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想之年
悼亡之书
琼·蒂蒂安（JoanDidion，1934-），美国女作家，个性独立，20世纪60年代步入文坛，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地位显赫。她在小说、杂文及剧本写作上都卓有建树，被评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文杂文家”。小说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被《时代》杂志评为“英语世界百家小说”，与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等人的作品交相辉映。由其担任编剧的电影还曾获得戛纳电影奖、奥斯卡奖、金球奖和格莱美奖等奖项。
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1]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里面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诗：“既然你已经死了，我将披上兽皮，在旷野中流浪。”可见，从文学诞生伊始，人类就已经学会用它表达对亡者的思念。
许多大家都在文学史上留下过优秀的悼亡之作，似乎各种各样的哀悼文字都被写尽了。但最近这本《奇想之年》[2]依然在英语文学界受到重视，成为一本很有影响的畅销书。
作者琼·蒂蒂安是一位美国高龄作家，年轻时不但貌美，也很出风头，做过时尚杂志的编辑和电影编剧，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很多人认为她的小说和散文可以代表美国当代文学的顶尖水平。
《奇想之年》的文字并不过分考究，但作者写的却是一种过去很少有人写过的状态。一般的悼亡文学往往是在亲人逝世后过一段时间才去写，这样有了一定的距离感，可以放入更多的想象和创造。这本书却是她从亲人去世那一天起就开始动笔，里面很多细致的描写读来非常沉重，而蒂蒂安的故事本身也相当“好莱坞”。
2003年新年来临之前，蒂蒂安结婚才几个月的女儿因为感染了流行感冒紧急住院。新年那一天，她和丈夫从医院看望女儿回来，丈夫觉得非常累，坐到饭桌前突发心脏病，倒地就走了。过了一年多，女儿也不治而亡。
两件事接踵而来对一个女人的打击未免太大。在这种境况下，她会想些什么呢？她写道，从医院领了丈夫的死亡证明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从医院带回的衣服和物品，按照丈夫生前的习惯一样一样分门别类放进柜子里，把他的信用卡、会员卡也全都整整齐齐放进抽屉里，一切都跟平常一样。
一个刚刚失去伴侣的人，还会下意识地做跟以前一样的事情，似乎丈夫还没有死，外面的天空仍然湛蓝，两人还坐在饭桌前一起吃饭，可是有人说走就走了，死亡就是如此突然。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人会产生很多不合逻辑的荒谬想象，所谓magicalthinking（奇想）。因为夫妇两人都是知名作家，当晚亲戚来看她的时候，提醒她要赶快通知《纽约时报》的讣闻版记者。她就想，那还要不要告诉《洛杉矶时报》呢？因为这两个城市是有时差的，她突然想到，那是不是洛杉矶还没有发生这件事呢？在洛杉矶时间里面我丈夫还没有死？我是不是还来得及挽回这件事呢？
也许很多人丧失至亲之后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任何亡者生前跟你一起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东西，现在只要一碰触，马上会被带进一个回忆的漩涡里，越陷越深。有时候她看到街角的商店开张或关门，就想着回家要把这件事跟丈夫讲。又或者收到丈夫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寄来的毕业纪念册，听他的老同学说起一些往事，她就想我跟他在一起几十年怎么没听他说过啊，我要问问他到底情形是怎样的。有一天她在丈夫的书房接完电话，随手翻开他惯常摊放在书桌上的字典，忽然想到，他查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他会不会想透过这个字留一个讯号给我，或者我能从中找出什么预示的痕迹呢？
诸如此类的奇想整整持续了一年。她每天的生活都按照去年的日程来做，每天都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跟丈夫在做什么？她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走出丈夫死亡的阴影。一年后的今天，她才能够确信丈夫真的已经不在了。这没有丈夫跟她在一起的一年，是她生命中的“奇想之年”。
（主讲梁文道）
临终者的孤寂
死亡并不孤寂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1897-1990），社会学家，犹太人，1918年获德国布雷斯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先后到过英、法、荷兰、加纳等国，后应明斯特大学之聘重返德国。其社会学思想被重新发现后，立即对德国社会学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著有《文明的进程》《个体的社会》《德国人》《垂死者的孤单》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开始了一种新的运动，医院开始关注那些根本无法医治的病人。英国的一些医护人员试着给他们一些吗啡或其他可以减轻痛苦的药物，环境上尽量让他们舒适，多让亲朋好友前来探望和陪伴，尽可能满足他们最后的要求，这就是“临终关怀运动”。
随着这场运动的兴起，学术界也发展出一些相应的课题，去研究怎么样恰当地对待将要死亡的人。这本《临终者的孤寂》就是此类著述。
说起来，我和这本书很有缘分。那时候我念大学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图书馆经过一排书架，一眼就看见这本红色硬皮小册子，书脊上一行烫金小字：TheLonelinessofDying。那么薄的一本小书，却让我感到很震撼，似乎点亮了整个书架。
垂死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死亡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那些知道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回来告诉我们，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心里的感受是无法与人分享的，因此死亡注定是孤寂的。但是读完此书，我才发现原来作者是要否认死亡是孤寂的这种想法。
作者爱利亚斯是学术界的一个传奇，他的一生见证了现代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1897年爱利亚斯生于德国，因为是犹太人，二战时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多年后，直到1962年六十五岁才重返学术界，而且先是到非洲加纳任教，1970年后才回到德国。那时候大家再看他三四十年代完成的著作《文明化进程》，才发现欧洲还有这么一位被人遗忘的大师。
爱利亚斯写《临终者的孤寂》时，已经八十五岁了，离死亡越来越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临终者的心情，并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去思考什么是死亡。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阿利埃斯[3]也有一本讲死亡的书，认为现代人对死亡的态度跟从前的欧洲人完全不同。中古时代欧洲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沉着安宁的，因为那个时候死亡随处可见，尸体腐烂的臭味和人之将死的呻吟是每个人成长经历的一部分。但是现代人却更多将死亡当成一种禁忌，比如过年的时候是不可以谈论死亡的--其实平时我们也很少谈。
想想看，现在一个正常人一生之中有多少机会看到死亡呢？以前人去世的时候，总是在家庭里，一家老小围着送别。现在生老病死都在医院里解决，人死的时候躺在专门的病房里，干干净净也孤孤单单地离开。阿利埃斯得出结论，现代人的死亡是备受压抑的死亡。
爱里亚斯也同意现代人对死亡的态度是禁忌的。他说，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禁忌，它将死者与生者隔离开来。衰老者孤立无援，无声无息地从生者的群体中疏离，同他们所爱的人的关系渐趋冷却，告别了那些原本赋予他们意义和安全感的人们。因此晚年不仅对于有病痛者是艰难的，对于孤独者亦然。老人和临终者在这个时代是孤寂的，他们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被完全斩断了。
但是他不同意阿利埃斯之处在于，他认为我们并不必过分美化和浪漫化过去。在现代化国家诞生之前，人的生命是怎样的呢？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意外，匪盗四起，疾病猖獗，横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寿终正寝反倒成了人的梦想。就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意外，所以人必须要赋予死亡一种神学或宗教上的意义，才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而现代社会正如他在《文明化进程》中指出的，现代社会相对更文明，这个文明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对社会及自然的控制都加强了。当一切都被精密地纳入组织系统并被控制得非常完好时，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安定的，寿命也相应延长了。
我们开始倾向于把死亡看成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自然结果，因为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见，它就遭到排斥和压抑，成为一种禁忌。这也是文明化进程的一个特征，如同我们有些动物性本能被压抑起来一样，比如我们已经不习惯当众擤鼻涕、挖鼻孔等等，这些自然的动作被隐藏在幕后。
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亲人离世的痛苦，我们也隐藏了起来，没有人愿意随便乱哭了。而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一个大男人说起哀伤的事痛哭流涕很常见。今天大家会觉得当众哭泣很丢脸，旁人也会觉得奇怪。于是，医院里出现了一种状况，那就是在临终者面前，你会发现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所有用来表达情感的方式都变得非常内向、非常贫乏了，以至于面对临终者时，唯一能做的好像就是否认他是一个临终者，鼓励他要勇敢地坚持下去，一定会好起来等等。即使双方都知道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我们仍然要这么讲，不然就会很尴尬。
爱里亚斯说，这使得现代社会的临终者更加孤独，因为人们没有办法恰当地对待他们。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藉着神秘而虚无的概念，把一种几乎是“唯我论”的形象投射在人类的死亡上。现代人追求的生命意义是一个被封闭起来的个人形象，认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结是他自己的事情，这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特别孤独。不仅社会孤立了临终者，临终者自身的人格也是孤独而扭曲的。
但其实，死亡并不是这样的，死亡没有什么秘密，它只是人生的终点，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压抑死亡，我们的孤独感也许会减轻很多。
（主讲梁文道）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谈论死亡时说些什么
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1938-1988），小说家、诗人。高中毕业后即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1988年因肺癌去世。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著有《愤怒的季节》《谈论爱情时我们说些什么》《大教堂》《冬季失眠症》等，被誉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
说到近两年引进国内受到特别关注的外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要算其中一位。雷蒙德·卡佛当然是美国文学界一位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很多人说他是“美国版的契诃夫”。当他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崇拜已经到了一种神秘的程度--当年他在美国也是这样，短篇小说被当作大学写作课上的经典范本。
最近，在美国文学界有殿堂级地位的“美国文库”（TheLibraryofAmerica）出了一本雷蒙德·卡佛的《CollectedStories》，就是把他所有的短篇小说集结成一册，出版后有一千多页厚。
我自己算是卡佛的一个老牌粉丝了。虽然开始读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不过我至今记得初读卡佛时的感觉，那真是非常震撼，觉得自己彻底被征服了。所以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今天他在中国会有这么多追随者。
雷蒙德·卡佛擅长描写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他的父亲在锯木厂工作过，是个酒鬼。他的太太以前在咖啡馆当侍应生，后来才当了老师。他自己早年的教育经验也很不完整，干过很多杂七杂八的工作。所以他对底层人物的生活非常了解。
这些人的生活其实是比较苍白的，没什么意思。小说中的人物好像也期待着要发生点什么事，或者你以为会发生些什么，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一种绝望的气氛在整本书里蔓延。这种气氛也是美国整个中下阶层的体会，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有相近的感受了。
但雷蒙德·卡佛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他仍然希望人间有一种温润的柔情，比如这本书中有一篇小说《好事一小件》，就能让人从中读出很多正向的希望。
小说讲了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他们有个小孩，这孩子有一天放学过马路被汽车撞了，送进医院后虽然抢救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死了。在这个过程中，夫妇俩不断接到蛋糕店的电话，催他们去取蛋糕，原来这个孩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的妈妈早就在蛋糕店预定了一个生日蛋糕。
但这种时候，两人哪有心情说这个啊，最后被催得急了，在电话里跟蛋糕师傅吵了起来，还冲到蛋糕店找师傅理论。本来蛋糕店的师傅也一肚子火气，但在知道了原来等着吃蛋糕的小孩已经过世之后，他就请这对夫妇坐下来，鼓励他们吃一点自己做的面包。夫妇俩在过度悲伤之下，已经很久没好好吃东西了，这时候就勉强放开怀抱，试着吃了点东西。好像喝着热咖啡、吃着黑面包就能暂时忘记一些忧伤。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好事一小件吧。从这篇小说里，我们仿佛看到，在令人绝望的人生中，原来还会有一些可以带给人安慰的东西。比如就算在亲人丧失之后，人还是要吃东西的。食物带给人一丝丝肉体上的满足感，不也是人生中的一件好的小事吗？
最后一篇小说《差事》完全不像卡佛过往的风格。他以前一直写美国，这篇小说写的居然是他最崇拜的契诃夫临死前的故事，而这时候距他自己离开人世也不过几个月而已。
为什么他会写这篇小说？卡佛在一本文集里谈到，他读契诃夫的传记时发现一个细节，契诃夫死去那天，从外面点了一瓶香槟，和医院里的医生一起喝。他读到这儿，觉得非常神往，为此写了一篇小说《差事》。
契诃夫一直对卡佛有很多影响和启发，两位作家都擅长写出日常生活平凡事物中深刻而独特的意义和韵味。卡佛写这篇小说，其实是透过契诃夫去写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态度。小说中的契诃夫是个平静而乐观的人，哪怕已经确定自己快要死了，仍然写信给妹妹说自己在一步步好转。当他知道死亡真的来临时，他让太太给他的杯子盛满香槟，然后跟医生一起喝起来。临死前，他调动全部力气说了一句，真的好久没喝香槟了。然后把酒杯靠在嘴唇上，一气喝干。当太太把空杯子从他手中拿下，放在床头柜的那一刹那，他侧了一下身，合上眼，叹了口气，停止了呼吸。
这让我想起卡佛自己写的一首诗，写的是他自己临死前的感觉。他说他简直像得了意外之财，因为那是他戒酒之后多赚回来的十年生命，到现在才死，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主讲梁文道）
先上讣告后上天堂
讣文分哪些流派
玛里琳·约翰逊（MarilynJohnson），曾任《君子》杂志编辑，是一名超级讣迷，曾经为戴安娜王妃、杰奎琳·奥纳西斯、凯瑟琳·赫本、约翰尼·卡什、鲍伯·霍普和马龙·白兰度等名人撰写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