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介伴随着卫生保健事业的进展，儿童精神健康对社会的繁荣富足，对保证合理治疗的依从性和复杂的医药养身体系的维持和发展，以及对将来创建没有暴力的和谐环境越来越被认为至关重要。现今世界发生的各种事件更提升了人们对年轻一代精神健康的关注。不幸的是，人们把这种关注太多地投向了由战争、无休止的冲突、自然灾害、艾滋病和物质滥用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当代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以及相应保健体系发展的认识为整合世界不同地区的现有知识，确定未来的研究课题，以及考虑制定适当的政策确定注入了新的动力。
儿童和青少年成长为精神健康的成人，对社会和个人都是重要的，这几乎是全球性的共识。然而，这一共识并没有带来必要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以满足这个显而易见的需求。造成这种不和谐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儿童在社会中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被清晰地认识，把孩子作为家庭财产在工作中使用，缺乏对孩子也会有精神生活的认识，以及不能理解发展精神病理学（WHO，2003）。只有在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根除传染病和改善营养状况方面取得了进展之后，把孩子的精神健康作为优先考虑的议题并予以各种足够资金支持才成为可能。许多国家出生率的下降需要我们对独生子女的弱点和强项进行再认识（Tao，1998）。
应激相关的各种负担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并可以计量。据估计，26个非洲国家中，由于各种原因成为孤儿的儿童数量到2010年将会增加一倍多，这其中68%将由艾滋病引起。2010年，3个发展中国家将有4千万儿童失去双亲中的一位或两位（Foster，2002）。由于艾滋病，被家庭和社会抛弃；战争和饥饿所造成的孤儿化具有很多不良影响，缺乏教育、低成就导致依赖性增加、涉足犯罪活动、使用毒品、无法获得有效的康复，以及共患躯体疾病等等，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可观的代价尚未被那些参与政策制定和项目开发的人士充分地认识到。
阻碍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和培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世界范围上的缺少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政策（ShatkinandBelfer，2004；WHO2005）。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是国家层面上的，而更多的是区域性的或地方层面上的，这势必造成服务的零散和资助的不平衡。
二、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
世界范围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大约为20%，不同文化背景所报告的障碍的类型大体相同（Velasco，1981；Minde，1976）。较新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缺乏对儿童和青少年期精神卫生的关注，将可能导致影响病儿一生的精神障碍（Visser，etal.1999；Weissman，etal.1999；Kotler，etal.2001；WoodwardandFerguson，2001；Pine，1999），破坏对医药养身体系的依从性（Bauman，1998），损害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生产能力（Scott，2001）。不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可能导致：（1）犯罪增加（Hays，1996）（2）失业（Gotlib，1998；Rao，2000）；（3）暴力（WHO，2004）；—危险相关行为（Rotheram一Borusetal.1991）。Kessler（2005）最近指出，成人精神障碍50%起病在14岁之前。
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对儿童影响的总体重要性有更精确的理解以及对可诊断的精神病理现象识别能力的提高，量化和描述精神卫生服务的需要也应运而生。世界卫生组织使用的疾病伤残年（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DALY）已经成为包括精神卫生在内的标准化的衡量疾病负担的测量方法（WHO，2001）。但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而言，DALY不足以评价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导致的伤残，因为很多儿童期的精神障碍，如ADHD、品行障碍、学习障碍、情绪障碍、广泛发育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以及其他的一些障碍没有包括在内（Fayyad，2001）。尽管如此，单单那些被包括在内的精神障碍所造成的疾病负担也已经相当巨大了。
为了获得对精神卫生服务上的差距和精神卫生其他方面的需求更加客观的理解，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疾病发生分布图”（thechildandadolescentmentalhealthatlas）作为进”性数据收集的一部分（WHO，2005）。儿童疾病发生分布图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并和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儿童精神卫生全球计划以及国际儿童少年精神病学联合会与专业联盟合作完成。一边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病人在精神卫生服务上全球性质的明显差距，一边是精神卫生需求从来都没有如此的迫切，在这个时候，编制疾病发生分布图就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该计划采用“关键信息者”的方法从66个国家收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资源的信息，中国也收录在其中。调查问卷分发到192个国家的可能答卷人并与之取得联系。答复率本身反映了在国家层面上确定谁负责和谁拥有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相关问题的资源和服务困难性。疾病发生分布图主要强调了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和训练方面的差距（WHO，2005）表43一1）。儿童疾病发生分布图中的数据应被视为初步的估计，因为此次公布这些数据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得到更多的回应，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修正数据和纠正差距。
数个领域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资源方面存在差距。政策、训练和直接服务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数据方面的差距是其中根本性的差距之一，这些数据对政策制定和项目开发都是必需的。儿童疾病发生分布图描述了（信息收集者）缺乏在不同纬度上收集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资源数据的能力（见表43一1）。20个高收入国家中，只有8个报告了一些流行病学调查数据。16个低收入国家中只有1个国家报告有此类的资料可用，而且这个国家还是欧洲的国家。20个高收入国家中的12个和16个低收入国家中的3个在其年度健康调查报告中公布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数据。在国家层面上系统地收集数据以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的效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二、流彳了病学从国际立场看，准确地判定精神障碍的多少是一项复杂的能力。如前所示，报告系统还远不够充分合理（WHO，2QQ5），对障碍的定义或识别存在变异或拥有变异的解释，而且，构成精神障碍的因素中，文化的成分也仅仅是到现在才被流行病学家和研究者更充分地理解。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时，不仅仅确定某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是重要的，确定该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也一样重要，这些负担以对社会造成的代价来衡量，包括社会生产力的丧失，卫生保健的支出，以及丧失人的发展潜能。自1980年以来，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方面，还没有一项单一研究或整体上持续内容上又各自独立的系列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全面的或是跨社会相关的。（Hackett和Hackett，1999；Odejide等，1989）
发展中国家负责任的研究人员已经明确地确立了精神功能紊乱的许多临床表现，以符合成套的既定标准（Tadesse等，1999a）。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抑郁障碍、精神病和躁狂可以被定义和治疗。WHO关于初级保健医生的研究表明，寻求初级保健的许多病人存在精神障碍，而且他们所在的社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Harding，1980）。当把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放到它呈现的背景中去考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某个仪式过程中的幻觉问题是否需要治疗？如果这种幻觉持续下去，是否应该治疗？什么样的诊断标签对它是合适的？除非报告是充分而且准确的，否则没有理由臆测发展中国家当前精神卫生的现状支持那些广为流行的微小化者以及对患病率和结果所持的乐观看法。事实上，Fayyad等（001）总结了国际范围内有影响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儿童精神病症状学范围及发生率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一些共同的危险因素如父母分居和离异、心理剥夺，文化特异性的因素如一夫多妻制，看起来与精神病理学的表现相关。
关于儿童少年精神障碍的患病率，Giel等（981）证实在苏丹、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印度等四国5至15岁的孩子中有12%—29%表现出精神卫生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识别的精神障碍的类型和发达国家报道的相同。Thabet和Vostanis（1998）报道了生活在加沙的孩子的焦虑症状和精神障碍的模式，与以前在西方世界的流行病学研究具有可比性。焦虑障碍和学校相关的精神卫生问题都有较高的比率。Thabet和Vostanis也发现与Kashani和Orvaschel（1990）报告相同的焦虑相关障碍的患病率（1%）。
最近，Tadesse（999a）等报道儿童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17.7%，男孩比女孩更多见。这些较新的数据是通过WHO儿童问卷报告的其中一个版本收集的（Tadesse等，1999b；WHO，1977）。Hackett等（1999）和Bird等（989）的研究发现外向性障碍男性病人过多。该发现反映了西方关于男性具有外向性障碍易感素质的观点。丁habet和Vostanis（1998）指出他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通常持有的观点，即在非西方国家，焦虑和其他精神卫生症状主要通过躯体症状表达出来。他们认为，儿童精神卫生症状在不同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不同，文化特异性的精神障碍是很少见的。这些与西方流行病学资料存在可比性的观点与其他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反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的现实。
近来描述的“文化流行病学”结合经典流行病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信息，可能为促进理解发展中国家看到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提供了统一的途径，并增加我们对世界范围内临床背景的理解（Weiss，2001）。在诊断的同时必须考虑受损程度，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社区支持力度以及对可达到目标的预期差异更大。
在发达国家，还有什么样的障碍能够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和神经性厌食症一样备受关注？毫无疑问，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见到上述障碍。但是，在那些缺医少药或缺乏针对性的项目支持的国家，什么样的资源可以用来投资以治疗这些障碍呢？以进食障碍为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发病率可能受西方的影响（Becker，1995），与此同时，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进食障碍正在变得更为流行，而且正在跨不同文化的出现（Becker，2002）。以国际性的视角诊断和治疗这些障碍，其优劣得失倶皆明朗。正是由于国际交流的改善，才有了对这些精神障碍的识别和归类（Tao，1992）。反过来，评估的过程又必须考虑当地文化对正常或异常概念的影响以及父母对可诊断障碍存在与否的认知（HackettandHackett，1999）。制药工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国提供当地培训，这样就可能会形成一个治疗某障碍的药物市场。这可能会间接激发对诸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或焦虑障碍等精神障碍的过度诊断。对上述行为的监督和审查，世界各国差异很大。
流行病学资料不仅仅对于记录障碍的类型和程度十分重要，而且也是开发服务项目的根本依据。尽管有迹象表明，世界范围内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可能会取得一致，但是，只有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地方性的评估才有助于指导当地精神卫生服务的开发。地方性的因素会影响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因而使用与“文化流行病学”相关的手段将更有帮助。正像VerhulSt（2004）指出，“用系统的、临床流行病学的途径去检验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特殊治疗方法，将有助于为儿童提供最有效的干预。”
四、精神卫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