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时，陶唐用电话把吕绮叫了来。
“昨天周鸿友召见我了，好大的官威啊。”说这话时，陶唐一脸的不高兴。
“是公司搬迁的事吗？”吕绮准确地猜出了缘由。
“正确。对于搬迁，公司有没有正式明确承办单位？”
“政研室。宋总曾指定政研室研究搬迁问题，有没有结果不知道。至少在我的层面没有听说，更没有开过会。”经历了最初的激动和迷惘，吕绮现在可以“冷静”面对陶唐了。但陶唐的心理仍然令她迷惑，或者说她更猜不到陶唐的心思了。她的感觉是，相比初见面，他更加陌生了。
“政研室……”陶唐沉吟着，“对于这位盛主任，你给什么评价？”
吕绮心里一动，“这个……不应该问我。”她曾在陶唐面前评价过盛广运，那时她似乎无所顾忌，为什么现在变了？
“吕绮，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下班的铃声已经响起，陶唐似乎来了兴致。
“我不知道。”
“告诉你吧，是孤独。”陶唐落寞地笑笑，“高处不胜寒有些自大了，但真有这种感觉。当你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时，就会有这种感觉。哦，下班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的话，我们就聊几分钟吧。”
吕绮点点头，随即问：“那你呢？你吃饭怎么办？”
“好办。你是哪年入党的？”
“简直是莫名其妙！”吕绮看着陶唐，许久才说，“2001年……”
“我比你早。我是1996年。常看党章吗？”
“你怎么了？”吕绮莫名其妙。
“我常看，真的。你现在有面对神经病的感觉，对吧？”陶唐微笑道。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常看党章的。”吕绮老实回答。
“党性即良心。党章不止是党的章程，也是做人的准则。党员温习党章被视为精神病，要么是社会病了，要么是党病了。既然是拥有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其党章的影响力应当是惊人的，它应当像论语一样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每天遇见的大多数是党员，你应该也一样，计划部有多少人？党员比例是多少？”
“33人，正式党员24人，预备1人。”
陶唐叹口气，“是啊，但我们却感觉不到党员与群众的差别。话题扯远了，吕绮，我一直当你是好朋友，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你说的，既会影响我的判断，也不会影响我的判断。”
“我觉得盛主任水平挺高的。”
“就是说，才是有的，德不敢保。”
“你认为德的最低标准是什么？”
“忠于企业。”
“那我认为盛主任是可以信任的。为什么不说忠于你？”
“当我忠于企业的时候，他忠于企业就不会不忠于我。”
“凭什么说你忠于企业？”
“问得好。主观上讲，在于内心。但这没人知道。我想宋悦和杨文欢也不可能公然说他们背叛企业。但客观总是可以检验的，即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不一致，总会有相对公正的结论，哪怕会等好几年。记得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厂里有个陈书记吧？我爸总在背后喊人家陈大肚子……”
吕绮点点头，“记得。我爸对他的评价很高的。”
“陈书记把自来水引进了每家每户，他还给平房引进了暖气。我妈总记得陈厂长的好。这就是口碑。不过，陈厂长办的是民生工程，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还有一位吕厂长，是你的本家呢，在位没有给职工涨过一次工资，勒紧裤带上了变速箱生产线，新建了三座大工房，买了几百台设备，甚至上了炼钢炉。现在那座年产八千吨的炉子还杵在那儿……前两天我要了厂志看，对吕厂长的记载很简略，我认为这不太公平……在我看来，吕厂长对红星的贡献不比陈书记小。但老百姓不一定这样认为。我的经验，职工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却不易共担改革的成本。我在盛东干了44个月，据说现在骂我的仍不在少数，无所谓，我问心无愧。当我翻阅党章时我真的想，我是不是没有按照党章做？结论是没有。所以我就理直气壮，自命不凡，竟然与调查组大吵一架……哈哈。”
吕绮吃了一惊，“真的调查你了？”
“不被调查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你受得住受不住调查。没有的事终归是没有，实名举报也未必是真实的。悲哀在于不对等，就算是诬告又能如何？你听说哪个人因诬告被法律追究吗？至少我没见过。”
吕绮不知道陶唐究竟要讲什么，抑或他只是对自己发发牢骚？所以她没有接话，谈话就沉寂了。
陶唐翻了下电话本，用座机给盛广运拨了个电话。在等盛广运来的时候，陶唐说：“就职责而言，这件事不应该是政研室管，而应该归你们运作。之前你们有过相关的研究吗？”
“没有。”
“要启动研究。这是真正的长远规划，从政策到现实，都要认真研究。我会给刘新军交代，你不用为难。这件事可能不是你分管的，我想听听你的研究结果，不需要用详细的数据说话，就是从直觉或者宏观上判断那么一下，搬家，或者叫战略重组，对我们有利在哪儿，不利在哪儿？”
“我怕是做不了这个。因为层次太高了。”
“不，真理往往是简单的、明显的。就像管理的最高层次就是简单。复杂和专业绝不是管理的特征。而且，我觉得你眼光很不错……”
李志斌敲门，“陶总，盛主任来了。”
“请他来吧。你下班吧，不用等我了。”陶唐对李志斌说。
吕绮站起身，向进来的董事会秘书兼政研室主任盛广运颔首致意，“陶总，没别的事，那我回去了。”
“好吧。盛主任请坐……”
“陶总你找我有事？”
“嗯，下班了，没有急事要办吧？”
“没有没有。”
眼前的董事会秘书兼政研室主任是个瘦小的中年人，皮肤黝黑，搁在膝盖上的双手骨节突出，更像是体力劳动者。
“你当过兵？”陶唐注意到盛广运的坐姿。
“是。我在部队干了14年。”
“转业进厂的？哪一年？什么级别？”
“1997年。团政治处主任。”
“哦。进厂都在哪些单位干过？”
“一、三分厂支部书记，宣传部……2007年成立政研室，到现在……”
“哦。老盛，听说你的部门牵头研究过公司搬迁？”
“不是牵头。研究仅限制在政研室内部。去年启动的。”
“材料出来了？”
“很不成熟……”
“班子研究过吗？”
“没有。只有宋总看过。”
“说说结论吧。”
“我们的结论是，站在红星的立场上，不宜搬迁。”
“为什么？”
“因为搬迁不能解决红星的发展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哦。老盛，我有点饿了，不如咱俩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我请客。”
“荣幸之至。”
陶唐起身，换了便服，把桌上的资料清理归拢锁进了文件柜，出门发现李志斌还在。
“不是让你下班吗？”
李志斌没吭气。
“吃饭怎么办？要不跟我俩一起去？”陶唐看着小伙子。
“不了，谢谢陶总。”
陶唐和盛广运离开办公楼，“老盛，附近有没有安静点的小馆子？”
“那最好出厂。东门外有。”
“走。”
步行了二十分钟，在厂门外找了一家小面馆，陶唐点了三个凉菜，两素一荤，老醋花生、拍黄瓜和肘花，然后要了两瓶二两装的二锅头。
“总量包干。”陶唐递给盛广运一瓶。盛广运默默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
“别自己喝呀，来，咱俩碰一个。”
“谢谢陶总……”盛广运又喝了一口。
“老盛，调查问卷填写了吗？”
“答了。”
“你认为红星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盛广运一直在琢磨搬迁的问题，没想到陶唐抛开了刚才的话题。
“干部作风问题。”
“为什么？”
“不改变公司目前的干部状况，其他都是空谈。”
“干部作风问题集中反映在哪些方面？”
“庸、懒、散、软……还有就是派性。哦，可能用词不准确，我一时间想不出更准确的词汇。”
“派性？这个词很久没听到了。我怎么没感觉到？”
“以后会感觉到的。除非你视而不见。”
“为什么不说腐败？难道红星的腐败不严重？”
“贪污是表面的腐败。派性和庸懒散软也是腐败，而且是看不见的腐败。”
“话是没错。可是不好解决呢。老盛，你有什么高见？”
“我常想在部队的日子……说实话，非常怀念。我当过指导员，也当过教导员，连队的战斗力八成体现在干部上，连长和指导员过硬，连队的战斗力基本没问题。反过来就够呛了……”
“说的好。其实任何组织都是一个道理。”
盛广运脸已红了，本来就很黑的脸膛呈现紫红色，“陶总，我没想到您请我喝酒，而且是在这种地方。您知道吗？我听说您去大食堂吃饭，跟我老婆说，这下红星有希望了……”
陶唐没说话，举起酒瓶，跟盛广运碰了下。
“我老婆不以为然。哦，她不是咱厂的，在沃尔玛超市做收银员，她说，谁不会装几天？”
“哈哈，说的好。看来我还要装下去。”
“我不能反驳。随即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本来很平常的事，反而搞得神神秘秘，大惊小怪？你是厂长，是单身，难道不该到食堂就餐吗？凭什么要在小招吃小灶？”
“说得非常好。为了你这句话，我喝个大的吧。”陶唐把瓶子里余下的一大半酒一口干掉了。盛广运见状，也干掉了自己那份，随即剧烈咳嗽起来。
“如果不喝酒的话，也会这样说？喂，再来两瓶！”
“您不请我喝酒，您不请我在这个地方喝酒，我估计不说。”
“为什么？”
“我本想在部队干到老。我舍不得脱那身军装。可是我被赶出了军队！”
“为什么？”
“因为我揭发后勤科在营房修缮上的猫腻。后勤科的问题被追究了，我也脱掉军装转业了。陶总，我家里负担重，父母都是农民，孩子先天残疾，我不能不有所顾虑。”
“是呀是呀，大家谁也不在真空里生活。老盛，如今你是董事会秘书，是政研室主任。在红星的干部序列中，你属于高管人员。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顾虑站不住脚，至少不能完全站住脚。希望你抛却那些不必要的顾虑，把你军队的作风焕发出来，保持过去的干劲……特别是对我，要把我工作中的失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千万不要搞好人主义。孔夫子怎么说的，乡愿，对吧？其实那是一种品质很恶劣的人。”
“陶总……您批评的对。我自罚……”盛广运站起身。
“算了，你不要喝了，我也不喝了。咱们吃饭吧。服务员，来两小碗面条。对了，明天你把你那份材料给我吧。”
“谢谢陶总的批评。我一定努力。”盛广运站起来，“刚才有句话我不敢说，现在我说出来吧。陶总，红星的职工没问题，是最好的职工。但红星的干部有问题。红星的问题不止是作风问题，而是用人上的腐败。这些年大批混蛋被提拔，人心都散掉了……您既然让我提意见，我希望您免掉一批像权建和那样的王八蛋！”
“慢慢来。老盛，我不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免掉不称职的，免掉违法乱纪的，重要的是让不好的干部变好。这才是治本之策啊。老盛，谢谢你陪我聊天。咱们吃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