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青年地主，同时也是一个青年猎人。7月里有一天早晨，我骑了马到他家里，叫他一同去打松鸡。他答应了。“不过，”他说，“让我们经过我的小丛林，到助沙去，我正好可以顺路去看看恰普勒吉诺树林。您知道吗？我这个橡树林，目前正在砍伐呢。”“好吧。”然后他吩咐备马，穿上一件有野猪头青铜纽扣的绿色常礼服，身上带了一只用毛线绣花的猎袋和一个银水壶，肩上背了一支崭新的法国枪，洋洋自得地向镜子里照来照去，向他的狗爱斯彼朗斯喊了一声，这只狗是他的表姐——一个心地善良但是秃头的老处女——送给他的，然后我们出发了。我的邻居带着两个人一同前往：一个是甲长阿尔希钵——方形脸庞而颧骨极高的又矮又胖的农人；另一个是最近刚刚从波罗的海沿岸的省份里雇的管家果特里勃·封一德尔·科克先生——一个19岁左右的青年，身体瘦弱，头发淡黄色，眼睛非常近视，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是最近刚刚开始管理这块领地的。这是他的伯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叶娃遗传给他的。这伯母是一个特别肥胖的女人，即便是躺在床上，也老是痛苦地呻吟着。我们骑着马走进了小丛林。
“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等我们！”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的邻居）对那两个人说。那个德国人行一个礼，下了马，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好像是约翰·叔本华的小说——然后坐在一棵灌木底下了。阿尔希仍然留在阳光底下，而且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个小时。我们两个人在灌木丛里兜了几圈，一窝鸟也没有找到。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和我说，他想到树林那里去了。我自己这一天也不太相信打猎会成功，就跟他回去了。我们回到那块空地上。德国人在书的页码处做了记号，站起身来，把书藏进衣袋里，很吃力地爬上了他那匹蹩脚的短尾巴母马，这马是稍稍一碰就嘶叫而踢脚的。阿尔希钵猛然一惊，一下子拽住两根缰绳，鼓着两只脚，好不容易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负重的马。我们出发了。
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这树林，我打小就很熟悉。小时候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弗勒利先生——一个心地极善良的人（但是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鲁阿药水，差点损害了我终身的健康）总是会到恰普勒奇诺树林去玩。这树林里所有树约有两三百株巨大的橡树和梣树。它们的整齐而粗壮的树干，雄壮地黑魃魃地挺立在榛树和花楸树的争光发亮的绿叶上面。这些树干直升天空，在明净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轮廓线，像天幕一般舒展着它们的张开的、多节的枝丫。鹞鹰、青鹰、茶隼在静悄悄的树梢底下飞鸣着，杂色的啄木鸟用力啄着厚厚的树皮；黑鸟的响亮的歌声突然在茂密的树叶丛中和着黄鹂的抑扬婉转的叫声而发出；在下面，在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地叫着，愉快地歌唱着；燕雀沿着小径一蹦一跳地跑开了；雪兔小心地“探着路”，悄悄地沿着树林边上走；红褐色的松鼠轻松活跃地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突然把尾巴翘到头上，坐在了一棵树上。在草地里，在高高的蚁封周围，羊齿植物的雕刻似的漂亮的叶子的淡影下面，开着紫罗兰和铃兰的花，长着伞蕈、粟蕈、乳蘑、橡蕈和红色的毒蝇蕈；在宽广的灌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鲜红的草莓……记得小时候树林里的阴凉地方多么舒服啊！在正午最热的时候，也会和夜里一样：幽静、芬芳、凉爽……我原来在恰普勒奇诺树林里度过愉快的时光，所以，说实话，我现在走进这个太熟悉的树林里的时候，不禁产生了悲伤之情。1840年的无情的、无雪的冬天，竟不放过我的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们枯萎了，凋零了，零零星星地还盖着消瘦的绿叶，悲哀地挺立在“取而代之，但远不如昔”的小树林上面……有些树下面还生着叶子，它们毫无生机的、折断的枝条好像怨尤而绝望地向上矗立着。另一些树的树叶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繁盛，却还是很茂密，树叶中间伸出粗大而干枯的枝丫来。有的树上树皮已经脱落；有的树几乎全部倒下来了，像尸体一般在地上腐烂着。当时谁都无法预料到：在恰普勒奇诺树林里一点阴凉地方也找不到了！我望着这些树，心里想：“你们大概感到可怜和悲哀吧？”……我想起来了柯尔卓夫的诗：
高深的言论，骄傲的力量，王者的豪气，消失在何方？你的绿色的刚劲，现在也都不知去向！
“怎么回事，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开始说，“这些树木怎么不在去年砍伐呢？估计现在卖不到从前价钱的1/10了。”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这要问我的伯母了。商人们之前曾经来过，送钱来，纠缠不清。”
“Mein Gott ！Mein Gott ！”封·德尔·科克边走边叫，“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为什么可笑？”我的邻居微笑着问他。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多么可怜。”（众人皆知，凡德国人毫不容易学会了我们的字母π的发音以后，就拼命把这字母读得重。）尤其让人觉得可怜的是横在地上的橡树——确实，有的磨坊主愿意出重价购买它们的。甲长阿尔希钵却保持着泰然自若的安闲态度，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和悲伤。反之，他竟高兴地在它们上面跳过，又用鞭子抽打着它们。
我们走到了伐木的地方，忽然，随着树木轰隆一声倒下，传来了呼喊声和说话声，不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青年农人从茂密的树林里向我们奔来。
“怎么了？你跑到哪儿去？”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问他。
他马上站定了。“啊呀，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老爷，出事了！”“怎么了？”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木砸倒了。”“怎么砸倒的？……包工师马克西姆吗？”“是啊，老爷。我们砍一棵梣树，他站在那儿看……然后，他走到井边去取水了，可能是想喝水了。正在这时那棵梣树突然格格地响起来，一直往他那边倒下去。我们喊他：跑开，跑开，跑开……他向旁边跑就好了，但是他却一直向前跑——可能是吓慌了。梣树的树梢就砸在他身上。这棵树为什么倒得这样快，没人知道……大概树心已经烂空了。”“那么，马克西姆给砸伤了？”“给砸伤了，老爷。”“死了吗？”
“没有，老爷，还活着——可是腿和手都砸断了。我刚才就是想跑着去请赛里费尔斯特奇，请医生去的。”
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吩咐甲长骑马快速去村里去请赛里费尔斯特奇，然后自己快马向开垦地跑去……我跟着他去。
我们看到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人站在他周围。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呻吟声，偶尔睁大了眼睛，好像惊慌似的向周围看看，咬着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在颤抖，头发粘住在额上，胸脯急促地起伏着：他快不行了。小菩提树的淡淡的影子在他脸上轻轻地掠过。
我们弯下身子去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
“老爷，”他说话时声音含糊不清，“请……派人……去叫牧师……上帝……罚我……脚手都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是我……可是我……喏……一直让弟兄们干活。”
他沉默了一会。他的呼吸变得更急了。“我的钱……请交给……交给妻子……扣掉……喏，奥尼西姆知道的……我欠……欠谁的钱……”“我们派人去叫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可能你不会有事的。”他努力睁开眼睛，用力挺起眉毛和眼睑来。“不，我不行了。瞧，在走近了，瞧，死神走近了……弟兄们，对不起，如果我有什么……”“上帝会饶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人们一起齐声说，大家摘下了帽子，“请你原谅我们。”他忽然绝望地摇摇头，胸部痛苦地挺起来又低下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在这里，”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大声说，“弟兄们，把那边马车上的席子拿来，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有两三个人跑去拿席子。“昨天……我向塞乔甫的……叶菲姆……”这个将死的人语无伦次地说，“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钱……这马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给妻子……”
农人们把他放到席子上去……他像中了枪的鸟一般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挺直了……“死了。”农人们细声地说。我们默默地骑上马，离开了那片树林。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让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的农人死得很怪异！他们临终前的心境，既不能说是无动于衷，也不能说是迟钝。他们就像行仪式一般地死去：
冷静而简单。
几年之前，在我的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人在烤禾房里被火烧坏了。（他差点被烧死在烤禾房里，幸好一个过路的市商费力地把他拉了出来：这市商先把自己的身子用一桶水浸湿，然后跑去弄开了正在燃烧的屋檐底下的那扇门。）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很阴暗的，气闷得很，而且充满烟气。我问：“病人在哪里？”
“在那边，先生，在炕上。”一个伤心欲绝的农妇拉长了声音对我说。
我走近去，看见这农人躺在坑上，身上盖着一件皮袄，正在费力地喘息。“你感觉如何？”
病人在炕上动了动，想坐起来，但是全身烫伤，就要不行了。“躺着吧，躺着吧，躺着吧……怎么样了？嗯？”
“很不好。”他说。“你痛吗？”他没有回答。“你需要什么吗？”他也没回答。“要不要拿点茶给你？”“不要。”
我走开去。坐在板凳上了。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特别寂静。在屋角里，圣像底下的桌子附近，躲着一个五岁模样的小姑娘，在那里吃面包。母亲有时训斥她。前室里有人在不时地走着，敲响声音，谈话；弟媳妇在那里切白菜。“唉，阿克西尼亚！”突然病人说话了。“怎么了？”
“给我点克瓦斯。”阿克西尼亚拿了点克瓦斯给他。然后又是一片寂静。我压低声音问：“给他行过圣餐礼了吗？”“行过了。”这样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控制不住，就走了出去……后来我又想起，有一次我到红山村的医院里去拜访我所认识的助医卡比东——一位热心的猎人。这医院原来是地主邸宅的厢房；这医院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也就是，她吩咐在门框上面钉一块浅蓝色的板，板上写着白色的字“红山医院”，然后亲手交给卡比东一本很漂亮的册子，是用来登记病人名字的。这本册子的首页上，由这位慈善的女地主的一个阿臾奉承的奴仆题着如下的诗句：
Dans ces beaux lieux，oùrègne l'allégresse，Ce temple rut ouvert par la Beauté；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Ia tendresse，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