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入世前后，有大量的中国公司对于扑面而来的所谓“全球化、国际化”感到压力倍增，但刘永行对此多少有点不在意。在2001年前后，刘永行说过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民企不用怕”，另外一句是“我们要把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的，他从来都认为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就是有竞争力，而他经营企业十几年来极度追求的就是企业效率，所以在这点上自然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也从来不认为国际化有什么可神秘的，因为希望饲料在最弱小的时候就与正大正面打过价格战，而所谓国际化的竞争，就在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再加上整体组织的有效性，另外外部环境合理，规模经济化，就可以构成不倒的根本。刘永行把这一套战略，称为总成本战略。
我们在下一部分里有很大的空间去看刘永行的总成本战略会展现出怎样的图景，但在这里，我们先用一件小事来说明这种战略的覆盖面。近年来，政府已经把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更多的人却只把创新简单地理解为技术创新，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更多的是系统性创新，而对于刘永行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来说，系统性创新是他们日日在做、日日在想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他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在广告、营销方式和饲料配方技术上的种种创新，而到了上海之后，他更是对整个公司的体制进行了创新，其目的就是把品控的可变因素缩到最小。
很多人不知道，可口可乐的罐装厂其实只是一种终端的简单加工--把浓缩液加上水和二氧化碳就能形成最终的产品。刘永行对这种经营模式羡慕不已，认为这是可口可乐品牌不倒的真正核心点。要实现产品的销地产，关键就是要使下游加工尽可能地简单化，让这个过程变得不可变。所以刘永行到了上海后很快成立了一家叫做上海浓缩饲料厂的企业，专门生产东方希望集团旗下饲料产品中的微量元素、添加剂和核心营养成分，供一线的工厂使用。这个工厂的产品多少有点类似于刘永行研发的希望精，只不过此时大部分国内的农户已经采用工业饲料作为养殖业的主要原料，不用费心费力地去配制饲料了，所以东方希望自然也可以把希望精进一步工业化，做成饲料的上游产品。在东方希望集团内部这个工厂被叫做“市场经济里的计划经济”--因为它缩在上游，不直接面对市场。
在这里引用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是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所谓国际化，绝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透彻地理解优秀企业的做法，而且在本企业中因地制宜地找到对应的可以运用的方案--这是一个最高管理者所应该做的工作，但他往往可以在自己的团队中寻求帮助，因为智慧通常来自于身处一线的员工，而管理者只需要及时地发现这种智慧，并把它放大即可。当然，奖励是必须的，没有适当的奖励，没有人愿意贡献智慧。
而理解了这些，我们自然也可以理解刘永行把总部搬到上海的个人原因。他从来没有把自己从最高管理者的位置上放下来过，所以他必须亲临一线；而且东方希望集团接近60个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工厂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从成都出差到各个工厂极不方便，而从上海出发则非常方便；而与跨国公司形成面对面的竞争，则是他搬到上海来的顺带结果。
搬到上海，刘永行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是，那些跟随了他多年的总部员工，会不会有流失的现象。不过当决定已经作出之后，出乎他意料的结果出现了，总部的员工们除极个别因为年纪大不愿搬迁外，几乎全体都跟着到了上海。其实这一结果也顺乎自然，他们既然把自己定位为刘永行的战士，当然会长久地跟随他前进。
国际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数量上的对齐，这也就是管理学界所说的对标。刘永行心目中真正的先进企业不是美国同行，而是韩国的同行。实际上美国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不在于企业内部，而在于企业外部，靠的是大环境--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种外部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多年的帝国位置，使得美国上层社会的惰性也在增加，掠夺正在成为这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不过这显然还是帝国衰落的早期信号，因为精英们主要掠夺的还是外部的财富。而真正让刘永行震动的，是韩国的企业管理。当然，对于这个人来说，韩国企业的先进性，似乎也只是证明了他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因为这是他追求的目标，只不过还没有达到而已。
现金烦恼
到2001年为止，刘永行领导的东方希望集团已经如期完成了自己在中国北方的所有饲料业投资计划，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工厂达到60家，另外还有数家贸易公司，一家食品厂，一家浓缩饲料添加剂厂，并在10多家大型企业里有自己的投资。在饲料这个行业里，它的市场地位稳稳地居于中国国内第二，仅次于泰国的正大集团。而它的产品线，也从早期的以猪饲料为主，发展出鸡、鱼、羊等多种饲料产品。
关于产业地位的这个第二名，刘永行多次在自己公司的会议上强调过，要做聪明的第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去争第一，因为争取第一的位置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作过一个调查，发现国内有13000家饲料企业--国有工厂倒闭后，其设备和场地都没有消失，而是被私人资本所利用，新开了大量的工厂。各级政府为了盘活资产，急于甩掉包袱，所以经常“狗肉当羊肉卖”，大量小饲料厂几万块钱就卖给了在地方上有各式各样关系的私人，而此时早期支撑东方希望快速扩张的配方优势，到90年代末期也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一种半公开的信息了。刘永行估计，资本上这样低的进入门槛，会带来过度竞争，所以太早地去争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其实对企业是不利的。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竞争，必然要打价格战，通过打价格战完全可以短期地扩大市场份额，但却不是聪明的做法。因为价格战只能使一批资本退出，但如果这些企业的土地设备还在，那么下一批资本就会再度进入，到头来吃亏的，只会是发动价格战的企业。
他的这种看法，在实践中为彩电企业的价格战所证实。在国家向民间资本开放的几个工业项目中，家电业可以说是技术含量最高的行业。从早期的发展看，家电业可以说是国内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但是领军企业的领袖人物在关键点上的判断失识，却使得这个行业在对国内企业极其有利的情况下，失去了企业发展的后劲。众所周知，当国内家电企业已经在CRT彩电方面占有市场份额优势的情况下，国内彩电业老大长虹的领导者倪润峰为扩大一己的市场份额，在上游试图垄断彩管，在下游则挑动价格战。最后导致全行业利润下降，研发投入不足，失去了超越日本几家大公司的机会。
不过，对于行业第一的位置，刘永行却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野心：在2000年左右，他就把东方希望集团争取行业第一地位的时间点选好了--2009～2010年间。理由就是饲料产业设备的淘汰和更新期到了--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开始的这一波国退民进风潮中出售的大量中小饲料厂由于对设备的过度利用，到这个时候会使这些???备都处于报废状态。而此时如果东方希望集团发动一场较长时间的价格战，就能把业内一些非规模经济的小企业挤出市场。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考量，加上离第二主业成熟还有相当距离的现实情况，就出现了一个让刘永行烦恼的现金时隙。滚过了山顶的那个大雪球--东方希望集团饲料产业，现金大量回流。从股权上看，这些钱都是属于刘永行的，但这个人又不怎么花钱，甚至他和妻子有一次住宾馆，为节约88块钱的宾馆早餐，还溜到外面去吃饭。而另外，他还认为，作为一个企业的运营者，让现金在银行里睡觉，是最大的浪费，是近乎犯罪的事情。所以在此期间，东方希望做出了一连串的投资行为，刘永行为未来的第二主业，藏起了一大笔会增值的财富。不过对于他来说，投资于投机市场显然不是他的专长，对于资本量已经相当大的东方希望来说，更好的机会还很多。
因为他在上海。
1995～2001年间，刘永行先后投资了民生银行、光明乳业、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拓能科技、BBQ快餐、南山滑雪场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企业。显然，作为一个有现金牛的企业，它的对外投资是非常受欢迎的。从改革开放开始，以中国为限，资本在中国从来没有宽裕过。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有的是聪明人，缺的就是把他们的想法付诸现实的现金，更何况作为民营企业，东方希望集团还有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完整的管理经验。所以几年下来，我们前面看到的负责对外投资的唐勇，一度成为六七家国内大公司的董事。在上海，这个一直以来的中国经济之都，有太多的人才和创意在寻找资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这种需求太大，以至于刘永行必须在大量的项目中进行挑选。
从这个现象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家企业做到规模以上的必要性。既然有太多的聪明人有好主意和高科技手段需要资金，而东方希望作为规模以上的企业有资金，那么他们参股各种行业的企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刘永行对投资的要求其实是以回避风险为主，因此最后入选的项目倒并不多。但是这样的机会也还有，其实有一些企业也并不是真正需要资金，而是出于其他一些目的来引进东方希望的资金，比如说体制的多元化。光明就是一个例子。
2001年前后，王佳芬领导下的光明乳业开始搞股份制改革，准备上市。而在股东结构搭建上，王佳芬向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由东方希望集团入股，并出席董事会。
刘永行后来说过，如果不是王佳芬，东方希望不太可能投资光明乳业。在他看来，企业的第一把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就算是在被普遍认为是朝阳产业的乳业也是同样。刘永行一向把“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这句话奉为经典，这也就决定了他投资的特殊性。
王佳芬与刘永行相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在相同的管理理念下，试图在上市之机实现股份的多元化的王佳芬，引进了东方希望集团的3100万元资金，东方希望成了光明的小股东。王佳芬之后表达过对这一战略部署的想法，因为东方希望在管理方面经常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她希望在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引进东方希望的智力因素。其实光明乳业并不缺资金，因为它的收益率相当高，在实行股份制改造的2001年，光明乳业的资本收益率高达20%。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过程后进入了光明董事会的东方希望集团也确实贡献了自己的智力因素：在光明决定要扩大产能的2002年，作为小股东的东方希望集团提出可以不采用进口设备而采用国产设备改造，并且用滚动投入的方式来经营，给这一项总投资达一个亿的项目省下了很多钱。
关于什么是好的行业，什么是坏的行业，刘永行在投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投资过银行，甚至对把银行作为自己的主业也同样兴趣浓厚。他清楚地看到，银行和金融其实是竞争不充分的行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他同样看到的是，金融业关乎国家命脉，政府是一定会干涉的，也许甚至连各方面人员裁定也不完全由股东和董事决定。而且诚信制度在中国还不完善，而银行就是玩钱的行业，所以风险还是不小的。
其实从刘永行对民生银行和光明乳业的投资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朝阳产业，经过不同人的经营，其收益率的差别。在国内，银行业普遍被认为是竞争不充分而潜力巨大的产业，在股市上频频受人追捧，乳业则因为政府提倡“让中国孩子一人一天一杯奶”而同样被看做是大有希望的。不过刘永行投资的民生银行，因为经营层频频换人，所以收益率只有10%；光明乳业因为有了王佳芬领头，其收益率达到了20%；而东方希望的饲料业，在被刘永行认为是过度竞争的1995～2001年这一段时间内，在大量被称为“长尾”的企业的综合利润率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还有5%的利润。
效益是省出来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所有这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投资，对于刘永行来说都是财务性的，只是为了解决现金太多的问题。而财务投资和主业的区别，就在于东方希望集团自己是否投入精力，介入管理，只要不介入管理的企业，都被刘永行视作财务性投资，只追求一个社会平均回报。而在第二主业启动之后，他从很多投资项目上退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