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东晋书法家。历代学书、论书者都以他作为书家的最高典范，称他为“书圣”。
王羲之所属的王氏家族是东晋的豪门望族之一。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王旷不仅是书法家，擅长行书、隶书，而且在西晋政权不稳之时，首创过江之议，为司马氏奠定了新的王朝。
王羲之年幼时说话迟钝，并不出众。长大以后，逐渐变得能言善辩，才华毕露，而且气度不凡。有一次，东晋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求取女婿，来人到东厢房一一察看王家子弟，回去后对郗鉴说：“王氏每个后代都很好，但一听到是郗公择婿，便都紧张起来。惟独一人仍在东床上袒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郗鉴听了说道；“此人正是我理想中的好女婿。”一打听，就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袒腹东床”，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王家势力很大，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羲之有着实实在在地大干一番的雄心壮志，并不满意当时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中的清淡风气。由于王羲之少年时就很有名声，再加上出生豪族，朝廷多次委派他当侍中、吏部尚书等官职，他都不愿干。王羲之希望的是在边疆建功立业，一展宏图。
在扬州刺史殷治的劝说下，王羲之终于做了殷治麾下的护军将军。由于王羲之自视甚高，性格上又好仗义执言，不能招当局者青睐。因此，他的仕途很不顺利。45岁时，王羲之自护军出迁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人称“王右军”。这对王羲之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但他在会稽任上还是殚精竭虑，造福一方。
但是，东晋王朝的整个形势却越来越糟。殷治与另一位权臣桓温不和，并因北伐失利被废为庶人，王羲之顿生兔死狐悲之感，对仕途心灰意冷。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友人宴集于山阴的兰亭，写下了千古华章《兰亭集序》，表露出他想出世的念头。在这思想转变的时刻，恰逢王羲之所看不起的王述来检查会稽郡的行政。王述处处挑剔会稽行政等方面的毛病，王羲之深以为耻，于是称病辞职。他跑到父母坟前大哭一场，写下著名的《告誓文》，发誓不再出仕做官。
王羲之辞官之后，自然适性的生活使他的书法不再受时代与人为的压抑，得到充分发挥，终成一代大家。
王羲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7岁开始学习书法。以后，他又拜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为师。卫夫人笔法传自钟繇，所以王羲之既有家学，又得名人指授，进步很快。
后来，王羲之渡江北山，游名山大川，见到李斯、曹喜的书法碑刻；又到许下见到钟繇及梁鹄的书法，到洛阳，见到蔡邕所书的《石经》，在王洽那里看到了东汉张昶的《中岳碑》。这时，登泰山方知众山小，王羲之决定直接向钟繇等书家学习，博精群法，取名家之长，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这一从继承到创造的过程使王羲之摆脱了最初的学步，卓然成一大家。
到了会稽后，王羲之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练习书法中，旷日持久，苦学不废，池塘里的水由于他每次练完字后涮笔都变黑了，被人称为“墨池”。
王羲之还从自然中寻找创作灵感。王羲之特别爱鹅，不过这并非仅是一般的生活癖好，而是与书法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他曾详察过鹅的游水姿态，从中悟出用笔的方法，认为执笔时食指要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要像鹅掌拨水那样舒展自如而有力量，这样才能使全身的精力贯注在笔端上。曾经有山阴道士的鹅很好，王羲之执意要买，但道士要求他写《道德经》交换；王羲之高兴地写给了他，带着鹅回家了。
正是因为王羲之博采众长，苦练不辍，才能创作出百代典范、千古流芳的书法艺术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非常久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