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百余年来，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多出身清华，就是那些不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生中也很少不和它发生关系。清华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地方。清华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胡适。胡适出身清华，但他后来进了北大，北大虽然比清华的历史长，但中国早期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多数出自清华，所以对早年的清华不应抱有成见，而应公正地评价其历史作用。过去说到闻一多进入清华，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认识是说他：“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一道，走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这个说法，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大信了，因为这不符合历史。梁实秋在他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就曾对此说有过批评，其大意是，八国联军中只有美国一家在中国办了清华学校，而其他的帝国主义，包括俄国却什么也没有做。对于早年清华的历史，还是要少一些偏见，只要它的好处多于坏处，就不能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推断庚子赔款的动机，它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准备了最初的人才，并且这些人才分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方面。
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创办于1911年3月，1912年称为清华学校。这是一所奇特的学校，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前后共8年。学生在14岁以前进入。招生名额按各省分担赔款数额分配。入校学习8年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是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清华的10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从这些玩笑式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清华对闻一多那一代人的吸引力。留级原本是一般学生不愿多提的事，但在清华学子中，他们却以能在清华多呆几年为荣。
闻一多的清华岁月，与他后来的变化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在清华时，他还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对此，梁实秋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去美国留学前，还在清华的时候，闻一多就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本级毕业留美，应在1922年夏，在毕业前后概称辛酉级）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来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赵醉侯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其中四句是：“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位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多一人学了美术，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同学，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没有闻一多激进。
10年清华。从14岁进入，到24岁离开，应该说是闻一多初步认识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正是这一阶段，对闻一多的影响极大，形成了他的*观念。
当时的清华是留美的预备学校，学校非常美国化，主要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使用的也是美国教材，如公民课本就用的是美国公民课本。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从小就学会了类似美国人为人处事的方式。早年清华的这种教育，多少年之后，才体现在中国的*化运动中。庚子赔款资送的清华留美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班底，特别是中国早期的政治学者，差不多都是庚子赔款资送留美的学生，像胡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王造时、萧公权等。可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化倾注心血最多的，也就是早年出身清华的这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暗杀的三位着名知识分子杨杏佛、李公朴及闻一多，都是留美学生。梁实秋在回忆其清华生活时说，他在清华和美国老师相处，特殊受益的不是英文训练，而是练习使用“议会法”。他说：“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社会里到处随时有*，怎么可以不懂*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地处理案件的讨论。”
闻一多在清华的经历，和梁实秋相去不多。在清华，除了以美术和诗歌知名外，闻一多还是一个对校园文化活动非常热心的积极分子。他是着名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也时常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
清华的校园文化，是分析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时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清华虽然是按美国方式办起的学校，但在当时的学生中，也不完全认同它的一切。梁实秋就说过，因为清华是庚款学校，总觉得有一些国耻的意味。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化的清华》，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相当尖刻，他说：
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筋里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经对他讲。
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我现在没功夫仔细将清华的精神分析出来，以同所谓美国化者对照，我只举其荦荦大者数端。
作为一个有着10年清华经历的人，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对于一个刚刚24岁的青年来说，闻一多过多地看到了清华的缺点，也可以理解，但也必须注意他的评价中相对偏激的一面。闻一多从小受的是美国化的教育，24岁时留学美国，但终其一生，他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很好。他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民族情感的人，同时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贫民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情感，面对权贵，可以傲然而视，但在贫民面前，却总满怀无限同情，而且常常有负罪感。这种情感的扩大和漫延，就比较容易偏激，如果再加上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就可以解释闻一多20世纪40年代的突然转变。
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可以说代表了他青年时代的大体思想倾向，有深刻的一面、理想化的一面，但也有不切实际的一面。闻一多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都是美国文化的受益者。不过，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美国文化很少像胡适那样倾心、那样热爱。对于美国文化，胡适多是看好处，闻一多则正好相反。这个特点，到20世纪40年代，分野已相当明显。
闻一多先是批评美国太重经济，不重理想。他说：“除了经济，美国文化还有什么？……他们除了衣食住的‘用’外，还知道什么？他们的思想在哪里？他们的主义在哪里？他们对于新思潮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人格理想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在哪里？”他认为，清华的学生在“实验”方面很好，清华学生确有干练敏捷之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更证明清华学生确实是可以的。闻一多是一个特别厌恶平庸的人，这是他个性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他特别指出：“清华学生不比别人好，何尝比别人坏呢？很整齐、很灵敏、很干净、很有礼貌——很过得去，多数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逛胡同——很规矩。表面上看来清华学生真令人喜欢，但是也只是真令人喜欢，不能引起人的敬爱，因为他们没有惊人之长。”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在闻一多一生中，对于早年闻一多的思想，过去的评价不是很高，而对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却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其实这种历史的评价对于闻一多来说，不甚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