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着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到1919年5月29日,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其言论影响之大从章士钊攻击他的“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可见一斑。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着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近80岁的******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后,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扞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那天政府杀了47人),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还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四.二六”和“三 .一八”一样是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邵飘萍之死直接的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还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军阀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杀害报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四.二六”这一天和“三.一八”一样,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