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宋庆龄在东京与孙中山见了面，随着交往的频繁，她发现在孙中山那平和良善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后面，藏着不易觉察的深深的隐忧，她常常看见没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廊下苦苦地思索。
袁世凯举起了屠刀，无数革命者喋血。孙中山痛感软弱、涣散、四分五裂的政党，是导致革命流产的症结所在，为了让自己的理想真正贯彻于革命始终，就必须有一个听号令的，纯而又纯的，甚至是必须遵从他个人意志的政党。
他决定抛开或解散从前的同盟会改组过来的国民党，这是一个痛苦无奈的抉择。
从1914年春天开始酝酿新党时起，孙中山与过去的许多战友间遽然产生了几乎是不可化解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在于孙中山的新党党章中有严格的服从纪律，入党的人必须向党魁宣誓，忠于党魁，要书写誓约，并用中指按上手印，以示矢忠。
这也许是孙中山矫枉过正的举措，可孙中山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拿他发动的二次讨袁革命来说，就处在一盘散沙、调度不灵的状态，孙中山命令广东独立，他最得力的助手胡汉民却犹犹豫豫说什么条件尚不成熟；命令另一员干将陈其美在上海起义，陈其美动作迟疑，瞻前顾后，坐失良机。
孙中山怎能不痛心疾首！连最亲近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他愈来愈痛感改弦更张的必要。他也知道，这会影响“人和”，会使他的旗下减员。孙中山已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宁缺毋滥。
他与黄兴间的总爆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虽然这结果是孙中山一再避免的。
1914年3月10日，孙中山又把黄兴约到了住所，商讨成立中华革命党的事情。先时两个人都尽量心平气和，脸上带着笑容。后来，随着争执的深入、激烈，那笑容越来越勉强、越来越不自然，终于都板起了面孔。
黄兴说：“陈其美把中华革命党的纲领草案给我看了。老实说，我也赞成整顿、改组国民党，但没有必要另组新党。”
孙中山强调，不建新党，只能是旧瓶子装新酒。两次革命，好多党员不听号令，全国22个省，国民党有8个总督，军队12万，在国会里也是第一大党，结果呢？不到两个月，败涂地，为什么，只因各行其事，想要组织第三次革命，又是阻力重重。
说到痛心处，孙中山竟然大声说：“这怎么得了！这个党还能要吗？这个党我不要了！”
黄兴很反感，他差点说：这是你的私家党吗？他还是忍住了。
黄兴说：“应当说，正义暂时为金钱所摧毁，并非真正的失败。”
孙中山阐释他的想法是，今后建新党，厨子多了煮坏了汤，宁少毋滥，淘汰一切假革命。他料想，不出5年，袁世凯非当皇帝不可，他要建新党，让袁世凯当不成皇帝！
“有时是真假难分的。”黄兴喝了一口茶，说，“山洪来时，难免泥沙俱下，纯而又纯，很难说的。他今天信誓旦旦，明天可能变了，人是可变的。”
孙中山认为正因为山洪来时泥沙俱下，才应当让它泾渭分流，清的自清，浊的自浊。
争来争去，说到底孙中山还是希望他的新党里不能没有黄兴这根台柱子。举国上下莫不把“孙黄”并提，如果他们分手了，那损失是不言自明的。
黄兴针对孙中山的担心，明确地表了态，即使非另起炉灶不可，他也决不赞成新的党纲！为什么让全体党员服从党魁一人？这与孙中山素来倡导的民主不符吧？这是为广大同志所无法接受的。
说到要害处，黄兴痛苦却又十分坚决地说：“你不是说孙黄并提吗？连我这个黄都反对这个不民主的党纲，何况别人？”
孙中山说：“朱执信也来质问过我。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要服从我，二者是不可分的一体。”
黄兴哑然失笑了。
孙中山怒问：“你不能用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我。”
黄兴也忍不住了，拍桌而起：“这是独裁！你把自己当成了革命的化身，这不是让人对你个人顶礼膜拜吗？笑话，入党要按手印，这哪里还有民主的意味？过去你不是反对以权力相号召吗？按手印与囚犯画供有什么两样？和卖身契有什么两样？和秘密会党有什么两样？”
孙中山被彻底激怒了：“这样做，就是针对你这种思想的，你不是早就有归隐思想吗？你在二次革命时就不主张用武力，想用法律解决，与虎谋皮，结果是导致大量流血，你应当痛悔，你却来反对我。”
黄兴一怒之下，走了出去。
宋庆龄、宋霭龄这时才敢从另一个房间探头张望，只见孙中山气犹未消，怒狮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叫着：“不坚定的都走！都走！”
东京飞鸟山地处郊外，荒凉的山谷毗连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小河水在卵石铺底的河床上跳着浪花曲折流去。
黄兴流着泪，漫无目的地在荒野里走着，他内心十分痛苦。
远处，宫崎滔天和朱执信骑着自行车寻来，他们把自行车支在小河边，向黄兴走去。
黄兴只看了他们一眼，一语未发。
宫崎滔天劝慰道：“你和孙中山是老朋友、老战友了，你们如果吵翻了，让外人知道，那会有碍大局的。”
黄兴说：“你别担心，吵是吵，到什么时候我不会站出来攻击他。该说的我当面都说了，不吐不快。”
宫崎滔天劝慰他，孙中山采用极端手段，也是鉴于现状，不得已的事情。
朱执信更苦恼，现在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了，都是对孙先生不满的，李根源、熊克武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李烈钧、陈炯明去了南洋，组建了水利促进社，他也不想入他那个中华革命党，他要到欧洲去筹款，只能各干各的了。
宫崎滔天拉了朱执信一把：“你是陪我来劝黄先生的，你倒使起了反劲。”
朱执信这才不出声了。
黄兴说：“你们不用为我操心，也不用劝。我准备到美国去养病，离开他，我还是个革命者。”
3个人都不说话了，望着越来越浓黑的乌云从山那面滚过来，漫过头顶，大雨就要来临。
显然，孙中山的心情更为沉重。
宋霭龄、宋庆龄二人把饭菜摆到了餐桌上，劝他吃饭。
孙中山看了一眼，说：“我不想吃，你们吃吧。”
宋庆龄说：“人人都知道，孙黄是莫逆之交，吵过了，道个歉，握手言和不就完了？”她的话像小孩子哄劝大人的话，又带有少女的魅力，柔中有刚。
孙中山说：“问题是不能道歉。我不能向他道歉，他也不能向我道歉。是的，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同志、战友，他是国之重宝、士之精藻，连他都不理解我，我实在感到孤独，这样下去，怎么办？”
宋霭龄说：“宣誓盖手印的大有人在呀！陈其美、戴季陶、邓铿、朱卓文、胡汉民、汪精卫，不都履行了手续吗？我这的名单已有57个人了。”
孙中山说：“57个……57个……”他苦笑着，望着“卷土重来”的横幅，喃喃自语，“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吗？”他不知不觉地哭了起来，泪出痛肠。他一哭，宋庆龄吓了跳。
宋庆龄说：“我从来没见到过大男人哭，更无法想像我心目中最高大、完美的英雄会哭得这么伤心。”
姐姐拉了她一把，不让她说下去。
孙中山擦去泪水。宋庆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孙中山说：“那是不到伤心处。”
宋庆龄问：“孙叔叔是第一次哭吧？”
“不，”孙中山说，“我也是人啊。”
宋霭龄说：“黄兴先生要走，他说他要去养胃病，你知道吗？”
“不养胃病也会养别的病。”孙中山说，“霭龄，你去找你爸爸，替我在红叶馆订一桌酒菜，我要为黄兴饯行。”
“现在就去吗？”宋霭龄问，“再说，我认识红叶馆，用不着去找我爸爸。”
“你真不开窍。”孙中山说。
宋庆龄一点就透，立刻明白了：“孙叔叔请客，爸爸付账，不找爸爸怎么行？”
孙中山说：“还是庆龄反应快，知我者庆龄也。”
宋霭龄去找宋嘉树到红叶馆去订餐，宋庆龄就陪着孙中山说说话，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晚风吹过院庭，廊下的风铃争相奏鸣。
孙中山来到廊下，对宋庆龄说：“你买的风铃很悦耳，像中国古代的编钟。”
“这都是浅草寺的，”宋庆龄说，“听说奈良的唐招提寺的风铃更好，过几天我去买，我特别喜欢风铃。”
“你应当问我喜不喜欢。”孙中山说。
“一个人不酷爱雅乐和鸣金振玉之声，肯定是个低俗的人。”宋庆龄说。
“好啊。”孙中山说，“为了附庸风雅，冒充高尚，我也得装作喜欢风铃了。”宋庆龄笑了起来。
停了一下，孙中山问：“你毕业了，打算干点什么？”
“干革命啊，给你当秘书，你要不要？”宋庆龄问。
“有你姐姐在，我不能要两个英文秘书啊。”孙中山说。
“我姐姐要走了。”宋庆龄故意说得平淡，她要认真地试探一次。
“走？到哪去？”孙中山颇感意外。
“出嫁呀，”宋庆龄故意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盯着孙中山，察看他表情的微妙变化，“姐姐今年都24岁了，24的女子不出嫁，叫人家笑话了。”
孙中山说：“有理。我该好好送她一样陪嫁的嫁妆。何况我还欠她一个贵重的项链呢。”
宋庆龄说：“嫁妆应该由我父亲准备。”
“叔叔也一样啊，”孙中山说，“都是娘家人嘛。”
宋庆龄陷入沉思，她不由得替姐姐难过，孙先生对姐姐的情感一无所知，看来爸爸是对的，她应该尽快地嫁人了。
东京芝公园红叶馆是一家驰名的中国菜馆，孙中山包了个单间，坐等客人到来。他不时地看表。
宋庆龄拉开通向里面的门，问：“还没来？我要不要去找找？”
孙中山轻轻摇了摇头。
宋庆龄说：“请客最怕的是客人不来……”
孙中山很有把握地说：“黄克强会来的。”
停了一下，孙中山对宋庆龄说：“一会儿你来作陪。”
“我就不陪了。”宋庆龄说。
“万一我们吵翻了，摔盘子摔碗的，总得有个人在场拉一拉才好。”孙中山用夸张的语气说。
宋庆龄说：“我在场，你们就不能敞开心扉来谈。”
孙中山再次告诉宋庆龄，黄兴是个精藻之士，为人正直到了极点。他讲了一个小故事。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被袁世凯晋升为上将，黄兴不受，回到故乡去。长沙的社会贤达们商议，为了纪念黄兴对中华民国的不朽功绩，要把长沙的“小南门”改名为“黄兴门”。黄兴一听，哈哈大笑去制止，他风趣地反问乡亲父老：照你们这么说，“汉阳门”是不是也该改叫“元洪门”
，北京“前门”改叫“世凯门”了？
这当然是人们所不认可的了。
这时听门外的跑堂儿的在叫了：“这位先生，订座了吗？噢，是孙先生的贵客，请跟我来。”
宋庆龄放心地一笑，拉严拉门，退了出去。
前面的拉门拉开，黄兴出现在门前。
孙中山双手插在裤袋里，站在门口。
两个人相面似地僵立了好一会儿，孙中山先开口道：“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黄兴跨进来，不客气地坐下，说：“你若知道我肯定不来，你就不会摆这桌席了。”
“好！”孙中山说，“到底是多年的至交，你知我心。”他拍了一下手，说：“上好酒，有中国酒吗？”
跑堂儿的答：“有茅台。”
孙中山孩子一样的兴奋：“好，来茅台。”
孙中山在黄兴对面坐下，酒上来，孙中山满满地倒了两大杯。
黄兴不动声色地看着孙中山：“怎么，破戒？”
孙中山说：“来，干一杯。”他举起了大杯。
黄兴也举了起来：“为什么干杯？”
孙中山说：“什么都不为，又什么都为。为了你我都装在心里的……干杯。”
两只杯子当地一碰，孙中山竟喝干了一大杯酒。黄兴吓傻了，伸手去夺：“你……你不要命了吗？”
孙中山又倒满了酒，说：“有谁还关心我的死活呢？”说着眼里噙住了泪花。
黄兴垂下头说：“我们今天只喝酒，什么都不涉及，好不好？”
“赞成。”孙中山说。
两个人再次碰杯，喝干，再倒酒。
孙中山给黄兴夹菜，黄兴把一盘子广东烧腊拼盘换到孙中山面前：“这是你爱吃的。”
孙中山咧开嘴乐，黄兴也乐。
又喝了一口酒，黄兴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来，干！”
孙中山说：“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二人又一次碰杯。
孙中山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袁世凯不会长久作威作福的，我一定打倒他，我这人向来平和，为了这目标，原谅我采取了非常措施。”
黄兴说：“你犯规了！”他喝了一口酒，说：“袁世凯不灭，天地不佑！也请你原谅我，不入你这平和之人创办的严厉的党。”
“你也犯规了。”孙中山说。
二人相对苦笑，尔后又变成大笑。
孙中山摇摇晃晃地走出去，对跑堂儿的叫：“有纸笔吗，拿来。”
“有。”跑堂的应了一声，马上搬来纸笔，却是一只耍了叉的破笔，一张普通白纸。
孙中山只好将就说：“你要走了，我写两句诗给你。”
黄兴在一旁抱膀看着，孙中山题了这样两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感动地抱住了孙中山，二人都是眼含热泪。
孙中山告诉他，已经给在美国的林森拍去了电报，告诉他们善待克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如同待自己一样。并说小儿孙科也在美国，他在等着给黄叔叔当翻译呢。
说到这里，黄兴已经撑不住呜咽出声了。
隔壁的宋庆龄感动地看着这一幕。
宋教仁案让赵秉钧在国人面前成了过街老鼠，出于保自己和推卸罪责，袁世凯不得不舍车保帅，罢了赵秉钧内阁总理的权柄。
赵秉钧当然感到很失算，袁世凯不敢深得罪他，免他职之前即许了愿，一俟风波平息后，即让他官复原职。
赵秉钧躲在天津家里深居简出，当了一年多的“寓公”，看看仍无动静，就打上门来找袁世凯讨个说法来了。
一见了赵秉钧的名片，袁世凯立刻明白了来意，他一面喝令大开中门亲自降阶相迎，把他延入专谈机密事的中式小客厅里相见，一面叫人到仿膳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他知道赵秉钧最得意满汉全席了。
袁世凯与赵秉钧谈笑风生，身为大总统这样热情，很令赵秉钧感动，平日里满肚子牢骚也就消减了一半。
袁世凯说：“为了宋教仁一案，叫老兄委屈了，我对不起你。”
赵秉钧借酒盖脸，说：“他们抓住了上海姓应的，把洪述祖供出去，弄得我在全国人面前成了罪人，不得不辞去国务总理，我还不是替袁大人挡风遮雨吗？”
“这我岂不知道！”袁世凯说，“你别委屈，我袁某人知恩必报，日后还会让你再当总理，过过风头再说。”
赵秉钧酒喝得多了些，他说：“袁总统，我听说年初应桂馨从上海越狱出来了，来找过大总统，想让你兑现诺言，要钱要官？”袁世凯矢口否认：“无此事，你听的是谣言。”
“不对吧？”赵秉钧道，“什么都瞒不过我。应桂馨毕竟是为你剪除过异己，为你坐过大牢的人，你不给他官也罢了，干吗要下毒手杀他灭口呢？”
“你喝多了。”袁世凯又恐惧又气恼，他说：“我去给你弄一杯浓醋来解解酒。”走了出去。
赵秉钧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如果从此销声匿迹，让世人忘了他，他本来可以安全地尽其天年。
可他偏要与袁世凯较劲！
袁世凯能够让他复出吗？那就等于在国人面前不打自招，袁世凯才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看他今天来的架势，大有兴师问罪的性质，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还能继续为袁世凯缄默吗？
袁世凯在敏感地觉察到风险后，赵秉钧的悲剧也就注定了。
少顷，他拿了一碗醋进来，扶着赵秉钧的下巴强行灌入：“来，喝下去就醒酒了。”
赵秉钧已经酩酊大醉，任凭袁世凯灌他。
袁克定走了进来，问：“灌下去了吗？”
袁世凯说：“快把他用马车运回家去，别让他死在这儿。”
袁克定一招手，进来几个大汉，把赵秉钧扶了出去。
“多嘴的好处。”袁世凯狠狠地说，“他还想再当总理呢，去找阎王爷讨官去吧。”
袁克定说：“去东京的人我已经找好了。”
“可靠吗？”袁世凯问。
“可靠。”袁克定说，“是我的朋友，叫蒋士立。”
袁世凯说：“他的使命既有分化，也有暗杀，能杀了孙中山、黄兴最好，免得他们东山再起。”
他们父子已经尝到了暗下毒手的甜头，现在又由国内向国外延伸了。
这一天，宋庆龄回到宋嘉树在东京世田谷的临时寓所，在门口放好了自行车，看见宋霭龄脸上有泪从屋里出来。见妹妹下了车子，勉强问了一句“你回来了？”便想走开。
宋庆龄问：“你怎么好几天不到孙先生那里去了？你打的文件打了一半扔在那不管了？”
宋霭龄垂着头说：“好妹妹，你替我打完了吧。”
“办事要有始有终，这不是姐姐常对我说的吗？”宋庆龄说。
“我……恐怕不能再回孙先生那里去工作了。”宋霭龄说。
“为什么？”宋庆龄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她的脸，泪痕犹在，她十分诧异，“姐姐，你哭了？
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说完逃也似地走了。
宋庆龄正迷惑不解，宋嘉树夫妇送一个长相富态的年轻人出门来。那人操一口山西口音不断地对宋嘉树说：“伯父请回，请留步。”
待客人走后，宋庆龄走上台阶问：“这是谁？”
“他叫孔祥熙。”宋嘉树说，他的父亲是山西巨商，山西人很会经商的。这个孔祥熙也是留美的学生，是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和宋霭龄在纽约就相识了。现在当着东京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人很精明，为人也平和，文质彬彬的……宋庆龄又好气又好笑：“爸爸，你一连串说了这孔祥熙这么多好话，是为什么呀？”
倪桂珍说：“你爸爸看上了人家，想招个女婿，就托了个人从中给你姐姐撮合了。”
宋庆龄联系起姐姐悲戚的音容，不禁皱起眉头，她拿来骗孙中山的想法居然真的闪电式变成了现实！她想起父亲偷看姐姐日记的事，自然要疑心父亲是在玩弄阴谋。宋庆龄说：“这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姐姐，这等于是对姐姐的叛卖！”
“你这丫头疯了，你胡说些什么呀！”倪桂珍一时叫她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宋嘉树说：“你替姐姐打什么抱不平！你姐姐已经同意了，并且已答应孔祥熙，要回山西去操办婚事呢。”
这等于给宋庆龄当头一棒，她叫了起来：“不，不可能，你们骗人。”
“你真是疯了！”倪桂珍说，“不信，你去问你姐姐。”说完进屋去了。
剩下宋嘉树和宋庆龄单独在一起时，宋庆龄逼视着父亲，问：“爸爸，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计策？”
宋嘉树的回答倒挺老实：又是又不是。若是所择之婿她不满意，他能强逼着她就范吗？宋家是那种封建****的家庭吗？
宋庆龄不语。
宋嘉树说：“这样的家世，这样品貌双全的人，打灯笼也不好找。庆龄，我可警告你，你什么都不要插嘴，别在你姐姐面前动摇军心。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你若不懂事，我可不饶你。我可就白疼你了。”
宋庆龄说：“只要姐姐愿意，我当然什么也不说了。”不知怎么回事，她心里如同压了块巨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