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父亲更像一个政治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瓜分波兰，也可以不动声色、有条不紊地踏平爱尔兰。后来，我母亲不抱希望了，不得不放弃了一切努力。像她这样富有同情心、品德高尚的人，一旦陷入这种境况，而周围的人却又无动于衷，她能怎么样呢？恐怕到了最后审判日，人们才知道吧。至于我，她的教诲却我却深深牢记。无论父亲说什么，她都不表示不同的见解；但用她那诚挚、深沉的人格力量在我灵魂上留下的印记，使我感悟到：即使最卑贱的人也有价值和尊严。我满怀敬畏之情望着她，听她在夜晚指着星星对我说，‘瞧那儿，奥古斯了！那些星星消失之后，我们这儿最卑贱、最可怜的灵魂也依然存在——像上帝一样万世常存！’”
“但是，唉！唉！我十三岁那年离开她，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教诲！”
圣·克莱尔用手捂住脸庞，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继续说道：
“人的德行是多么轻贱的东西啊！总的来说，不过是地理位置和经纬度对人的性格产生的影响罢了。比如，你父亲在佛蒙特安家立业，那个城镇上的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你父亲成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和教长，后来参加废奴派，于是就把我们看作野蛮人。其实，不管怎么说，就其习惯和本性而言，只不过是我父亲的翻版。事实上，尽管他碰巧降生在一个民主时代，相信一点民主理论，但他骨子里仍旧是贵族，跟我统治五、六百奴隶的父亲并没有什么区别。”
奥菲莉亚小姐对这样的描绘很不以为然。她放下手里的毛线活儿，正欲反驳的时候，圣·克莱尔阻止了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并不是说他们一模一样。他们一个落在与天性完全不合的环境里，一个落在适合其天性发展的环境中；从而，一个变成了傲慢、固执、倔强的民主派，一个变成傲慢、固执的****派。如果他们两个都在路易斯安纳当庄园主，他们就会一模一样的。”
“你太过分了！”奥菲莉亚小姐说。“我对他们没有不敬的意思。”圣·克莱尔说。“傲慢无礼并不是我的专长。还是回到我们的故事上来吧。”“父亲去世后，全部财产留给我们弟兄两个，我们协商分割。我哥哥对于与他地位相等的人，他非常慷慨大度。在财产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没有因为财产而伤及手足感情。我们开始共同经营这个庄园；阿尔弗雷德在外面的经营才能和活动能力都比我强，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庄园主，而且干得很非常棒。”
“经过两年的经营，我发现我们无法再合作下去。我们有七、八百个黑奴，我不能一个个都非常熟悉，也不能关注他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他们像一群牲口那样被奴役，怎样才能把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继续降低，但还能让他们照样干活，这就成了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当然少不了监工和工头，也不能没有皮鞭，因为那是最具说服力的方法——这一切都让我憎恨和厌恶；但我当想起母亲对每一个受苦的人的灵魂所做的评价时，我感觉更可怕了。”
“如果有人说奴隶就吃这一套，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是什么样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世上哪有这种人，愿意终生在别人的监督下干活，而没有行使自己意志的权力，一直从事一成不变的劳作，一年到头却仅仅得到一条裤子、一双鞋和一个住的地方，以及仅能糊口从而维持体力继续干活的口粮！谁要是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得很舒服，我倒希望他也能来尝一尝其中的滋味。我愿意把这狗东西买来，强迫他干所有的活，而且心里绝不会有歉疚！”
“我一向认为，”奥菲莉亚小姐说，“你，你们所有的人，都拥护这个制度，而且从《圣经》上找到依据，认为它合理呢。”
“胡扯！我们并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阿尔弗雷德是个顽固的暴君，但他都不屑于做这样的辩护；不，他傲慢地引用那冠冕堂皇的理论：弱肉强食。他说，美国的庄园主‘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做着英国资本家和贵族对下层阶级所做的事。’我觉得他说得很对。那就是为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剥削他们的骨头和肉体，精神和灵魂。他说，不对广大群众奴役，就不可能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不管这种奴役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他说，必须有一个下层阶级，专门从事体力劳动；这样上层阶级才有财富和余暇去谋求渊博的知识和进步，才能成为主宰者。他提出这样一套理论，因为他是天生的贵族；但我不信这一套，因为我天生是民主派。”“这两件事怎么能算一回事呢？”奥菲莉亚小姐说。
“英国的劳工不能随便买卖，不能交换，既不会被逼得妻离子散，也不会遭资本家的鞭打呀。”
“英国的劳工也必须听凭雇主使唤，跟卖身为奴没有什么不同。奴隶主可以把不听话的奴隶鞭打至死——资本家可以把劳工饿死。至于家庭的稳定，很难说哪个更糟——是把他们卖掉呢，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家里饿死。”
“可是，即使证明了奴隶制并不是最坏的制度，也不能成为为奴隶制辩护的理由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还要说，我们侵犯人权比英国人做得更光明正大些。实际上，我们买一个奴隶就像买一匹马一样——看看他的牙齿，摸摸他的关节，再叫他走几步看看，然后交货付款——参与者各种多样有奴隶贩子、饲养人、黑奴拍卖商和掮客等等——把这件事明摆在文明世界的眼前，但就其性质而言，我们所做的事和英国人一样。那就是：为了一部分人获利，而剥削另一部分人，而不考虑后者的利益。”
“我从来没这么考虑过这个问题。”奥菲莉亚小姐说。“我到过英国，读过很多有关他们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资料；阿尔弗雷德说，他的奴隶日子过得比英国一部分人要好，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跟他在一起经营庄园的时候，曾坚持要他教育黑奴；为了讨我喜欢，他真的请来一位牧师，每个礼拜天教给奴隶们教义；他心里一定认为，这样做没什么好处，跟请牧师给他的马和狗讲教义差不多。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一出生便受到不好的影响，只剩下动物本能，每周六天只是干活而不动脑筋，仅仅单靠礼拜天几个小时的教育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那么，”奥菲莉亚小姐说，“你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庄园的生活呢？”
“是这样，我们勉强合作了一段时间，后来阿尔弗雷德看清楚我并不是当庄园主的材料。为了迎合我的观念，他在各方面都做了一些改革或改进，但我对此依然不满意，让他觉得太荒唐了。我跟阿尔弗雷德的关系也就闹得非常僵。于是他对我说，我太感情用事，经营不了庄园；他让我带着银行的股票，到新奥尔良家宅住下来写诗，庄园由他一个人经营。于是我们分道扬镳，我就到这里来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让你的黑奴获得自由呢？”“那可不行。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工具，我于心不忍；而让他们帮助我花钱，那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其中有一些是从前家宅里的佣人，我离不开他们。他们都对自己的处境也很满足。”他停顿片刻，在房里若有所思地踱步。
“我一生中有过一个阶段，”圣·克莱尔说，“不愿随波逐流，希望能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我渴望成为一个解放者——替我的祖国擦掉这个污点。我想，所有的年青人都有过这种狂热——但是后来——”
“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奥菲莉亚小姐说，“你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才对。”
“咳，后来情况不尽人意，我对生活绝望了。我想，我们两个都有必要从这件事中学得聪明些。然而，不知为何，我不仅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改革者和实践者，反而变成了一块漂木，随波逐流。每次遇到我哥哥，他都责备我；我承认，我没有他强；因为他确实做出了一番事业。他一生的成就是他观念的必然结果；而我的一生，充满矛盾，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