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班子的人陆续都来到了红富贵家里，满满坐了一屋子，有来看望三宝的，有来打听齐翠花下落的，也有人打问张百旺一家人消息的。大伙儿这一向演出忙惯了，突然一下闲着无事干，就觉得很是心慌，凑到一起拉拉闲，解一解心慌。天气渐渐黑了下来，大伙儿要起身回家，陈红氏拦住了他们，说：“今晚夕是正月二十三，大伙儿先不要走，在一搭里燎燎疳，把你们身上的倒霉气让火烧燎一下，看能缓过阳气吗？”
红清贵说：“各回各家燎吧，这么多人得烧多少柴禾？”
红富贵说：“这些人好不容易凑到一搭，一起燎个疳也好。真是倒霉透顶了。”
陈润年、陈红氏抱来了柴禾，又把正月里积攒的鸡毛蒜皮葱胡子用背篼装了来倒在一起，红富贵擦着火柴点燃，柴禾就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红富贵接过姐姐怀里抱的丑旦，第一个跳过火堆，接着红清贵、红立昌、张学仁、陈润年、大宝、双宝、三宝一个接一个跃过火堆。陈红氏拉着三宝母亲的手说：“他妗子，咱们也燎个疳，把身上的臊气臊病燎一下。”两个人也先后跳了火堆，三宝妈差一点儿踩到火堆正中间了，被三宝拉了出来。
大宝对三宝说：“三宝，你要多跳几次哩。”
三宝就跳过来跳过去地跳了几回。
丑旦看见一堆火焰，高兴得拍着小手哇哇直叫。红富贵就抱着他又来回跳了几次。他心里念叨着，丑旦，你也替你妈妈燎个疳，烧一烧她的霉气，她的苦难太多了。他抱着丑旦来回跳了两下，就把娃娃交给了姐姐陈红氏。丑旦儿叫着伸出小手还要跳，陈润年就抱过去跳火堆。
只见红富贵从房里拿出两件衣裳，大家凑近火堆一看，一件是齐翠花上场前脱下的小紧身，一件是红裙子。大伙儿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取这些东西做啥的时候，他已经哗地一声丢在火堆里了。
陈红氏连忙在火堆里扑打，喝问兄弟：“好端端的衣裳烧了做啥呢？人又没有死，咋能烧人家的穿戴？”
其他人也帮助陈红氏扑打，溅起一阵子火星和木灰。
红富贵对大家说：“不要扑，不要扑，让烧去，让烧去，我自有烧的道理。”
陈润年对妻子说：“让烧去。”
陈润年又加了一把柴禾，抛在将要熄灭的火堆上。红富贵找了一根树枝，拨了拨火，柴禾立即又忽忽地燃烧起来，火越烧越旺，发出刺鼻的毛臊味。
红富贵从姐姐怀里又接过丑旦，从燃烧的衣服上跳了过去。又对大家说：“快跳，快跳，从这衣服上跳过去。”
这时候，大家似乎明白了红富贵的意思，就都一个接一个从火堆上跨了过去，又跨了过来。
衣服和柴禾渐渐烧尽了，火也灭了。红富贵又取了半瓶子酒奠在了火堆上。
红清贵还是不明白红富贵燎疳为啥要烧好端端的衣裳，就问：“他叔，我燎了几十年的疳，还没有见有人烧衣裳的，你这是啥讲究？”
红富贵说：“老哥，啥讲究？穷讲究。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翠花这么难大，戏班子才办起来多长时间，才演了几场戏，就接二连三地出事情。老哥你没看见吗？如今村里的人见了我们戏班子的人像见了瘟疫一样躲着走，我们这戏班还有啥办头。再办下去，说不定又要发生啥瞎瞎事情，说不定谁又要招祸吃亏，不如把这锤子戏箱一火葬了算了。今晚夕借燎疳，先烧上两件衣裳应个日子，行个规程。我宣布：戏箱算是烧了，富贵戏班子算是解散了，赶明儿个该算的账给大伙儿算清。从今往后，大伙好好务庄家，我开我的药铺，再不要胡跌绊了。”
三宝一听就“哇”地一声哭出来。他拉着红富贵的手说：“富贵叔，你不能这样绝情，我还要唱戏，我还没唱够，我刚把戏唱得有一点门道了，你就解散戏班，你咋这么绝情啊？”
大宝睁圆了眼睛，大声嚷道：“富贵叔，不是侄儿说你，你这是胡闹。事有事在么，你宣布把个戏班子解散，烧上两件衣裳就把问题解决了？翠花婶子，百旺叔他们迟早就回来了，你解散戏班做啥呢？我看你是不相信我们弟兄三个。我当着我父母和大伙儿的面也宣布：我们弟兄三个人的工钱一文也不要了，支持你寻找翠花婶子，支持百旺叔打官司。大、妈、双宝、三宝你们同意吗？”红清贵说：“你们的事你们自个儿看着办。”
三宝说：“只要不解散戏班有戏唱，咋么办我都能成。”
双宝说：“戏班子办到这个分儿上不容易哩。我们熬了多少夜，少睡了多少觉，挨饿受冻的，好不容易能上台演出了，能出庄混饭吃了，你突然宣布解散，不要说我们兄弟三个还有我父母不同意，恐怕不同意的人多哩？立昌叔你说是不是？”
红立昌说：“咱们到张镇堡和八里镇演出多风光？听见人议论红城子的戏如何如何好，咱心里头就像喝了蜜一样甜。我也不要工钱了，支持富贵哥度难关。”
红富贵急忙摆手，说：“你们想错了，我有我的想法。办这个戏班真让我伤了脑筋，我也是实在不想再惹麻烦了。戏箱是已经烧了，我的话也说了。大伙儿要是实在觉得不能解散，就等到腊月八再重起锅灶。这几个月时间该做啥就做啥，要是别处的戏班缺人，请你们搭班子，你们就去，反正我是没有心思再操持它了。”
大伙儿都回了家，红富贵觉得孤独极了。上一次妻子走失后，还有张百旺两口子隔三间五来家照顾，帮助自己干家务活儿，出主意想办法，哄孩子，可如今他两口连同他父母四个人，两双吉凶难料，妻子又没有音信。妻子是自己的一半，不能不管，但结拜兄弟又是自己的臂膀，他们一家有难，理应解救。自己一个人，是先救朋友呢？还是先寻找妻子呢？想来想去，还是先解救朋友。朋友有性命之忧，而且受罪的是一家四口，还有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迟一天就多受一天的罪，别人如果抢先打点了衙门，他们一家人就多一份危险，多吃一份暗亏。把他们解救出来还能帮助自己办事哩。从卜卦求神的预兆来说，妻子是中上卦，而张百旺是凶卦。妻子上一回出门半年时间才回来，尽管受了折磨，却是有惊无险，遇到了好人田大勇。这一回如何，那就听天由命。
他决定去县城探望张百旺一家。
西原县城距离红城子将近八十里路，沿着葫芦河畔的简易公路一直向北走。鸡叫三遍时分，红富贵带上姐姐烙的馍馍和两场演出剩余的钱上路了。傍晚时分才到了县城。一条狭长的公路由东向西延伸，一直到了西山脚下。街道两边一并摆盖着几排箍窑，箍窑顶上一律砌着烟囱，像一个个小钢炮，朝天张着大口，大口里冒着青烟。两旁的铺面正在“哐哩哐当”地关门打烊，街道上人很稀少，显得冷冷清清的。红富贵几经打问，才在一条背街上找到了警察局。看门的老汉说，局里已经下班，让他明早再来。他问了局子里关的一个女犯人王兰香他晓得吗？老头儿说：“她可是个人物哩，差不多全县人都知道。她的胆比鸡蛋都大，竟敢把保长的鸡巴剪了。她是你的啥人？”
红富贵就说：“她是我兄弟媳妇。我从家里来看她来了。不晓得能不能看上？”
老头说：“不成，不成。她是杀人犯，要判死刑。死刑犯一般不让亲人探望，除非是临刑前才能让家人看。年轻轻的，怪可惜的。”
红富贵说：“事情不怪我那弟媳妇，怪那个保长。不知道能不能留她一条活路？”
老头说：“这不关我们看门人的事，法院咋判就咋执行。”
红富贵看着窗外没有人，就掏出两张千元票子，塞到老头手里，说：“老爸，这是一点小意思，你称几两茶叶喝去。”
老头儿推辞了一番就收下了。他说：“无功不受禄，你老侄要我老汉做些啥呢？”
红富贵说：“小侄不懂衙门里的规矩，求你老人家指点指点，设法子开活我那兄弟媳妇死罪。她真个是被欺负得没路走了，才冒了这个险。再说，她一个做事一人当，结果连累了她丈夫和公婆，一家子四口人坐牢。她的公公婆婆都七十岁的人了，冷月寒天的，咋受得了那些罪呢？”
老头说：“这世道的事情瞎碴着哩。你晓得，我是个看大门的，起不了啥作用。我问你个实话，你是看望他们来的，还是打点来的？”
红富贵说：“我主要是看望一下他们，如果有机会，我想为他们申冤。”
老头问：“我问你拿的钱多不多？”
红富贵说：“我们穷庄户人，哪里有许多钱？我是把家里的牛卖了，再到亲戚跟前倒腾着借了些钱，差不多有个十来万元。”
老头说：“我实话告诉你，听说这个女的死罪都定了，你要真心解救她，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到警察局长家里去一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红富贵点了点头。
老头唉了一声说：“带的钱是少了些。”
红富贵问：“得多少钱？”
老头说：“看你这小伙子，钱么，当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带了那么一点钱，就照钱送礼么。”
红富贵问好了警察局长家的方位，告别了看门老头儿，就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天擦黑的时分，红富贵按照看门老头的指点，找到了坐落在半山坡高台上的黑漆大门。他敲了敲门，觉得心快要跳出嗓门了。一会儿，门吱一声开了一道缝，露出半个脑袋朝外望了望，问：“你找谁？”
红富贵说：“我找杨局长。”
开门的人说：“杨局长没在家里，你有啥事？”
红富贵连忙说：“我有一件重大案情要向杨局长禀报，请你告诉我他啥时间能回来。”
红富贵说着，连忙把手里捏的一万元塞到开门人的手里。这是看门老头给他点的窍。
开门者是一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他上下打量了红富贵一眼问：“你从哪里来的？”
红富贵说：“我是从红城子来的。”
开门的人就说：“你是远路上来的，那就到屋里先等一阵子。”说着把富贵让进了门。
院子用青砖铺着，迎面是一座椭圆形花园，花园里其他的几棵树木都落了叶子，光秃秃的，只有园子正中一棵柏树长出墨绿色的颜色。院子坐东朝西，正东砌着石板台阶，盖着两层楼房，两层房里都亮着灯。南北各盖了一排瓦房。南边做厨房，北边住人。开门者把他领进北边的一间照样亮着灯的小房里，房里摆着一排木制沙发，一张方桌，一张茶几，像是专门接待人的。
年轻人把红富贵领进小房，端过旱烟盒子，让他卷烟抽，等待局长归来。
红富贵说：“我不抽烟。”
青年人就说：“那你就坐着等。”说完就出去了。
红富贵正在揣摸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跟杨局长的关系的时候，那青年人推门进来了，他劈头就问：“你找杨局长到底有啥事？”
红富贵犹豫了一下说：“是我兄弟媳妇案子的事……”
青年人又问：“是不是红城子女犯人杀死保长的案子？”
红富贵说：“就是的。”
年轻人一听马上眉头皱起来，就说：“那个案子重大，已经移交县法院了，无法开脱，你回去吧！”
红富贵一听傻了眼。如果是杨局长的话，他会跪在当面哭诉冤情，并把这十五万元捧给他，可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杨局长的什么人，他口气这么大，说的话能算数吗？但他也算在在平凉城里混过的人，知道进一回局长家不容易，就正了正胆子问：“敢问先生是杨局长的什么人？”
那青年生硬地说：“这个与你无关，你不要问，反正案情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走吧！”
这时红富贵意识到，这个年轻人非同一般，他不是杨局长的儿子就是局里的重要人物。他同时意识到，杨局长就在家里。他想，不能就这么样被他打发走，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下，磕头作揖，恳求见杨局长一面。
也许是青年人此类情况见得多了，并没有因来人这样而改变主意，仍是“去去去”地挥着手让他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