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试图通过一个村庄看透整个中国，这种方法有问题吗？很难说某个村就代表中国农村，能否令人信服主要看作者的功力。梁鸿是搞文学研究出身的年轻学者，写过很多备受好评的论文，《中国在梁庄》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尝试。她回河南老家“穰县梁庄”[9]待了将近五个月，记录下所见所闻。这本书不是科学的田野调查，近似于纪实文学，未夹杂太多意识形态、学术方法和理论术语，读者较易接受。
去过农村的人可能会觉得中国很多村庄像梁庄一样，弥漫着灰沉感觉。在农村普遍困顿的状况下，出现了一些骇人听闻却又似乎不足为奇的现象。比如2006年1月23日，穰县公安局从镇上高中带走一位少年，因他涉嫌奸杀一名82岁的老太太。2004年4月2日，人们发现老太太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地上、床上、身上全是血，头部被砸了一个大窟窿。公安局很快确定是强奸案，但不久宣布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可能是过路人所为，于是不了了之。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老太太的女儿再次告状，县公安局才派人驻村调查。村里有些男人被反复审问，其中两人患上精神病。
公安局经过DNA检测，锁定犯罪嫌疑人王家少年。村民非常震撼，因为这位少年内向斯文，不像干这种事的人。原来有一天晚上，王家少年在DVD机上看了一张黄碟，半夜起来小便时，走到老太太住的小屋，用锄头和砖头将她杀害，然后实施强奸。王家人试图减轻孩子的罪行，找人做假证，说他未满18周岁。但老太太的女儿死活不肯放过他，拼命要求法院判处其死刑。后来梁鸿去见被关押的少年，发现那是一个单纯、善良、内向又有些教养的孩子，顿时崩溃得哭了。
梁庄处于一种精神委顿的状态，有人觉得教育是出路，但现实又如何呢？梁庄原来有一所小学，是一个有围墙的四方大院子，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以前每天早晚升降旗。然而小学已关闭将近10年，院子空旷处早被开垦成菜地，不锈钢旗杆被校长卖掉，只剩水泥底座。曾经有村民承包校舍养猪，白天在院里放养，晚上赶进教室。校门口墙上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人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后来教育局认为不雅观，才不让养猪。
梁鸿曾在梁庄生活近20年，回想以前梁庄小学最兴旺时，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敬重之心油然而生。然而现在大家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焦虑，却不会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大家眼睁睁看着学校荒败。有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后还得出去打工。“读书无用论”越来越得到认同，很多人觉得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起码不用交学费，也不用让家人背一屁股债。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做了些什么呢？穰县有个文化茶馆，原本应该搞远程电视教学，或者像县委书记说的恢复传统戏曲、舞狮等艺术，现在却成了“麻将馆”！基层民主也一直存在问题，从村支书与乡党委书记的关系可见一斑。村支书仰赖乡党委书记得到职位，若不想干了，乡党委书记却拿他没办法。事实上，村支书的身份很暧昧：不是国家干部，却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责；不是官，却是个大事小事都有人找的“大人物”。如果村里有钱，当干部或许能捞点好处；如果是个穷村，当干部是义务劳动，很少有人愿意当。
中国农民对政治似乎很冷淡，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在农民眼里，他们只是被拯救者，不是主人翁，好与不好只能被动接受。梁鸿指出问题所在：农民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你要他关心生计以外的事情，首先得给他权利；农民真正拥有东西，才会觉得是主人翁，如果你长期只是给他一点好处，他自然只能当个被喂养的孩子。
（主讲梁文道）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农民素质问题站不住脚
熊培云（1973-），江西永修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专栏作家，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
某省电视台拍摄农民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场面，以此反映农民的素质。记者问乡干部，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精神追求？乡干部快人快语顶回去，你说我们打麻将没精神追求，你们搞电视的做出什么好东西让我们追求了吗？这话说得太对了！任何歧视农民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说法是否客观。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有一则故事在汶川大地震后常被提及。1939年，中国纪实摄影先行者孙明经[10]骑马入川康科考。他发现西康地区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有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他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县长口中的“刘主席”，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11]的弟弟刘文辉[12]。这话有点野蛮，然而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慨叹。
这两则故事出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作者是经常撰写评论文章的熊培云。这本书相当受欢迎，风头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劲。两本书都试图以小见大，《中国在梁庄》谈华中地区河南某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华东地区江西某村。相较而言，熊培云做了更大范围的思考，整合古今关于农民的说法，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当年可以分地，于是农民高高兴兴参加革命。然而农民拥有地权只是昙花一现，1953年就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间又悉数交公。当时就算拥有私人土地也没有出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让你无法在市场里自由交换，连给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都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他们有了新称呼——社员。改革开放后搞起了承包制，土地也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莫非王土”意即天下的土地只属于王一人，“莫非国土”则是天下的土地属于所有人，然而不属于具体的个人，属于抽象的集体，终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尴尬。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过去60多年，农村不断被牺牲，连一棵树都不放过。为了绿化城市，很多乡镇的古树被树贩子盗走或买走，有些则直接被政府拔走。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挪来深山老林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房地产商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所建楼盘是生态小区的典范。然而“人挪活，树挪死”，即使24小时不间断喷水，仍有70%的大树变成干柴。每当熊培云看到城里某处突然多了一棵古树，他想到的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
有一年，熊培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开馆仪式，发现沿途田地种了很多树。为何农田还要搞绿化？原来是省里要求种的，叫作“一大四小”工程[13]。当时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已超过60%，全国名列第二，哪里用得着搞绿化工程？后来新闻调查说，江西强占耕地建225亿元绿化林，砍大树种小树，有些杨树已有一二十年树龄也被砍掉。老百姓戏谑说，“一大四小”工程就是“砍一棵大树种四棵小树”。
不仅省级决策机制有问题，基层政治同样问题多多。熊培云遇到一位开明的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很大胆地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但目前来看不如不分开，因为大事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出了问题则由政府负责，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书记吗？这位镇党委书记还谈到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乡镇干部有点像“人体盾牌”。
城里人常常横加指责，说农民素质不好，没有精神追求，甚至不太爱国。抗战之初，有人呼吁农民从军报国，结果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要么花钱躲兵役，要么外逃，要么谎报年龄。日本鬼子来了，农民为何这么“不爱国”？熊培云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兵祸连连，农民对战争已经麻木。据统计，1929年中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仅206.6万。在这种状况下，武昌发生过村民殴打大学生宣传员的事件，说你们是帮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你们再去打日本人。
到底农民的素质有没有问题？熊培云认为，没必要去讨论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这应归咎于时代。“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主讲梁文道）
[1]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开展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调查，主要以社会底层为访谈对象，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揭示背后根源。著有《世界的苦难》（TheWeightoftheWorld：SocialSufferinginContemporarySociety）。
[2]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生实地调查与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著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
[3]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02-1998），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1915-1991），英国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先驱。1979年与西奥多·舒尔茨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5]应星认为传统德治主要靠士大夫的自我修行，新德治则面向人民，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新德治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本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这就需要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6]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西方社会像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而中国社会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是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讲究推己及人。
[7]1997年，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认为：“场就是一种能量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构成的覆盖面。在这一片面积里，所受不同强度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深浅、浓淡等等。但是划不出一条有和无的界线。”
[8]“差序场”的两颗“石子”，指家庭和职业。萧楼认为，“差序场”是个人家庭生活空间和职业行为空间的复合体，超越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差序场”的稳定运行，取决于家庭和职业关系的平衡。
[9]“穰县梁庄”是个虚构的地名，“穰县”为邓州市的旧称，梁鸿家乡为邓州市张村镇宋庄。
[10]孙明经（1911-1992），祖籍山东，生于南京。摄影家，被蔡元培誉为”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1936年于金陵大学开创中国电影与播音高等教育，1937年至1944年有过四次行程超万里的科考拍摄，1952年参与创建中央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
[11]刘文彩（1887-1949），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仰仗弟弟刘文辉的权势发家致富。
[12]刘文辉（1895-1976），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1949年年底投诚共产党。
[13]在2005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0.05%的基础上，江西省2008年提出建设“一大四小”工程：“一大”即抓好宜林荒山造林，确保到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即抓好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抓好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抓好农村自然村的绿化，抓好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