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走到1838年的时候，查德威克先生仍然是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有一天，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一位神色慌张的白人，他是来报告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的：在这个城市周边的一个水池附近，一场恐怖的热病中在向市中心扩散，它已经夺走了十多个人的生命；热病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人们顿时就把它与亚洲某个地区的霍乱联系在了一起。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查德威克先生立刻建议委员会选派阿诺特、凯伊和索思伍德·史密斯3位博士调查导致如此严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并且详细作出整个伦敦的卫生情况报告。最后，委员会的调查演变为对公共卫生的调查了。
在对公共卫生的调查过程中，查德威克先生一直以济贫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刻苦研究通过怎样合理的方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建立一支高效、训练有素的特警部队。有一份报告可以证明他当时的这种想法。这份报告中的精彩论据可以同狄更斯的小说媲美。在这份报告中，通过查德威克先生对下层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研究，表现出了他独到地洞察力。在他处理完这项事业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上了——公共卫生事业。
1839年，伦敦一位大主教向上院提出建议：那个由查德威克先生和3位博士共同组织的首都公共卫生状况调查小组，应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无论城市、乡镇，他们要把所有的居民都划入研究调查的范围内。而爱丁堡的市民在听说了这个建议之后，也向上院请命，请求把苏格兰也划分到研究的范围里。于是，1839年8月，约翰·罗素爵士以皇室的名义致信济贫法委员会，并授予他们在全国开展大面积的疾病调查的特权，甚至把调查的范围扩展到了大不列颠。当时，查德威克先生的手上掌控着全部的工作，其中包括策划、分配全国的调查工作，对收集到的各类证据进行系统地审查、筛选、整理，并加以分类，最终编辑成册，出版发行。
1842年，第一份伦敦卫生状况调查报告已经预备发行了。这份报告本应该以济贫法委员会的名义，以一份正式的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但是在济贫法委员会中，有些成员并不赞成查德威克先生的观点和新制定的济贫法案，这些人认为这份报告中有许多地方已经冒犯了众多的权势机构，唯恐惹祸上身，便坚持不为它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查德威克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全部责任。因此这份报告以他的名义发表了。
查德威克先生为完成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报告所付出的艰辛汗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要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的手写或复印的材料中，摘录这项事业最吸引人、最值得出版的内容，以及人们对他和这件事的看法。这种超强度的工作，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享受其中的辛苦滋味。可以说，查德威克先生一生中所阅读、调查的文案不计其数，如果把这些例案全部放在一起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看了都会惊呆的。
查德威克先生的卫生报告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在他之前，没有人敢于揭开那些掩藏在现代文明的华丽外表下的骇人听闻的虚伪面具。但是，查德威克先生发表报告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在社会上掀起一阵浪潮，而是要人们真正重视它——这也是他自己一贯追求的目标。对他还说，如果报告中指出的种种改进措施没有付诸行动，那么它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一个致力于改善卫生状况的团体，在内阁大臣们的领导下成立了。那些在政治上与之对立的派别，却能同心协力地完成这项事业。
1844年，一个从实际角度全盘考虑问题的卫生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当时社会上正处在自由贸易的论战时期，委员会原本要发表的两份意在推动立法的报告也因此停发了，甚至在这个时期，委员会一直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但是当时，我们的查德威克先生——不仅是委员会中的一员，而且还是一位卫生改革家，正在首都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向委员会提交了3份报告，分别详细地探讨了伦敦的排水系统、下水道污物治理系统和供水系统的缺陷。而这些内容在后来的一些重要的立法法案中纷纷得到采纳。
1848年，参议院通过了《公共健康法案》。同年，全国健康委员会成立。由此，公共卫生观念正式宣告胜利。这时的委员会的工作中心放在了对法案的监督、执行上，而查德威克先生是这项事业的成员之一。为了真正实践委员会所赞同的公共卫生原则，参议院又通过了几项附加法案。这样一来，委员会时常发表各种题材的报告，为人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珍贵、有价值的资料。这些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包括：城市污水可以用来灌溉农业，关于霍乱、检疫、排水的问题，公共住宅的问题等。总而言之，公共卫生运动是当时社会上最受人关注的一项大事；而它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如此巨大的凡响，主要还得感谢埃德温·查德威克先生——一位持之以恒、向人们传播公共卫生思想的教徒。但是，最后他失去了健康委员会的职务。这不仅因为他急躁的性格，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本性不够随和。但是他的不随和是有针对性的，只有当他遇到危害公共利益的地方势力和私人利益时，才会不随和并且很暴躁。但是那些能够正确思考、态度客观的人对查德威克仍给予很高的评价。不管他的名誉如何，他的这番事业仍然广泛流传，并且能够一直流传下去。
如果一个男人，被行善的念头占据了整个心灵，虽然除了自己的决心与意志外，他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但是，他仍然能够成功地完成自己的想法。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找不出什么伟大的事例能够比他的一生更值得难忘的了。尽管埃德温·查德威克先生不是一位真正实施确立法案的人，但是在推动一些明智、适时的法案方面，他却比我们任何时代中的立法者的成就要大得多。由于他，社会上激起了一种有助于公共卫生改革的舆论；由于他，许许多多的人的心灵受到震动，他使政府等有关部门意识到为人们提供更加良好的住宅条件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对于“帕博德式住宅协会”、“考特斯男爵夫人住宅协会”，以及其他各种努力为工业劳动者阶级建立良好住宅的协会来说，它们之所以能够成立，也是由于埃德温·查德威克先生间接地为它们提供了推动力量。
由此，查德威克先生将自己成为一切赞助公益事业中的人；也是一个最有成就、最务实肯干的人。他完全能够与那些伟大的慈善家例如克拉克森或者霍华德等人同日而语。无论从他的工作，还是其结果上看，都体现了十分重大、深远的影响。
卫生学，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就是清洁；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做到保持空气、水的纯净。如果发现杂质、污垢，只要立刻冲洗干净就好。由此可以说，卫生学是人类一切知识领域中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一门学科。但有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几乎不去关注它，不把它看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存因素——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总是不够关注。现在还有许多人仍然有这种想法：那些使房间通风，为排水道清污，保持住宅和个人的整洁、干净的事情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什么科学。
也许卫生学不能算作一门受人重视的学科，因为与它有关系的都是一些令人作呕的污垢，所研究的内容也都是如何把肮脏、恶心的污垢物从人的身体、家庭、街道、城市中清除出去。有一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卫生学的大意：“发现污垢，马上清除；保持清洁，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纯净空气和洁净的水，这些对人的健康十分有益。”如果在一个城市中，存在一条有害于健康的街道，或者是一个街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地区经常发生伤寒等一些疾病；而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街道打扫干净，将下水道中的污物清除，使这个地区重新拥有纯净空气和洁净的水的话，那些病菌就失去了容身之地，远远地离开了这里。这比吃药打针舒服的多。李先生曾说过，在大不列颠，每年就有5万个伤寒病人，而他们的这种病源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这就等于让每年的5万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我们会因为一起谋杀案所夺去的生命而感到恐惧和惋惜；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竟会由于物质因素而夺去宝贵的生命，并且这些可怕的物质不断地滋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当我们听到或发现它们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啊！据有关部门计算，每年由于这种原可以预防的伤寒病吞噬的生命的数量，竟然是在滑铁卢战役中死亡人数的两倍！城市居民中，由于他们不注意健康生活所必需的因素，而因此缩短了他们的生命。就像一位卫生官员所说的：“伤寒是人们无视卫生状况而遭受的惩罚。”
霍华德对人们的种种恶习、不幸和堕落的详细披露，得到了各个地区人们的赞同；但是查德威克先生认为，他从工作在利浦物、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地下室里的工人身上所发现的一切，都比霍华德所发现的情况严重上百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小胡同、小弄堂、小街上的爱尔兰贫民，由于恶劣的卫生条件经常遭受伤寒病菌的侵袭，甚至在其他一些地区，人们将这种地方称为“爱尔兰的热病”。在这样环境恶劣、卫生条件低下的地区，生命被病菌吞噬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事情了，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道德意识上的死亡。与污浊同在的是各类恶习和罪行。在这种地方，道德上的堕落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怪的现象了，这里没有洁净的环境，没有文明的言行，更没有绅士般的彬彬有礼；而这里有的只是污浊的空气，淫秽不堪的言语和游手好闲、视酒如命、自暴自弃的思想。试想，这种生活环境会给妇女或儿童带来什么影响呢？
无论是身体健康与道德健康之间，还是家庭幸福与公共幸福之间，总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生活在不卫生的环境中，人在道德上的腐化、败坏所带来的危害要比瘟疫的危害大许多倍。一个地区的空气如果十分污浊，那么这个地区就充满了低劣、猥亵和堕落。因为它可以危害人的健康，而且损害人的道德意志。没有自尊，人类愚蠢、懒惰和无耻的性格就会泛滥。这些人希望享受那短暂的快乐，渴望身体里的血液迅速流动，于是他们就在酒精中享受这一切。从而也就产生了无数个痛苦与不幸，放荡与恶行，甚至是犯罪。
不注重身体健康情况的人，他要为自己的这种做法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对于富人来说，这种代价就是要花费无数的钱财：因为他们要支付大量的济贫税，来帮助那些被伤寒夺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妇女，失去父亲而流浪的孩子；他们还要四处求医。从那些似乎坍塌的破茅草房中传播出来的热病，早晚会侵入这些大户人家，它也会夺去他们的父母、妻儿的生命；除了要支付济贫税，他们还要为各类诊所、养老院、疗养院和救济所捐赠财物。而对于穷人来说，它索取的更多：它甚至不放过他们唯一的资本——健康。有了健康，他们就拥有全部的希望，一旦失去健康，他们就会身无分文，甚至是悲惨地离开人世。由此可见，对健康的漫不经心是多么的可怕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在对人、对社会的态度上。
既然这样，为什么卫生学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并广泛地采纳、实施呢？其原因也许是由于那些冷酷麻木、不劳而获的心理。在一些具有地方主义的政府机关里，与麦克莱特太太相似的人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些人都不愿意为此劳神伤财。如果想彻底消除这些疾病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税率，其次要以勤奋、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但是许多卑劣的利益把它们死死地挡在门外，并且对一些批评意见不以为然，还十分藐视。他们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不希望有丝毫的改变。但是一旦发生伤寒、霍乱、瘟疫，他们就把责任推给老天，认为这是一种天意，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就是这些“没有任何责任的人”，他们实际上已经背负了多么大的责任！正是这些把一切事件都看做是天意的人，他们引发的不幸要比人类所有的不幸多得多。正是他们的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实物变质、腐烂，使我们深受酒精的毒害；就是这种思想导致我们没有纯净的饮用水，使大街小巷都充满病菌，使城市污水四处流淌；正是这种思想导致监狱、收容所里拥挤不堪；身边走过的不是小偷就是酒鬼。
在这个“没有任何责任的人”的背后，有一套可怕的理论——自由与放任。换句话说就是“听之任之”。如果有人往药膏里掺杂质，对于受害者来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之任之”，对于没有信誉的商店中贴出的“本店概不退货”，哪个消费者能够在购买商品前就知道自己会上当受骗呢？人们随从地住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当然也用“听之任之”的心理安慰自己——听从命运的安排，不要与死神对抗。
当一个富有的人听到一则有关一个可怜的女人带着她病重的孩子沿街乞讨的消息时，他会不以为意地说：“这与我何干？”这个可怜的女人得不到济贫院的帮助，只能抱着她的孩子来到富人的门前乞求人家的施舍。但是最终孩子死了。可怕的病菌向四处蔓延，不仅停留在贫穷的人身上，而且也来到了富人那富丽堂皇的卧室里。
现在，这种观点在社会上的势力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强大了；如果它能够像传说故事中的妖怪一样消失，那么这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社会的萧条，我们应当寄希望于找到一个敢于承担罪过的人。错误、罪过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假如我们听从它的安排，那么我们就真的不能推脱责任了。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也许不能制服恶魔，但是如果我们团结起来——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全社会的力量聚集起来——就一定能制服这些恶魔。把众人的意志联合起来，就形成了法律；那些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法律来做到。当然，法律所涉及的范围真的是太广泛了，也许管得太多，对于那些真正应该“听之任之”的事情，它也会横加干涉；但是，尽管滥用一件东西造成了危害，却也不能因此就去反对它，甚至是在我们迫切需要它的时候而禁止运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