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有了女朋友。
新的女友叫韩景春，是我们局系统里一家企业幼儿园的老师。
那一年，出了张海迪，全国开展了“学海迪、学先进”的热潮。我们轻工业局系统里也掀起了学习身边先进人物的活动，并组织了一个先进人物事迹演讲团。经层层挑选，最终领导确定了五个人，有三个人是介绍他人的，两个人是讲自己的，我是其中之一。我的演讲稿是自己写的，整个选拔中基本上没有大的修改，标题为：是火柴，就要燃烧。我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把听讲的人给吸引住了。
朋友：
你一定非常熟悉火柴，它太简单太平常了，简单得甚至都微不足道。可你是否发现，火柴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品格，那就是，它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把光和热都献给了你，它留下的是灰，给你带来的却是温暖、光明。我是一个火柴厂的工人，我赞美火柴，我愿意做这样一根火柴。
这段话是我进火柴厂几年后对火柴的一个感悟。确实，即使一个人活了一百岁，可在宇宙长河中，他也不过像火柴燃烧一样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所以，能够像火柴那样把自己的光和热留下来，其实是很不平凡的。
演讲团巡回演讲了两个月，每天去一家企业。领队会提前告诉我们，第二天要去哪家厂，并把地址给我们。报告会通常都是安排在下午，而我则要上午就出门，因为我路不熟，而且走路又慢，还要不停地转公交车。我宁可早早地就找到工厂，并在厂外附近转转，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进厂。
经常有些企业也会让我们提前到厂里去吃午餐，这些企业大都比较富裕。每每走进工厂、办公楼、会议礼堂或者食堂，你就能感受到某家企业富裕与否。相比之下，我们火柴厂就有点落后了。就拿就餐的餐具来说吧，好的企业工人用的全是不锈钢制托盘，而火柴厂还是白色印有厂名红字的小搪瓷盆，盆上还有一块块掉瓷后留下的斑。
虽然我普通话并不怎么好，也没有受过演讲的训练，讲的过程中还不时地插入上海话，但是我的演讲效果似乎最好。因为我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想法，这种形式和内容让台下的工人听众们感到了亲切，再加上我独特的人物形象，出场就抓眼球。
有时在有的化妆品厂演讲完，接待人常常会给我们送些新的试用产品，包装都很精致，让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时候，我总会想起周玉清，如果我们还在一起，我都想送给她，因为我不舍得也不会用这些产品。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瞅了个机会回厂里领工资，刚进门房，师傅就给了我一封信，是个陌生的地址。
拆开一看，信是这样写的：
江自立你好！
我是XX厂幼儿园的一个老师，那天你在我们厂演讲，我在下面听，你的演讲让我很感动也很受教育。我最近心里很烦，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我在厂里交了个男朋友，他比我大五岁，刚从监狱出来不久。他原先也是厂里的，后来因为在上班路上偷人家东西被抓起来，判了一年刑。厂里也没有看不起他，只是把他当作落后青年进行帮教。我和他交朋友的事后来被我爸妈知道了，我爸妈和我在一个厂里，他们反对我交这个男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请教你，希望你能给我回信。
××厂 韩景春
××××年××月××日
信已经到了一个多星期。我想起来，两周前确实去过她那家厂。记得那还是家大厂，至于她坐在哪儿，长什么样，我就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了。
当晚我就给她回了信。我肯定了她和出狱的后进青年交朋友的行为，给她讲了些帮助后进青年转化的意义。还给她讲了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青年歌手因罪被判刑，在监狱接受教育，改变自己，出狱后重新走上歌坛的故事。而且还跟她说明社会对这样的青年是不会另眼相待的，只要他自己能浪子回头等道理。最后我还鼓励她能够帮助他后进变先进。
一周后她又回信，说谢谢我给她回信，她也想这么做，而且希望我能继续和她保持通信，教她如何去帮助这个后进青年男友。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不紧不慢地通信往来，通常一个来回的信件大概是七到十天。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工人在厂里打电话通常都会到门房去，打一次付三分钱。如果打进去电话要找人，一般门房师傅还不传呼，除非有急事或认识的人，才去车间帮着叫来接听电话。但那样的话，打电话的人则要等上好一阵，而被叫来听电话的人需要另外支付三分钱的传呼费。传呼费不是付给叫人的师傅，而是被扔进一个小木箱子缴公的。
两个月的演讲日子一转眼就过去了。最后那天，局团委办公室的董健来找我，他说：“江自立，演讲团的这次巡讲在各企业的反响很好，但演讲不能到每一家工厂，听的人也只是职工中的一小部分，所以领导决定要编纂一本局系统先进人物的书，你写的文章和字都不错，局团委想再借用你两三个月参与编书，你愿意吗？”我听了，马上说愿意。他又说：“每天要到局里来上班，你行吗？”我说，行的，就坐一辆公交车，刚好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还都能坐上座位。于是，他就说这样定了，第二天让我休息一天，后天到局团委报到，他们今天就会向厂里通知借调的事。
第二天上午趁休息的时候，我回了厂里。工会郑主席已经接到了局里借调我编书的通知，很支持我。她还告诉说，我不在的两个月，已经临时派了一个曾因厂里起火而被烧伤后来康复的工人去图书室和借伞室工作了。这让我放心了许多。在门房，我又拿到了韩景春给我的信。原本我还想去车间看看周玉清，一打听那天她上中班，于是中午在食堂吃完饭我就回宿舍看了看，然后就回家了。
韩景春在信中告诉我，她父母还是很坚决地反对她和男友相处。现在她和男友在厂里见了面都不敢说话，因为怕父母知道，但私底下她和男友还在外面约会。我则回信告诉她自己又要被借调到局团委编书三个月，不会及时地收到她寄到厂里的信，但每个月20日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 20日之后的几天内我肯定会去厂里一次，她如果有信最好在每个月20日前一周寄出。
局团委董健年龄和刘远见差不多，都比我大六七岁。在我眼里，他有着和刘远见一样的智慧。和刘远见不同的是，他不擅长激情昂扬地说，但有着缜密的思维，这是我和他一起编书中发现的。他是局团委的一支笔，兼任着上海各家报纸的通讯员，局里所有的新闻，几乎都是通过他发出的。那时候，我三天两头就能在上海的大小报上看到他写的文章。有时，他要投出去的文章来不及抄写在稿纸上，就会让我替他抄，他夸我的字比他的漂亮。
在收集完所有材料后，我和另外几个编写者被集中安置到郊外一处安静的疗养院里。在那里我们写了三个星期，那三个星期每天就是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不停地抄。我曾经计算过，一般初稿创作，每天最多只能写三千字左右，如果修改后抄写，那还能多码点字。有一天我最多抄写了二十张稿纸，一张五百字，也就是一万字左右，期间没有任何的闲聊和歇息。一天下来，抄得我手臂都不想抬。今天回头看那个时代，效率实在太低。想想今天有电脑真好！不知道再过二三十年后，电脑是否又会被什么更先进的东西替代。比如，我脑子里想的东西，不用打字，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或者是别人脑子里想什么，我就能在小苹果上看到。乔布斯是没有了，下一个发明天才会是谁呢？
两个月后，所有的创作和修改都已搞定。因为我的字写得好，就留下我一个，我需要将所有的文字抄写一遍，有十几万字，确实够我抄一个月的。
还剩下最后几天了，一天，董健又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局团委工作，他说局团委办公室需要一个搞文字的，想把我留下。我疑惑地问他，有这种可能吗？就我而言，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想到当初进火柴厂时没人要我的窘况，我不敢有丝毫的奢望。董健告诉我，经过这几个月的接触了解，局团委一班人包括书记都认可我，肯定愿意。如果我也愿意的话，团委就向局干部处打报告。他还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是局团委打报告要的人，都能要到的。
既然这样，我就点头同意了。
接下去的几天里，兴奋还是在我内心里暗流涌动着。第四天，董健有点抱歉地来告诉我说，局干部处这回真的没有同意团委的调人报告，原因只是我的身体残疾。
我只悄悄地叹了一口气，由于我对这件事原本就没有过多的奢望，所以也没就怎么当回事。人就是这样，只要你不抱太大希望，就自然也没有太多的失望。我还是非常感谢董健，并与大家告别。
董健送我到大楼电梯口，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他。
董健没有失信。
若干年后我结婚了，婚后我想把在外省任教的妻子调到上海。那时，董健已经调到局长办公室当主任，我去找了他并谈了想法，他一口答应帮忙。后来他给我出了个点子：让我先给局长写一封信，信中要说清我的情况和要求，信肯定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会拿给局长去批字，并给局长介绍一番我的情况，待局长批示后，他会拿着局长的批示信直接到局人事调动处，请求给配一个外省市进上海的干部名额。到时，我只需每过一个月给局长写一封信催问，董健就会拿着我的催问信再去催人事处解决。
这个方案几乎完美得无可挑剔，他的忙帮得天衣无缝。
结果妻子和我结婚才半年，她的户口及人事关系就被调进了上海。这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可谓是个奇迹。而在今天人看来，更大的奇迹是董健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没暗示我要一分钱，我也没送过他一分钱的礼物，甚至连饭都没请他吃过一顿。至今我心里还总觉得欠了他什么。
离开火柴厂五个月后，刚回到厂里，工会郑主席就通知我到宣传科报到。原来按照上级的布置和要求，厂里准备成立职工政治学校，每个工人都要轮流进行三个星期的脱产培训学习，内容主要是普法和历史教育，由我筹备政校开办工作并准备主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课程。
就这样，我离开了图书室和借伞室。这时距我进厂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当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
当天下午，我还是到图书室去看了看，也到借伞室去坐了坐，但见那一把把涂过桐油的雨伞已经由黄变黑，一部分伞里面穿着的铁丝都已经生锈断了无法使用。我在里面又修复了十几把雨伞，才交出了钥匙。
那一刻，我鼻子有点酸。
刘远见又策划了一个对“西宫影评”和时下电影业极具影响的活动。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银幕上，刘晓庆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星，甚至闪得有些过于耀眼。刘晓庆是个极具个性又敢于张扬的演员。当时她说过一句话：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从这句话中我们可窥一斑。而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个性和张扬似乎并不能被主流文化所认可。而且这样的个性也容易得罪人，无论是业内的还是媒体中。总之，刘晓庆始终是属于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弄不好甚至会毁掉一个演员艺术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光。
刘远见认为，作为新时代的工人，作为电影的主流观众群体，我们应该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支持刘晓庆，支持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有时代个性的演员。
于是，一个包括“刘晓庆表演艺术研讨会”和“刘晓庆和上海万名工人观众联欢夜”的大型活动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筹备了起来。为此，我和“西宫影评”十几名中心组成员天天晚上集中。最后三天，我们几乎都自己从厂里请了假过来。我们没黑没白地忙乎着，偶尔刘远见会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一顿面条，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解决用餐。现在想想，曾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大公无私。
那天，“刘晓庆表演艺术研讨会”在上海冶金设备总厂召开。当天厂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参加会议的人除电影界的一些专家导演外，还有我们请来的上海所有的媒体记者，而更多的是沪西地区各工厂影评组派来的代表。由于活动的后勤工作比较紧张，当天我都不可能到会场去小坐听一听，只是在吃饭休息的间隙才抽个机会请刘晓庆和我们拍了一张合影。
下午，厂里的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就带着另外几个人赶到当时上海最大的娱乐中心——大世界，安排晚上在这里举行的“刘晓庆和上海万名工人观众联欢夜”活动。据说，当天会议结束后，刘晓庆赶往大世界，一路上随行的队伍非常壮观。由沪西地区各工厂工会组织的前去大世界参加联欢夜的车共有三十多辆，浩浩荡荡，车队前面还有警车协助开道。
当晚的上海大世界娱乐中心人山人海。从一楼到四楼，我们安排了电影游戏、电影猜谜、电影竞赛、电影座谈、演员见面合影等二十多项活动。露天中心舞台上，各工厂派出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晚上九点，晚会进入高潮，刘晓庆上台，和工人一起欢歌起舞，表演了好几个节目。我在活动现场秘书处的办公点，看到的全是人头，听到的全是欢呼。
晚上十点，活动结束前，忽然听得消息，刘远见在接刘晓庆返回宾馆时，还没出大世界的门就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去医院抢救了。听说是急性胃出血，到医院后还一直昏迷不醒。
当天晚上我没能去医院看他，因为收拾整理完所有的事务后，已经是半夜了，再不回去，连公交车都没有了，过来的时候我坐了一家工厂的卡车。
第二天下班后，我才去医院看了刘远见。他还吊着针，脸煞白，话都说不出来，丝毫没有了往日那种激情和活力。医生说他是胃出血四个“+”，我不明白这四个“+”是什么意思，只听大伙说很危险。
一个多月后，刘远见脱离了危险，康复上班。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又有两次因过度劳累或不能按时吃饭导致胃出血被送去医院抢救，每次，我们都会去医院探望他。
我们影评中心组的十多个人又开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和写作影评。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看几部电影，然后集中讨论。对在讨论过程中撞出的各种火花，刘远见就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当场写出来，然后再讨论修改，改不出来者不得回家。我们常常会改到第二天凌晨，随后就倒在写字台上小睡上一会儿。睡醒了，我们就会去找家饮食店要上大饼油条咸豆浆，吃完后回宿舍洗漱，八点前赶到厂里上班。想起年轻时候的精力，真好，开一个通宵似乎并不影响次日上班。
这种被逼写作的情景，有时候会感觉很苦。那时的办公室里还没有空调，冬天里特别冷，甚至到了下半夜连开水都没有，我和大家一样，裹着厂里发的工作大棉袄，在格子文稿纸上一句一句修理着那一块块的豆腐干文字。每当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就是在刘远见貌似残酷的训练后才开始有所提高的。
有一次，大家看了电影《秋瑾》，经过几个晚上的讨论、写作和修改后，选出了五篇评论稿，其中一篇是我的。那天，刘远见约好我们这五个人，带着五篇稿子，去《文汇报》评论部送稿。我坐在手摇三轮车上，他和大伙轮流推着我，直把我推进了文汇报大厦。结果只有一篇稿子被选中，那是童梦之写的《这一个秋瑾》，约二千字，不几天就刊发在《文汇报》评论版的头条，大伙为他欢呼。不久，我的第一篇影评《三服老谢——谢晋〈 高山下的花环〉观后感》在《中国电影时报》发表，实现了我发表稿件零的突破。一年后，我们中心组十多人全都可以独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有的每个月都能发几篇。刘远见要求所有人发表影评文章名字前都要具上“西宫影评”字样。一时间，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影视报刊上，“西宫影评”这四个字随处可以看见。
这时候，我们看电影几乎都不用买票，电影公司、电影院都会给我们送免费票或者“内部票”（仅配有中文字幕的国外影片）。一时间，我们的电影都看不过来。记得有一次我一天看了六部电影，弄得电影里的人物都颠三倒四，关系错乱了。之后再看电影，我就会备一个小本本和笔，边看边做笔记。我发稿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发八篇影评。这时，已经不断地有外地报刊编辑来向我约稿，虽然那时的稿费很低，通常一则稿子的稿费多则十元八元，少则两元三元，但我们都乐此不疲，沉浸在发稿带来的快乐之中。但有一次我搞了个大收获，那是参加全国群众影评征文大奖赛，我的一篇评电影《周恩来》的征文荣获一等奖，得到了八百元的奖金，而当时我的月工资加各类补贴才不到一百元。
当时，在我们厂里，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还有一位姓谢的师傅，而我见报的频率远远超过了他。每个星期，门卫室师傅都会叫我签字领取稿费汇款单。
我们跟着刘远见搞影评一直持续到1989年，后来“西宫影评”停止了活动，我们这些人从此竟然再也没有写影评，而中国的电影也逐渐结束了它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繁荣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