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头说一下邓正来与天则所的关系。我记得1993年天则所在三昧书屋的成立会上，邓正来参加了。他具体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后来邓正来参加了天则所的理事会，我们至少一年可以碰一次面。有几年天则所面临困难，我们的事业法人身份被注销了，有一些不了解天则所的机构不时制造麻烦。就在这种时刻，邓正来，当然还有其他理事，都比以往更积极地参加天则所的理事会。这是对我们最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持。
当然，天则所内部也有一些争吵。但邓正来看得很清楚，不应在这种争吵中站在某人一边，反对其他人，而是强调天则所的核心成员要团结。他说，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是三个核心，缺一不可。我很佩服他这种对一个组织内部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维护天则所团结的努力。
2012年12月22日，我到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参加他倡议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论坛。我一直比较懒，更不习惯周末参加会议，但实在经不住他带有进攻性的邀请，声称只参加一天。 他说，“一天也好”。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在这一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在开会前5分钟，我抓紧时间将我们新出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英文版书给了他，他见到后很高兴地说，这太好了，这很重要！
他的这种反应并非应酬。记得在2012年的天则所理事会上，我向理事汇报了“国企报告”的内容，得到了理事们的一致支持。邓正来当即表示要在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全文发表。后来杂志一直没有就这篇报告跟我沟通，我以为可能碰到了各种问题而作罢。谁知在大约五六月份时，我收到了从复旦大学寄来的刊物，上面全文刊登了这份“国企报告”。只是有一个小遗憾，即由于在这期间我们的报告又作了些修改，如把数据从2008年更新到2009年，所以刊登的版本稍旧了一些。然而，基本内容都在。过了不久，这个小遗憾被另一位天则理事弥补了：汪丁丁在他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也几乎全文刊登了“国企报告”的最新版本。可以说，包括邓正来在内的天则理事，对“国企报告”表现出了破例的支持。当“国企报告”的中文书籍在国内推迟出版时，英文版的书籍倒先出版了，邓正来当然知道出版的分量。
邓正来走得太急，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理事，好朋友，好学者，好的学术组织者。然而，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不是“没有缺点”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鲜明的个性。他有时显得很强势，很咄咄逼人，似乎传统的“文人”概念无法涵盖他。但他的出现，给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了更为多样化的风格。他的突出个性，他的强势风格，他的独立精神以及保持独立的顽强奋争，他的自由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贡献，都将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遗产。我们感谢他，我们怀念他，愿他安息！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对科斯的文字有一种亲切感。这不仅因为我的学术生涯在一定程度上与阅读他的著作有关，也不仅因为我与他有一些个人间的接触，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确实有自己的特色，简洁、从容、优雅。在他痛失爱妻以后，在102岁高龄时，他的文字仍不失这种风格，甚至更美。因此我有意劝告编辑，将他的英文原文一并刊出。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说真正好的文章，它的美不仅在形式（文），而且在内容（质）。文如其人，写出内容与形式同样出色的文章的人，就是君子，也就是gentleman。科斯就是个君子，温文尔雅，童心不泯，对万事好奇。在谈到经济学的发展前景时，他提到了物理学。因为他还阅读了量子理论的书。在他看来，量子理论发展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物理学家不仅追求理论的形式美，而且追求理论的解释力，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我在网上订购了他提到的那本《量子论：爱因斯坦，玻尔，和关于现实本性的大辩论》。就我关于物理学方面的阅读来看，确实如此。虽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几乎无人能懂，但在发表后不久，即为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拍摄日食时的照片所证实。后来，人们发现引力使光线弯曲的性质具有透镜作用，很快就成为“爱因斯坦望远镜”，用来观察黑洞的存在，以及“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比较而言，主流经济学在追求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同时，却使它变得更不实用，因为它将一些最重要的变量抽象掉了，比如交易费用。
不满于抽象的理论，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一直是科斯的风格。因此他早就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应是的那种经济学”。这就是理论与证据平衡的经济学，为此，就应更多地观察现实世界，理解它是怎样运转的；更进一步，就是要观察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这不仅包括市场，还有家庭、法院、学校和政治体系。关于法院，科斯早有涉及，也有人将科斯定理推广到政治领域。而家庭，他曾有所关注。他知道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也猜测中国的家庭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后会迅速地再度起作用。
以我的经验来看，家庭实在很有研究头儿。如果探究人类制度的起源，不能不涉及家庭，因为家庭是最自然、最古老的制度。我在前几年写了一篇《论家庭主义》的文章，也曾译成英文寄给过科斯。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家庭制度作为传统中国的制度基础，认为它仍是今天制度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家庭也是研究西方世界乃至其他文明制度起源的基础。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一书，就描述了上古西方世界的家庭制度。使人惊讶的是，它竟与中国的家庭制度非常相像。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以什么形式，东方与西方变得不一样了。我在最近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中猜测，中国与西方的分道扬镳，是因为对同样的家庭制度的弊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重视现实世界的研究，就要重视实证研究。很自然，科斯为在经济学界实证研究的价值被低估而打抱不平。当然，他也不是不重视理论。他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都是有理论创见的，只是他认为理论与实证之间要更为平衡。并且他认为，研究最好是由“问题驱动”，而不应由“理论驱动”。他因此对博弈论研究颇有微词。但是他肯定，博弈论是研究制度的很好的方法。实际上，已有人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制度进行过研究，比如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只不过在今天看来，他的博弈论方法已经比较古典。
在我看来，博弈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最佳数学方法。这是因为，制度就是在人们的互动和博弈中形成的，是“N人博弈的均衡解”，是“集体最佳稳定对策”。博弈论方法能够逼真地再现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制度的形成是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这正是博弈论研究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可以与计算机技术接轨。计算机可以瞬间重复千万次。我在刚刚有第一台计算机时，就自己编了N人的囚徒困境模型，后来又扩展到市场中的厂商合谋的模拟，今天重复5 000次是一眨眼的工夫。也有不少用计算机仿真研究制度形成的成功案例，例如桑塔费学派的研究。
在另一个经济学领域，实验经济学领域，博弈论方法通过课堂的实验逐步接近现实。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开拓出了经济学创新的更大空间。例如在选择公共物品的实验中，人们发现，人并不只是一个经济人，他愿意为公共物品做出贡献；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发现了愿意将“天降馅饼”分给别人的比例很不相同，这背后有着制度环境和文化的区别。
当然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迈出最后一步，打通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学中的应用。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数量化。科斯也注意到，数量化是要有成本的，他也担心人们只去追求更易获得的数据，而偏离研究的主题。不过，制度经济学的数量化还是在艰难中前行。诺斯教授早就估计过美国交易费用的数量和变动。在中国，我也注意到，已有人对中国的交易费用作了估计，甚至估计了非市场化的部分。我在为一个城市作含有制度变量的规划时，运用了这些数据，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这说明，制度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