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然处世有“圆融通达”之称，但他对于涉及社稷存亡的事，敢于进尽忠言，甚至不怕触怒皇上，可以说“忧国而忘其身”了。尤其表现为“为国为民，直言谏上”上。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感于朝纲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日应诏陈言疏中语）。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三：
一为防琐碎，他写道：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为去虚文，他又写道：
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为戒骄矜，他更写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现当今学术界都有这样一句话：“晚清无昏君，晚清无奸臣。”晚清的皇帝从道光，咸丰再到同治、光绪都不是像前明嘉靖、天启那样的昏愦之君，他们都想扭转国家的衰退局面，可是他们失败了！同样曾国藩、左宗棠以至李鸿章，虽然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有一点有共识的，曾左以及李都为大清“穷尽心智而尽孤忠”。所以说，曾国藩对于国家可以说是“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成功语录：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