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教主天生异禀
八思巴于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公元1235年）三月六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他因此而有一个小名叫类吉（意为羊年生人）。关于他的出生有着各种离奇的传说。
他的家世与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传说当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坚赞修炼一种名叫毗那夜迦（也译象鼻天）的佛法时，忽然毗那夜迦神来到他的近前，用象鼻把他托起，送到了须弥山山顶，让他向远方眺望。当时桑察惊魂未定，那来得及往远处看，只看见了卫、藏、康三区等吐蕃地面，毗那夜迦神惋惜道：“本来你所看见的地方将归你统治，因你未快看，故你没有统治的缘份了，卫、藏、康三处将归你的子孙后裔统治。”当时，桑察因为自己年已半百尚未生子，心中颇为焦虑，所以急急忙忙地向毗那夜迦神祝祷，祈愿自己早日得子。后来，毗那夜迦神在萨顿日巴面前显灵，对他说：“桑察一再向我祈求，愿能统治卫、藏、康三处地面，他本人无此等缘份，只有他的儿子当是住世的菩萨，发愿教化南赡部洲之大部，你应前往他家，转生为桑察之子，治理卫、藏、康三处吐蕃地面之大部，请你按我的愿望转生吧！”
八思巴出生后表现出天生的异禀，对读写等知识即使稍学也很精通。并经常说自己是萨顿日巴转世。起初很多人不相信此事，以为只是小孩子乱说话。后来为了验证此事，萨顿日巴的两位弟子前来查看，当时八思巴正与小孩们做游戏，回头发现他们二人后就招呼他们，并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下子他们对八思巴顿生敬仰，崇拜得五体投地。此后不久，当萨迦班智达领八思巴到吉隆地方的帕瓦底寺时，僧人们前来会见，八思巴对其中的一位老僧说：“你是我的侍从扎西顿珠！”那位老僧马上知道八思巴就是自己主人的转生，虔诚地抱住八思巴的脚，禁不住老泪纵横。世人从此以后更加坚信八思巴的话是真的。
八思巴自幼聪明绝顶，在元代史料上也确实有这方面的记载：说八思巴在大约三岁的时候，就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叹他果然真的是一位圣者转世。从此以后他的名声远扬，故世人称其名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他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迦班智达举行预备****时，八思巴因为能在****上说法，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本来当时在场的许多的学者对他的种种传言抱着一种怀疑和不屑的态度，很多人想一个小孩子对精深的佛教理论会有什么独到的理解呢？听完八思巴的说法之后，众多的学者一下子抛弃了傲慢之心并虚心听他说法。
抛开众多的传说，现实中八思巴对佛教的早慧与其家族的影响是截然分不开的。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藏族历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藏族文化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生于藏历第三饶迥的阳水虎年（公元1182年）二月二十六日，自幼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沙弥戒，学习梵文以及佛教各种知识，27岁时在夏鲁的娘麦坚贡寺跟从喀且班钦·释迦室利受比丘戒，成为萨迦派教主中第一个正式出家为僧的比丘。
在他青年时代云游藏族各地，遍访各地名刹高僧，曾经多次参加讲经和辩论的****。由于他学问高深，所以人们尊称他为精通一切的“班智达”，是当时闻名于全西藏的有名的有学问的高僧。相传当时有一批以绰切噶瓦为首的印度人，信奉大梵天，反对佛教，专程到西藏的吉隆来找贡噶坚赞辩论。结果贡噶坚赞机智地驳倒了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最终使他们皈依了佛教，信奉萨迦派，并在贡噶坚赞身前削发出家，当了僧人。传说他们出家剃掉的头发一直保留在萨迦寺的钟楼上。传说在西藏，也有一个名叫涅秀坚白多吉的佛教大师对萨迦班智达不服气，派遣他的九大弟子中最有学问的伍由巴日贝僧格前去同萨迦班智达进行辩论，经过几天激烈的辩驳，伍由巴日贝僧格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失败，由此对萨迦班智达十分信仰，甘心长期服侍其左右，最终成为萨迦班智达的一名主要弟子。
公元1251年11月14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
寺圆寂。在他临终前特意把八思巴叫到自己身边，并且嘱咐八思巴：“汝利益教法圣业及无数众生之时已至（意为：你发扬光大我们的宗教事业，造福众生的时候到了），当谨记先前对我所发之誓愿！”就这样，年仅17岁的八思巴就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开始了一代宗师的新的传奇历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是家族的传授，基因的传承，周围的环境，天生的聪明造就了青年八思巴早早登临教主之位，并进一步弘扬佛法。
会见世祖成为国师
八思巴所处的年代，是蒙古族统一华夏的时代，统一的王朝不仅要用武力统一她的人民，更需要从精神上统一它的子民，历史选择了八思巴这位精神领袖。
八思巴最早接触蒙古的机缘是他伯父带来的。公元1229年，按照成吉思汗生前的安排，他的第三子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窝阔台将原来西夏的部分地区赐给他的第二子阔端作封地，阔端受命统治西夏故地后，对西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巩固蒙古在西夏故地的统治，保障蒙古军队进攻南宋时侧翼的安全，阔端决心将西藏统一到他的治理之下。公元1240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进入西藏，并设立了个别驿站，只有噶当派的少数寺院对蒙古军作过抵抗，立即遭到惨重的失败，蒙古军控制了西藏各主要地区。西藏各个分立的教派和地方势力看到在军事上无法与蒙古军对抗，不得不表示对蒙古军屈服。阔端想用与西藏佛教领袖联络的办法在西藏站稳脚跟，西藏各教派的领袖也想把佛教传布到蒙古王室中，争取蒙古统治者对自己教派的支持。但是当阔端要迎请一位西藏佛教的领袖到他的宫廷中传教时，各教派的领袖们大多都畏缩不前，对蒙古军敬而远之，不愿奉召。止贡派的京俄扎巴迥乃向蒙古军推荐了萨迦班智达，并且鼓动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军的将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萨迦派是后藏地区最重要的教派，萨迦班智达是很有声望的大学者，因此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了邀请，并暗示如不接受将以武力逼迫，在这种情况下萨迦班智达携带八思巴于公元1244年前往凉州，两年后到达，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各教派的政治代表，他与阔端会见后首先商谈的是在西藏各地方势力分据一方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实现西藏归附于蒙古汗国。萨迦班智达与阔端议定了和解纳贡、维持原来地方首领职权的条件，然后以佛教首领的名义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向在西藏的各派领袖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指出为了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条件各族和好，承认蒙古族统治。在这一过程中，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兑现了邀请萨迦班智达时作出的让他管理西藏僧众的诺言。经过萨迦班智达的努力，西藏归入蒙古汗国（也即是统一于元朝）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障，藏族的社会经济也由此而得到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为元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萨迦班智达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萨迦班智达将自己的晚年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顺应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总潮流，是一位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八思巴。在凉州这段日子理，八思巴继续跟从萨迦班智达学习吐公元1260年12月，忽必烈在初步战胜阿里不哥之后返回中都，立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佛教蕃教法即西藏佛教，还学习蒙古语言。由于萨迦班智达的精心教诲，加上八思巴的勤奋和聪明颖悟，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到17岁（公元1251年）时八思巴已学完萨迦班智达所有的教法，掌握了担任萨迦派教主必须具备的知识。同时他从这一时期开始命笔作文，《萨迦五祖全集》中八思巴署有日期的著作，最早一篇是公元1250年在凉州写的《怙主赞颂》。除了学习西藏佛教和藏族文化，八思巴在阔端的宫廷还接触到各族各界人士，接触到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1251年6月蒙哥汗即位之后，立即让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方面的军事，领治蒙古以及汉地民户，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区等也都尽属忽必烈统辖。
公元1252年7月，蒙哥汗命忽必烈远征大理，以控南宋后背。当时南宋还控制着四川，蒙古军只能穿过甘青、川西藏族地区直捣大理，在此情况下藏族地区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公元1253年夏天，忽必烈率大军抵达六盘山、临洮，大约因为即将进入藏族地区，忽必烈派人就近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两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会面掀开了一页新的历史。
但两人开始的会见并不很顺利。八思巴到忽必烈营帐后，忽必烈首先询问的是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接着就命八思巴派人去藏族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这显然是为进军作准备。八思巴深知藏族地区人烟稀少，财力有限，不能供应蒙古大军所需，于是一再向忽必烈陈述：“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八思巴心中不悦，对忽必烈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住坐，请放回家乡。”忽必烈说：“那么，可以前去。”
在忽必烈与八思巴行将分手之时，忽必烈的妃子察必出来圆场，说八思巴比忽必烈身边的蔡巴噶举派的老僧们在知识功德方面要超出几倍，应将八思巴留下继续问法论道。忽必烈汗王说：“你为何如此倨傲，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对此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威势，但我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印度、门地、吐蕃帝王供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汗王说：“吐蕃地方何时有王，何人尊奉拥戴？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八思巴以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收服南赡部洲三分之二，此后汉地与吐蕃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情形回答，并说：“此事实有，佛书虽不载，但有史书记载，请查阅即知。”翻检汉地先前的史籍，见上面的记载一如八思巴所言，汗王心喜。其后，八思巴又说：
“此外，早先千万年前，南赡部洲曾降七日血雨。”查看汉地史籍，也有记载，汗王更加生起做信。八思巴又说：
“我的父祖之时，西夏之王曾献一锦缎伞盖，可将公鹿从角尖整个罩住。”汗王派人到萨迦去察看，回报真有此物，汗王父子俱生信仰。看来，八思巴此时已揣摸到忽必烈要行军通过藏族地区，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的心理，他利用在凉州时学到的历史知识，包括对汉文史籍唐书《吐蕃传》的了解，以及吐蕃、西夏王朝尊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忽必烈，使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到崇拜西藏佛教。八思巴巧妙的宗教宣传，很快就对“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一家产生了作用，使他们认识到要得到佛教徒的拥护，还需要仿照历史上崇佛的帝王的先例，与八思巴建立更进一层的关系。
虽然与忽必烈的开始并不顺利，但八思巴凭借他渊博的学识，机智的问答，不卑不亢的态度打动了忽必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