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是我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唯一一位“童话诗人”。他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宣布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这一句描述了他自己的一生：任由自己的想法，固执地编织自己的梦，这是顾城的执着，也是他的魅力。在纷繁、肮脏的成人世界里，顾城情愿“闭上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了”。他甘愿守住的是他自己心中的世界，他要“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污染的远方出发”顾城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这种诗观，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现实世界的不可弥合的分裂，不和谐的痛苦将在诗观中得到解决，以实现人的心灵的“绝对自由”。这追求在未经涉世的孩子的眼中和未经人类涉足的大自然中流露出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采用儿童视角，在儿童的理想里改造着成人世界。顾城此诗里的孩童形象如清新的风，敲击着成人世界的污尘。他在用稚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悲凉又崇高，非常圣洁。这很有力量，一语洞悉了大世界的斑驳。而用孩子般的梦想，诉说这一切更具震撼，比成人的呐喊更振耳发聩。北岛呐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时，顾城却在执着的画着“笨拙的自由”，他让小河快乐，让“长满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爱”，让“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他没有诅咒黑暗，而是把自由和光明搬进诗中，就像一场暴风雨后，一切都非常平静，世间甚至没有一星尘埃飘动，受了洗礼般，世界变得干净，心也不染风尘。在西方文学中也经常有这样的艺术形象。在一群污七八糟的人寰世界里，会出现一个非常无辜的小孩子。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天使，他帮助陷入绝望的音乐家莱维屈恩创作出辉煌的音乐。这个小天使是希望，是一个亮点来平衡这个世界当中所有人的罪。顾城用未涉世的孩童的眼和心灵感受着成人世界，构建着自己的童话家园。在国外接受采访时，他曾专门对“童话”作过解释，他特别强调这个“童”是李贽“童心说”的“童”，指未被污染的本心，而不是指儿童幼稚的心，因此他的诗中住着“不会流泪的眼睛”，“天空和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淡绿的夜晚和苹果”，它们拥有“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着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死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总计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着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而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是一双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诗歌象征的审美特性，实际上就是意象的一种内在的美学特性。
顾城诗歌意象的第二种表现手法当属抽象变形手法了。
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展，人们的鉴赏口味不断地转移，鉴赏周期也不断地缩短，艺术变形越来越多得受到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纲领宣称“准确描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和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真是不谋而合，而新诗潮关于意象的创造常常脱出古典主义的夸饰而致力于“变形”，直觉、幻觉、错觉，瞬间感觉印象很容易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真实的对立怎样巧妙地变成“无理之中的有理”。
通感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早有运用，我们的祖先早就熟知“听声类型”，比如一个愁字可以有长度，“一水牵愁万里长”，声音可以有气味，“风来花底鸟声香”，而庞德认为现代派诗歌的通感就是取于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不无道理，而现代诗学中的通感范围大大超过古典诗，而诗的含量也骤然增大，在优秀的诗作中，颜色可以有温度，声音可以有形象，冷暖可以有重量，气味可以有锋芒。由于五官的相互沟通，彼此相生，诗的联想空间得到今非昔比的开拓。听观嗅味触等感觉的相互“转移”所产生的综合性效果支撑和强化了诗的主体性，可以预计，一种具备质感重感“雕塑型”的立体诗可望与平面式的“小小感情画面”相抗衡了。
顾城诗中有大量的关于通感的运用，诸如顾诚在《爱我吧，海》里有这样一个意象：声音布满/冰川的擦痕，这里声音本无形，而诗人笔下的声音却是一个有形的躯体，身上布满被冰川擦伤的伤痕，无声的听觉形象被表现为有形的视觉形象，即视觉与听觉彼此打通。
再如诗人意象世界中的建筑是新鲜的，也是愚钝的，诗人笔下的梦是深红色的，夜晚是淡绿色的，等等。
通感的运用使客观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并且物物沟通，各种感觉互相沟通，在诗中创造了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