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号吕绮跟着范永诚起大早回婆婆家转了一圈，在婆婆家待了不到两个钟点就离开了，俩口子在市里逛了大半天的街，老范买了双皮鞋，吕绮买了件秋装外套和几样化妆品。午饭就在外面吃了。儿子范越当然不会跟他们逛街，跟吕绮要了300元和同学们到费园游乐场玩去了。
下午三点多回厂，吕绮说咱们到陶晋家转转吧。
范永诚说，“老陶家不是3号才办事吗？明天再去吧”去是肯定该去的，在陶唐手里双双升了官的夫妇俩当然要随份礼。不是跟陶晋夫妇有什么交情，而是冲着陶唐的面子。
“明天不是要开科技大会吗？指不定开到几点呢。何况，明天去老陶家的中干一定很多……”吕绮比老范同志考虑的更为周到。
“也对。那，咱们该上多少？”老范觉得礼太轻了有些拿不出手。他从科级跨到副处可是有大实惠的，每年至少多拿六七万。
“我看不要太过分，1000吧”吕绮想了想说。
“1000拿不出手吧？”
“听我的吧，听我的没错”
“别让陶总觉得咱俩没心没肺的……”受了陶唐大恩惠的老范觉得礼钱少了。
“我觉得不少。第一这不是陶总办喜事。第二，关于作风整顿的文件雪片一样往下飘，不能给他帮倒忙”吕绮注意了丈夫的脸色，心里有点虚。有关她和陶唐的闲话她是听到了，气愤却不能跟丈夫讲，反而希望丈夫没听到此类闲话。她小心地观察了丈夫，好像他真没听到过。
“我是担心被别人比下去……”
吕绮已经找了红包装好了钱，“干嘛跟别人比？就是个心意嘛。利索些，走吧”
夫妇俩换了身衣服，步行去了陶晋家。陶家虽然没有挂出灯笼彩旗，但已是一片喜庆气氛。进去一看，果然有不少的中干在了，却没有见陶唐的影子。吕绮也不好问，问礼房在哪儿，满面春风的白淑娴说礼房还没设呢。吕绮便摸出红包塞在白淑娴手里，“一点心意，恭喜了”
“同喜同喜。吕主任可是贵客呀，快请坐”
“新房呢，让我看看给小陶准备的新房吧。喔，没见小陶，要当新郎官了，高兴坏了吧？”吕绮跟陶晋夫妇不熟，但跟陶有道比较熟，因为吕绮管着统计口，陶有道是在编的统计员。
“您不知道？有道的新房在金橄榄呢。他二叔给买的，靠我俩可买不起……”
“是吗？那真不错……”吕绮真不知道陶唐给侄儿买了房子。
“吕主任，正好您来了，还说要求你个事儿呢……”白淑娴把吕绮拉到另一间屋子，“吕主任，有道一个男孩子当统计总是觉着没出息，您看能不能把有道调您手下？有道最佩服您了，说您水平高，脾气又好……”
吕绮楞了下，她真没想到白淑娴提出这样的要求，“啊呀，这个事儿我怕是说了不算……”
“您和他二叔是同学，他二叔最信任您了。您跟人劳上说一声，潘主任哪儿怎么会拦着？”白淑娴笑嘻嘻地。
吕绮正考虑怎么回答白淑娴，左云和阎淑珍推门进来，“呵，吕绮你躲在这儿啊“正好解了吕绮的围，“白姐，那件事再说吧……”吕绮赶紧逃了出来。
吕绮见范永诚已被陈建平等人拖上了牌桌，跟老范打了招呼，便溜出了陶家。
左云跟了出来，“听说要给科带们提高待遇呢，还要扩大名额。吕绮，你能不能帮老邢说句话？熬了这么多年，都快退休了，说起来也忒惨了点”左云丈夫邢春生是技术部的非标室的骨干，却一直没评上科带，左云为此还跟任连生吵过架。
“谁说的？科技大会不是务虚会吗？”吕绮其实参加了一次小范围的讨论会，但江总要求严格保密，自然不愿瞎嚷嚷。
“跟我还保密？”左云很不高兴。
“左云，”吕绮有些内疚，觉得跟左云有些疏远了。这几个月她倒是顺风顺水，左云怕是度日如年，“你让我跟江总说？江总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江总那边我找过了，关键还在技术部。你开口，任连生怕是不敢不给你面子……”
邢春生的情况吕绮知道，倒不是混饭吃的主儿，水平还是有的，吕绮想了想，“行，我跟任连生求情。成不成，我可不敢打包票”
“你开口，没有不成的理儿……”左云高兴起来。
这话听着总是不大对味，吕绮心里便不舒坦起来，正要说话，突然看见一个女孩跟着陶美玲过来，认出正是陶唐的女儿陶小荷。
“小荷你回来了？还记得阿姨吗？”
“唔，吕阿姨对吧？你是我爸的同学，对吧？”陶小荷想起了父亲这个看上去差着代沟的女同学。
“没错。你是不是刚下火车？你爸呢？”
“别提他了。真不够意思。电话非要我回来，连接都不接一下……”陶小荷撅着嘴进屋去了。
“吕主任，我哥好像加班呢……你到办公室找他吧”陶美玲向吕绮招招手，跟着进屋了。
加班？大过节的加哪门子的班？
陶唐此刻确实在办公室。独自阅读关于科技大会的材料。
召开科技大会的目的不止是务虚，陶唐准备借这个会议提振科技人员的信心和热情。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提高收入了。
半年来，跟他接触的人有一半以上都提到了收入太低。当然，没有一个组织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薪水高，就是拿着几十万年薪的高管们也会拿出一系列的例证来证明自己薪水低的可怜。
在索要了一系列数据后，陶唐认为红星的薪酬水平确实偏低。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星厂的整体薪酬水平在平泉市是最高的，那时平泉人以能进入红星为荣。红星市头头脑脑的子弟有很多进了红星厂，足以证明红星薪酬的竞争力。但九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下滑了，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红星厂的整体薪酬水平下滑的很厉害，如果不信人力资源部的数据的话，有一个事实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掌权者的子弟们纷纷调离红星，他们宁可到东湖也不愿意在红星了。红星厂薪酬下滑从另一个方面彰示了红星厂效益的下滑，当然还有社会影响力的下滑。陶唐承认，就社会影响力，红星现在是比不上唐一昆的东湖的。
这个过程中，红星内部薪酬又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特点。根据陶唐的要求，人力资源部拿出了详尽的统计数据，在九十年代中期，红星厂级领导的薪酬水平是平均值的2.3倍，中层干部是1.5倍，差距尚不明显。但从九六年开始实行年薪制后，这个差距迅速拉大，2012年的数据分别已经成了20.5和5。搞得公司领导的薪水成为了公司的特级机密，尽管符合政策也绝对不敢公开示人了。另一方面，员工都以当中干为人生目标了，没有人再去追求技术和技能。
陶唐分析了人力资源部提供的各类人员薪酬，也通过聊天谈话了解了实际情况，人力资源部的数据基本是可信的。抛开两级领导这个特殊的群体，现在红星厂的薪酬结构严重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部呈现平均化的趋势，他认为应该拿高薪（除营销外）的群体并没有拿到高薪，那些应该拿低薪的群体收入并不低，这就打击了技术、技能及关键管理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得人员结构越来越不合理，一线队伍在流失，后勤辅助岗位人员总量在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员工的薪酬中的固定部分比例过大，活分配的比例过低，薪酬和基层单位效益基本脱节了。
这个现状当然不合理。陶唐决心把红星厂领上复兴之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是必经之路。舍此之外没有捷径。那些属意于技术及投资救厂的意见都严重不靠谱。总说国企的体制机制有问题，改来改去却收不到什么效果，让改制都快成为了笑谈了。他坚定地认为，必须真正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归宿感，必须大幅度提振员工的团体自豪感，这些绝不是文字和口头上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的着的东西。那么，持续改善员工的收入就成为绕不过去的坎。陶唐可以铁腕肃贪，可以毫不留情地清理脱岗，可以大刀阔斧地堵塞公司的各种“出血点”，比如业务活动费，比如废料回收，比如零星维修和采购，等等等等。但他绝不敢去动领导层的工资结构，别说是公司级领导，就是中层干部的既得利益也动不得，如果想不明白这一点，他就不配坐在现在的椅子上，如果贸然行事，他离卷铺盖滚蛋就不远了。
他自己也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扪心自问，如果没有高额年薪，他有什么勇气去拒贿？他有什么资格毫不眨眼就买房置业？大家都在滚滚红尘中讨生活，都上有老下有小的，靠理想信念去办事很高尚，但注定会痛苦万分。
所以，陶唐在不同场合都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公司的薪酬不高，涨工资是一定的。我们搞各项改革都是为了效益的改善，而效益的增加是解决工资问题的根本。这个信号当然收到了正面回应，大家都热切期盼着尽快涨工资。
解决薪酬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直接途径当然是工资制度改革，但这项工作不简单，牵一发动全身，尤其在工资总量难以大幅度增加的现状下，贸然启动工资改革注定会失败的。所以，陶唐必须慎重其事。对科技人员增加待遇是可以的，却不能打破现有的工资结构，那样必将挫伤其他领域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科技领域的员工中，对企业有着关键作用的并不多，比如，科技档案管理员也被划归科技人员序列，他们的工作显然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任何时候，科技进步都是决定性的。一般地讲，企业最高贵的财富不是固定资产，不是专利等技术成果，也而不是市场，而是人才。而在企业拥有的各类人才中，最“值钱”的是科技人才。这个道理一般的企业领导人都懂，但管好、用好乃至吸引科技人才来投却不是件容易事。庸俗的企业领导人总是更为关注身边人，或者关注财务和人事管理人员而忽略科技人员，因为企业最高管理者从事的工作往往与科技人员有相当的距离。
陶唐拿出的办法是科带和技带入手，扩大其范围，增加其待遇，加严对其的考核。这个办法，他准备在科技大会上抛出来。
科带和技带即科技带头人和技能带头人。前者是从事科研设计的优秀人员，后者是产业工人中的技术骨干。这项制度建立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效果不那么好，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缺乏竞争性，一评定终身。二是待遇比起中层干部来偏低，最高的所谓集团公司级科带每月不过拿4000元津贴，最低公司级B档不过1000元。而中层副职中绩效工资最低的为每年5万元，这当然不能让优秀的技术及技能人员安于岗位了，如果有机会进入中层，他们当然毫不犹豫地放弃现有的工作改做行政管理，结果形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结果。造成人才的严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