
体检在一家地段医院（现在的社区医院）进行，检查并不严格，意外的是医生问我平时是不是有血压高，我说没有。他问怎么现在有点偏高，我说会不会是太紧张的原因。他让我去一边坐半小时再来测。我说好。我趁此机会走出医院，在医院外面的一家药店买了治血压高的药片。我一下子吃了比规定多一倍的药量，我无法知道这一招是否会有效，但我那时确实相信会有效的。吃完药，我就平静地坐在一边等着。半小时后，我进去再测，医生说正常了。走出医院，我又默念：天助我也。
让我没料到的是，这次我差点被厂里卡住。
其实，学校也只是要一张介绍信，以证明我是这个厂里的人，同意我读书就行了。至于工作，我想自己会安排好不受影响，学费我也没准备让厂里报销。出具单位介绍信理应是厂教育科的事，教育科科长高平老师一向对我不错。高平科长也写得一手漂亮字，在我来之前，许多科室部门要刻印的东西都是找他帮忙的，他也没法拒绝。这确实也让他多出了许多的事，可他欲罢不能。他当初很耐心地教我油印技术，还把他的油印机和钢板铁笔都给了我，我的到来大大减轻了他的负担。事先，我曾给高平科长打过招呼，他许诺我没问题的。
在高平老师这儿确实没出啥问题，可是这件事不知怎么地让当时刚来厂不久的正厂长知道了。这个正厂长是个“三八式”干部，据说曾经打过孟良崮，是个有资历缺文化的老革命，转业时是个团级。他对不守纪律的工人的处理方法只有一种：扣奖金。因为他的资历在，尽管手下的人未必认同他的一些做法，但谁也不敢公开违背他。
听说，那天他非常生气地去找高平科长，跟高科长说：“江自立读什么大学？他读了有什么用？”好在他只是生气地责问，没有下达强行命令，比如不能让江自立读。或许他也知道，这业务不归他管。而且这位正厂长才来厂一个月，自然也不会了解我曾取得的那些成绩和得到的赞誉。除了这个厂长外，厂组织科也提出新的问题，以前有规定，大学毕业生属于干部编制，就得安排干部岗位，一旦我大学毕业，要按干部安排岗位怎么办？虽然他们无权干涉高平科长的职权，却也向高平科长抛出了难题。
面对这种情况，高平科长处理得非常高明。他确实没有开给我介绍信，但他派了个下属干事到电大招生办去了一次，主要是向他们介绍我的工作情况，言谈中自然希望招生办不要因为我是残疾而不录取。既然厂里都派人上门主动联系了，这个行为的本身远胜过一封介绍信的作用，招生办自然就让我通过了，但他们最后还是又考了我一场。
我接到通知，三天后的下午两点到学校402室再进行一次体检。我如约而至。这是一幢老式教学办公大楼，没有电梯，楼层台阶很多，说是四楼，其实比一般楼房的五层楼还高。
没有人陪同，我准时走进了402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两位老师，他们每人给我出了一个题目。第一位老师让我把桌边的一把椅子拿到办公室门口去。我虽然是拄着拐杖，但还是用另一只手，把椅子挪了过去。另一位老师更有意思，他拿起桌上的一盒回形针，三根手指一夹，把十几个回形针扔在了地上，随后让我捡起来。我没有坐在椅子上，只是用一只手撑着拐杖，慢慢地弯下身子，然后用另一只手分几次捡起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回形针。
这两位老师其他的什么也没问，就道：“好了。”
绝了！这可称得上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体检、面试了吧。
我终于过关了。
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真的，我内心非常感激教育科的高科长。
我考入大学的消息惊动了厂里的一批有进取心的青年工人，尤其是那些科室里的年轻干部。那个年代，厂里正牌大学生很少，仅有几个“文革”前的老牌本科生。中专毕业生分配进厂都不会去车间当工人。当时，全社会都开始倡导学文化。各种夜校、业余学校、培训班如火如荼地搞了起来，甚至电视上也办起了各种学校，还请来知名老师上课。厂里在教育科高科长的努力下，也创办了初中文化补习班，周玉清也参加了业余学校的学习。
科室里的许多年轻干部都来向我求教。中午休息时，或者下班以后，我的借伞室里总是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人。甚至后来高平科长在老师紧张时还请我到业余学校担任初中语文代课老师。
有一次，由我辅导的几个人去参加业余大学的入学考试。其中语文试卷上有一道修改病句的题目，这个题目竟然是我在给他们重点复习时做过的句子，而且一字不差。这个消息传开后，我的指导能力又被平添了不少。其实，那个句子还是出自我弟弟那套复习材料，我何来那种出题的水平啊。
那时候，我已经住在厂里的职工宿舍了，所以一般晚上很晚了还会在厂里。有一天晚上，已经九点多了，罗云来找我。自从我第一次晒雨伞他主动给我帮忙后，我们已经认识而且比较熟悉了。每逢晒伞，他都会主动来给我帮忙，平时有空，也常会来我的借伞室坐坐、聊聊天。这天，他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自己到现在其实还识字很少，连报纸标题都读不下来，虽然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去厂里的业余学校上课，可根本就听不懂。这让我有点惊讶，但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帮你补，从认字开始，每天半个小时。”他显然非常高兴，但同时又求我不要把这个事告诉其他人。我二话没说，答应了他。这以后，我为他找了小学的语文教材，每天教他认五个字，他学得确实也很用心。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了我借伞室的常客。同时，在一些体力活上，他也经常给我帮忙，特别是晾晒雨伞，几乎是由他承包了。
罗云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早一年进厂。后来他跟我讲，他曾经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女朋友被分配去了农场，而他则分到了厂里，开始时女友给他写过许多信，可就是因为他不识字，看不懂信，也无法回信。最后，他女朋友跟他吹了。对此，他一直很伤心，也有些自卑。
渐渐地，我和他成了朋友。
渐渐地，他和周玉清也熟悉了。
春天到了，大地生出一片清新的气息。
星期二的下午，周玉清早班下班后就过来等着我，等我下班后和她一起回家。星期二是厂里的周末（那时我们厂里的休息日是星期三，每周只有这一天休息），她知道我这一天通常是会回家的。其实她是骑自行车，我是慢慢走的，而且我们同路走大概一刻钟的时间就要分道。但如今每个周末她都会推着自行车陪我走这段十五分钟的路，尽管路上不时会有路人或厂里下班的熟人走过并且注定会回头看看我们，她仿佛并不在意什么。
分手时，周玉清忽然问我明天是否有空，她约我明天上午去中山公园拍照。我愉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我还特意去向同学借了一架120型的海鸥照相机。那时候，这个型号的照相机是最有名的，尽管它用的还是黑白胶卷。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清晨，我早早就到了公园门口等她。不一会儿，周玉清也到了，显然她也是提前到的。那天，她穿了平日里上班不穿的色彩鲜艳的衣服，一贯的短发上还特意打了个蝴蝶结，她满脸带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阳光的映射下她显得非常妩媚、动人。而也就是在这天，我猛然发现她笑起来的声音是那样无比的清脆悦耳。
走进公园，我不停地选择着拍照的景位，并为她调镜头。镜头里的她，总是有一张永远会笑的脸。她每每一笑，眼睛里就会透出诱惑的光芒，脸上就会生出一片红云，顷刻间就似一朵含香绽放的花盛开了。我不得不故意延长对焦的时间在镜头里看她，你想，如果不是在镜头里我如何能老盯着她看呢？
整个上午，她不时地就会发出一连串清脆的笑声，宛如白鸽在春天里的歌唱。在我听来，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一卷胶片拍完后，我和周玉清在一条绿色长椅上坐下，她给我讲了她家里的人和事。她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但父母最喜欢她。父母说她的工作最辛苦、最累，在流水线上干，人是偷不得懒的，所以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她干。我建议她读书，如果她能考上大专，按规定就有机会换工作，而且我建议她读会计。我答应替她留意区业余大学有没有针对会计专业入学考试的预科班，如果能进这种预科班读一年，以后考这个专业就比较容易。她说可以。我也给她说了我家里的情况，才稍稍地讲了一些小时候的事，她眼泪就出来了，吓得我赶紧不再讲下去了。
随后，她又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指在手心里写了个“吻”字，问我这个字怎么读。
我一下子竟然不好意思说出口，没有回答她。
那时，中山公园的门口有一家大的电影院，叫长宁电影院，每场可以坐近千名观众。我们走出公园的时候已经中午了，路过电影院，我问她喜欢看电影吗，她说很喜欢。刚巧有一场电影马上就要开场，我们没顾上吃点东西买了票就进去了。影院里的灯已经熄了，还好，我们的位置在后排，服务员用手电一下子就帮我们找到了。
这是我和周玉清两人一起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印度电影《流浪者》。
第二天回到厂里，下班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胶卷到厂工会的洗印室去冲洗（这些小活我早已经学会了），我又一次久久地，仔细地欣赏着那一张一张由淡到模糊，由模糊到清晰的周玉清的脸。这天，她恰巧中班，也是迫不及待地利用短暂的工间休息到暗室里来看她的照片。看着一张张挂在夹子上的自己的脸，她的笑声又咯咯地响了起来。
几天后她告诉我，去公园那天是她的生日。我算了下日子，是4月9日。我的生日是3月9日，刚好比她大一个月，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都属猪。两只笨猪，不，准确地说我是只笨猪。
她的生日，从此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但我却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次蛋糕或礼物。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只笨猪，大大的笨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