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初，当我结束了对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哈萨克斯坦南部秋河两岸的东干人的访问之后，便乘机前往塔什干，想拜望一下那里的东干人，也想去几年前认识的塔什干的东干朋友哈肯目·林家探望一下，叙叙旧。塔什干的东干人在地理位置上讲，应该是距离中国西部边界最远的了。
从比什凯克的玛拉斯机场起飞，飞机朝西飞去。从飞机上鸟瞰，秋天的秋河草原，绿油油的田畴，高高的白杨树，绿树丛中的住家和围绕在田野上的蜿蜒曲折的河流，尽收眼底。从机舱口还可以领略到南部雄伟壮丽的天山雄姿。
然而，从飞机上往下看，最美丽的、难以忘怀的景象，是几条长长的蜿蜒曲折的河流，似一条条飞舞的银蛇一般，又似那晶莹的珍珠镶嵌在翠绿的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上，显得那么宁静与祥和。
当飞机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后，眼下是一片深暗色的沙丘和沙碛地带，没有人烟，没有树木，也没有水源，这种情形直到飞机飞到塔什干（即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附近才有了改观。
塔什干是乌兹别克语，意为“石头城”，中国古代也把这里称为“石国”。它位于奇尔奇克河流域，城内有几条运河，如萨托尔运河等。塔什干是一个美丽的充满着绿色的城市。
在塔什干城居住着50多户（不到1000人）东干人，他们多数从事买卖生意，也有些从事文化教育和政府公务员工作，如塔什干大学的几名教授是东干人，塔什干机场海关负责人也是东干人。接待我的是哈肯目·林一家，哈肯目·林的双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讲一口标准的新疆式东干话。从这点上，又难轻易判断到他们是从哪里搬迁来的回民。早在2000年，当我第一次访问东干人时，也是哈肯目·林接待的。东欧剧变，本来在塔什干国家电力公司做电工的哈肯目·林，已经辞职，在他家附近的萨拉尔运河旁养起了几头牛和一群羊。据他说，上班工资太少了，一月不到50美金，不如放牛养羊好。哈肯目·林的父母给我讲，他们的祖先是19世纪从新疆搬迁来的，现在新疆乌鲁木齐还有亲戚。在与哈肯目·林的闲聊中，40多岁的他骄傲地说：“我的爷爷从新疆来到塔什干后，开了一家东干餐馆，他会做甜馍，会做豆腐，还会唱中国戏，我的叔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会讲中国话。”他还拿出其叔叔签过名的著作，是教授学中文内容的，有些内容看来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有关，看来他的叔父是有名的人物，华文造诣很深。但署名是用俄文写的，便不知道其中文的名字。哈肯目·林的父母退休在家。哈肯目·林的三个兄弟在塔什干商场是做烧饼生意的，听说生意不错。在萨拉运河河畔，当地居民在一片森林中开植了果园和菜园。我参观了哈肯目·林的牛羊圈，他养着四五头牛，20多只羊，还有鸡鸭，牛羊圈有三条狼狗看护着。据哈肯目·林讲，每条狗都有位置，拴在院中的大狗是内卫，门口的是看大门的，而在牛羊圈外四处走动的是外卫，是看外面情况的。他养的狗见了主人后尾巴一直在摆动着，非常听话。在我的赞美声中，他还自豪地做了实验，在50米外的回家的桥上，他用手扣住嘴，发出一声长长的口哨，守大门的狗惊闻哨声，一会儿便飞驰到主人面前。虽然一直吹口哨，门外的狗反应却缓慢。他说，那条外面的狗逛野了，不听话了。
居住在乌兹别克的东干人有两万多，大多数居住在靠近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城市附近的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那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的主要聚居区，那边的东干人多数已经不会讲东干话了，讲的是乌兹别克语的“东干话”，只是在身份证和护照的“民族”一栏里，仍写着“东干人”。
我到了塔什干后，前两次由于时间所限，没有去成中亚诸名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古城，但和哈肯目·林一起走访了塔什干市郊东南边的东干人农庄——卡拉松农庄（过去曾叫卡尔·马克思农庄）。2007年，我专程去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卡拉松农庄是清一色的东干人农庄，有150多户，3000多人，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最靠近首都的东干人农庄。我们打电话约了当地的东干朋友尔沙，他曾是前苏联驻外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现退居在家，讲一口地道的“陕西话”，他说他现在闲了，和朋友做些生意。他用他的小客车载着我们前往卡拉松农庄。在路上，他又叫了几位他的老朋友，说要陪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一路上，大家又说又笑，尔沙说：“我的父母是陕西人，祖先来到中亚后，先住在营盘。1935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发生‘饿年’（饥荒）时，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搬到塔什干住下了，因为当时塔什干是中亚的大城。”
小客车向东南行驶着，一会儿尔沙指着矗立在路边的一个大土坎说，这是元代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留下的土坎，名字用东干族语说不上，俄罗斯语我又听不懂。他指指远处，说在塔什干郊外，相隔10多公里就有类似的土坎。我下车仔细察看，郊外原野上的这种大土坎，原来是古时留下的烽火台，很有规模，在野外的平原上引人注目。几位东干人说，若有敌情，土坎上的蒙古兵就会点燃狼粪，狼烟会一直升上高空，即使有大风，也不会被吹散。这样，狼烟四起，以传播军情。那位叫尔德的东干人则问：“难道有这么多的狼粪嘛？”同车的东干人说，以前肯定狼多。
一路上，我注视着一座座矗立在野外遥相呼应的元代烽火台，想起在14世纪崛起的成吉思汗，怀着对上天的敬仰，一路跪拜祈祷着，一路又驰骋沙场，同时又在策划着去联合远方的中亚民族，共同战金击宋。不料中亚残暴的花喇子模国王，谋财害命，把几百名蒙古商人杀掉，抢走了财物。于是惹怒了铁木真，他率领强悍的蒙古兵策马西去，一路踏平了中亚诸国。700多年过去了，烽火台依然显示着当年的历史面目，就像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日没贺延碛作》一诗中所写：“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约摸一小时，我们赶到了东干人的村庄。从卡拉松东干农庄到塔什干去南郊的大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使人感觉卡拉松农庄远离尘嚣，非常清静。庄头是一所中学，读书的多数是东干子弟。听说中国曾派来一名老师教授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但后来这里的东干学生们因为不大习惯说中文，学习的人并不多。
在农庄前有一条长长的溪水，溪水两旁是青翠的树木。在尔沙的带领下，我见到了我一直在寻访的一位张家川老乡毛素福。毛素福的名字我是从陕西政协副秘书长冯均平处听到的。冯先生曾说过：“你没听说塔什干的卡尔·马克思农庄有位张家川的老乡，叫毛素福，和我们陕西前民委主任毛文祥是亲戚。1989年，我和毛主任访问中亚东干人时，曾碰到过毛素福，毛主任见面就责问他，‘你离开了几十年，为什么不给母亲写封信，母亲每天叫你的名字，把眼睛都哭瞎了。’”冯接着说：“毛素福见到了我们，尤其是见到了他的本家毛文祥时，当场就失声痛哭，并且说，只是当时环境所限，写信不方便。”
秋高气爽，我们来到毛素福家的院子里坐下，他的家有左右两排房，北边有水井，还有花园、茶园，风景优美。毛素福和我细说了约两小时，我才知道他是自1962年从霍城县离开中国的，当时他才18岁。同行的5个人，除了他一人外，其余都是汉民，他们来自北京、广州、江西和上海。他说，他文化不高，加上是回民，便在当地成了家，一住就是40多年。文化高的，早年就去了法国、美国等。来自上海的青年，后来回了中国，因为他家里过去曾是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中国改革开放后给他家平了反，他父母就上门来找，把儿子叫回去了。至于当时来到前苏联的原因，他说，当时中国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为生活所迫，他16岁就到新疆打工，1962年那年，边界开放了，他就跑了过来。
毛素福主要种棉花，问他为何不种菜时，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仍不彻底，田地仍归政府，私人只允许保留小部分自留地，所以种植何种植物和粮食，仍由当地政府说了算。
看来他的中文还没忘，我手里拿的中文书，给他看了，他也会朗读，也知道意思。他说好多年了，看不到中文书。我顺势送了他几本。他的生活也挺不错，家园也较大。
随着尔沙，我又访问了另一家东干人。他姓张，青海湟中人，是20世纪60年代过来的，讲一口青海话，也从事农业，是农庄东干清真寺的乡老。他的院子收拾得美丽无比，名种花卉鲜艳夺目，像城里精心装饰的花圃一样。
姓张的乡老又带我们一行去参观了清真寺。听乡老讲，这是东干人自己捐建的清真寺，边捐边修，所以还没修好。在前苏联时期，教门长期得不到发展，现在虽然开放了，但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并不好，1995年这里的人均产值才375美金。
在清真寺门口，碰到一位在那里乘凉的东干老人，名叫依不拉热海木，他讲一口陕西话。在聊天中知道，他是从哈萨克斯坦东干根据地一营盘过来的，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迁到这里已经20多年了。后来才明白，这里的东干人多数是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迁徙过来的，其余一小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后从中国移民过来的，这使得塔什干附近的东干人都保留了东干话和回民的生活习惯。一是他们聚居在一起；二是这里的东干人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以及中国新疆的回民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大多数卡拉松农庄的东干人都从事农业，种植棉花和小麦等。居住在首都塔什干城和市郊的东干人总数约有4000人，他们也都会说东干话。现在南部的东干人属于真正的老东干人，但和几个主要的东干人居住区相隔太远，就被同化了。
2005年9月4日晚上，我回到塔什干，采访了等候我很久的乌兹别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麻耐。麻耐现在是塔什干一家农业公司的经理。由于卡拉松和哈萨克斯坦两地东干朋友的电话误传，使他对我到达机场的时间不确定，他说跟儿子去了两趟机场，还用机场的喇叭在找我。
麻耐也是一位东干知识分子，我见到他以前，就见过他用俄文写的《东干人饮食文化》一书。麻耐和我夜谈了很久，使我感到吃惊的有两点：一是麻耐本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程度很高，东干话讲得地道，他的夫人和小孩的东干文水平也很高；二是我发现麻耐家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古文物。通过了解，得知麻耐是中亚三国东干人中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他家里有中国古画、瓷器、陶器，明代有名的铜器、宣德香炉等。瓷盘则有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有的非常大。他用雍正年间的小瓷碗给我泡茶，我说：“我是第一次用三百多年前的瓷碗喝茶，很稀罕啊，打破了赔不起。”他说：“打破没关系，招待远客就要用古器。”他收藏的中国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属上乘。
麻耐说，他收藏的文物曾放在楼下的停车库，前段时间，他的私人车库进了贼，由于贼不识货，瓷器都没有动，只偷走些铜铁之类不值钱的东西。后来他觉得车库不保险，就把大部分精品搬到了家里。据他介绍这些瓷器都是颐和园里的，很可能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俄军抢掠的，后来遗留在了中亚一带，有些蓝色大瓶像是庆贺慈禧大寿的。
当我问起为何收藏中国文物时，他说，从他祖父开始，就喜欢收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知识分子，一直喜欢收藏中国文物。他本人在前苏联塔什干大学搞研究工作时，有机会去撒拉尔汗、阿什哈巴德等地考察，闲余时间，就去当地的市场转转，看到有中国图案的文物就收藏下来，有些精美文物非常珍贵，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小儿子从网上下载了香港有关中国古文物的介绍，他们就按图索骥，虽不懂中文，但把收藏的文物和网址介绍的图案一对照，就可以大致猜测出年代和价值。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属于丝绸之路古迹，是中外客商的主道，应该遗留了不少文物稀品。2005年在文莱，我在由马来西亚丁加努州的文物商人举办的伊斯兰文化展览上，也亲眼看到了几件珍品，一件是唐三彩，一件是镶有中国阿拉伯文的中国宝剑，据介绍这是唐朝政府送给中亚穆斯林的礼品。还有一件瓷器，很高贵，在国内也没有机会看得到。我想这些都是古丝绸之路上中外关系的历史见证吧。而据熟悉马来西亚文物的商人给我讲，乌兹别克斯坦应该还有类似的珍品。
天色已晚，陪我在麻耐家的哈肯目·林看样子很焦虑，不时在看手表。我问他原因，他说陪了我一整天，他养的牛羊还没吃草，想必是饿慌了，我便开玩笑道：“让牛羊也封上一天斋吧。”他惊奇地问：“牛羊也可以封斋吗？”我回答：“老回回的牛羊也应封斋吧。”他大笑不已，也就静下心来。
从麻耐家里收藏的这些遗落在中亚各地的文物来看，中亚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据古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38年），汉使张骞奉旨出使西域的大宛、大月氏、乌孙等地，虽然没有和大月氏结盟，但大大加强了和中亚的关系，把他们的葡萄、苜蓿、胡蒜、胡桃、胡琴带到了中国。石榴原来也是塔什干的产品。天朝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另外，公元前1世纪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了讨夺汗血马，也曾征伐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西域震惧”。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这里也曾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天宝九年（750年），唐将高仙芝进攻石国，但在第二年，唐军在塔逻斯兵败，留在撒马尔汗的唐军被俘虏后在此定居，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这里，后来经此地又传到了阿拉伯，阿拉伯人又将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欧洲。明代，公元1404年，乌兹别克斯坦统帅帖木耳曾率军进攻中国，但在半路上（1405年），帖木耳去世，入侵计划因此宣告失败。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较慢，但生活在这里的东干人因继承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美德，收入普遍不太差，倒也其乐融融，过着幸福的生活。
居塔什干数日，时短事急，聚短离长，与热情好客的东干同胞只好长亭一别，不由怅然若失。“今日难得有相见，重逢不知是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