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回过头去看，一切都似乎是文人天命。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宿命情绪。因为，过程中我从未懈怠，甚至，为了这些，我也放弃过看得到的巨额财富。对于一个并不富有的文人而言，这需要巨大勇气。但我觉得很知足。因为文人特性注定财富英雄不属于自己，清贫也不属于自己。这使得我有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自由与社会尊重。在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感激感念许许多多的人。而尤其需要感激的朋友与原因依次是：郭为先生，他是我研究和学习企业管理的启蒙老师，我最初读过的企业管理著作全部由他推荐提供。20多年来，他也是我思考各种企业问题时最重要的讨论者、鉴赏者加批评者。柳传志先生，他不仅仅是我在联想的老板，我还从他身上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以及企业真谛。更重要的是，在我担任联想高级经理期间，个人英雄主义的文人特性一定导致了对联想组织纪律的伤害。柳传志先生在严格约束我的同时，依然为我专心从事企业管理研究提供了巨大支持。张华滨先生，作为我20多年的朋友和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创业伙伴，他为我早期的企业研究承担了大量幕后工作。徐江先生，作为我20多年的朋友和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为我专心研究而承担了公司经营的许多责任。陈键铭先生，作为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董事长与大股东，他愿意以自己的企业作为我实践的舞台，并承受我提前辞职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此外，我心怀愧疚并一生感激的唯一恩师是已经仙逝的著名作家韩少华先生。他早年推荐我加入作家协会，对我极尽提携帮助，并在脑血栓偏瘫之后以左手为我的《联想为什么》一笔一画亲自写下几千字序言。他与师母冯玉珍女士对我以及我家人恩爱有加。师恩难忘。没有他，或许也没有我30年的文人道路。
正是因为有以上良师益友的扶助，我才能够在文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才能融入一片湛蓝的天空。
12年一个轮回
从《联想为什么》、《中国企业批判》到《创造贝因美》，恰恰是12年。中国文化，12年一个轮回。首先，这本书是我变革管理研究课题继续深化的成果。我努力从服务经济时代这样一个环境背景出发，希望能够从企业家精神、商业模式、公司组织这三个角度进行一些重新认识。坦白说，我希望能够对现有的传统企业管理理论进行一些可能的颠覆。这其中一个原因是，现有的企业管理理论绝大多数是欧美及日本企业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环境的经营管理实践形成的研究结果。今天，中国所有商学院的教材与教学内容，绝大部分还是这些东西。我不否认这其中有许多经典理论、工具、模型，且对未来企业的经营管理仍然具有长期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作用。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传统理论在服务经济时代到来之后，也明显存在内容落后、片面以及谬误的问题。不是前人不够高明，而是今人需要更加努力去实现理论创新。
譬如说企业家精神，马克斯·韦伯、熊彼特、德鲁克各有各的定义，各有各的内涵，当然也各有各的道理。可是，服务经济时代已有的一些优秀企业实践表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当中，至少应该包括事业导向、组织导向与践行精神这样三个方面。
我的这些研究主张源于对近20年许多创新企业的观察与分析，某些内容有对大师的学习与继承，也有很多内容是挑战。颠覆、挑战并非我的目的，通过这些研究能够实现一些理论创新，能够对中国企业由制造走向创造有所帮助，那将是我十分自豪的。期待对传统理论有所颠覆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过去的10年中，我所研究、考察过的几百家企业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它们的创新经营实践用传统管理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比如我在本书中唯一采用的系统案例企业贝因美集团，它以“同心多元化”构建的婴童行业，至今也很难以传统理论来接受它自己的行业划分。所以，人们只好按传统的理解把贝因美称做生产奶粉的。还有，我们也很难搞清楚为什么会有企业把企业文化的考核占到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中50%的权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这些事情能否解释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在于，它们的创新实践已经揭示出的某些可能的规律，或许恰好是能够指导企业赢得服务经济时代的新理论源泉。
我希望自己能够研究这些创新实践，不惧传统与权威，只尊重事实。只有这样才有望获得一些创新思考，并使之成为社会财富。我知道以自己的知识背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与颠覆将会是十分有限的。重要的在于，假如能够对中国企业的转型有些启发，能够对企业创新理论研究有所促动，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12年前，作为一名企业经营实践的观察者与思考者，我曾经以自己的勤奋，带动了一场研究中国企业的热潮。12年后，假如本书的出版能够带动一些同仁投入创新理论的研究，对我而言，那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轮回。至少，我自己始终在努力，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轮回。
其次，《创造贝因美》是我自《联想为什么》之后第二次采用一个独立企业作为系统性案例的实证性研究著作。与《联想为什么》的不同之处在于，《创造贝因美》更多一些研究，并且在某一独立角度不仅有贝因美的企业实践，也有其他某些知名企业的案例。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贝因美的品牌推广产生良好作用。因为，那样的话，贝因美创新经营的实践就将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在思考本书书名的过程中，我曾经想到过采用“公司革命”或者“企业革命”这样的书名，一方面与书的内容相符合，另一方面也有避免为贝因美打广告的嫌疑。遗憾的是上述两个书名都在若干年前有过出版物。之后干脆君子坦荡荡，打广告也就打广告了。与《联想为什么》一头一尾，又是一个轮回。严格算下来，如果从认识谢宏的那一天计算，我跟踪贝因美集团至今已有8年时间。其中断断续续并不紧密，因此也一直看不懂。只是近三年来，掌握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之后，才有了把贝因美的企业实践作为本书系统案例的信心。我很尊敬谢宏，他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构建的商业模式都强烈地吸引了我。而我关于服务经济时代公司变革管理的研究课题，主要围绕企业家精神、商业模式、公司组织三个角度展开，贝因美集团也恰好成为合适案例。如果说《联想为什么》是我有系统案例的实证性思考的第一本著作，那么，《创造贝因美》则是我有系统案例的实证性研究著作。当我写完这本书，并期待它能够对中国企业实现“中国创造”有所帮助的时候，内心也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自几年前，举国上下一起讨论怎样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以来，我们的行动并未走向正途。政府的动作主要是通过资源配置来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升级，企业的动作更多集中在品牌打造与科技创新。这些动作对实现“中国创造”当然会有帮助。但仅仅如此，最终依然无法实现“中国创造”。我们需要建立先进的商业哲学和理念，需要建立先进的公司制度与文化，需要建立先进的商业模式，这些问题才是实现“中国创造”的关键。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大的理论创新，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制度创新，企业的关键任务是观念与能力创新。秉承工业经济时代的商业哲学和思维模式，企业是不可能具备创造能力的。
50岁是另一个开始
2010年，我50岁。“五十而知天命”的老话，可能是很多中国人难以逃脱的一种情绪状态。《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建议我再写一本《中国企业批判2》，我没拒绝也没应承。我所知道的事情是，50岁应该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而这个开始是什么，到此时此刻我还不完全明确。因为写书的原因，没有分心去作规划。
很多年以前，一位也是50岁的人告诉我说，做人要有敬畏，这样才能学习，才能走正道；做事要无畏，这样才能专注，才能充满激情和勇气。今天，当我50岁的时候，对这句话好像也才真正有所领悟。或者是由于在联想集团跟着柳传志这样的老板工作过的原因，50岁之前无畏的做人做事之道似也未有大错。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敬畏之心好像也在增长。我家楼上住着一对老人，是当年著名的歌唱家胡松华和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少年时期的我就开始听胡松华老师悠扬的歌声，一直听到长大。在秋意盎然的傍晚，偶尔能够看到这对老人相依相偎在社区的林荫路或小湖边散步，脸上充满的和善能透出内心的宁静与安详。
我知道，这样一份宁静与安详一定也是我想要的东西。虽然，50岁离这一天还过于遥远，过程中还需要继续有一些事业内容。但真的不需要像巴菲特那样，在80岁的时候还要豪情满怀地说自己想干到120岁。退一步海阔天空，事业与工作绝非生命的全部。
我想我还会写书，一定会写文学作品。那是一个自少年时代就怀有的梦。或者我还会把大学客座教授做得更认真一点，并不为传经布道，只是想通过备课让自己老得慢一点。然后，一定会去周游世界，尽可能深入一些去看别人的生存与生活。也许还会弄一片小小的农田，像农民一样慢慢老去……50岁之后的另一个开始一定是另一种生活。绝非安于天命，只是想去领悟生命的丰富多彩。本书出版之后，我会认真规划这些。人生仅仅过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