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彰显了乡村淳朴、仁厚的民俗习气，表现出自然而独到的文化品格，在这种文化中既有“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情结，也有“趋福避祸”的民间信仰；既有“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朴素道德观，也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良善交往原则；既有平和淡然的生活态度，也有充满希望的未来期冀。可以说，乡村文化是中国人独特生命样式的基本背景与内在结构，既呈现出农民特有的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也为中国农民在艰苦环境中做到自强不息、坚强图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然而，建立在现代理性和进步观念基础之上的“西学东渐”没有给我国乡村文化传统留下发展空间。期间，虽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学者拯救乡村文化的建设实践，却无法改变乡村文化秩序转型与文化价值被颠覆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来自于国家强制力的系统改造，乡村文化逐渐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但是，国家行政权力通过高度的政治控制进行文化改造，限制了农民的选择空间，弱化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窒息了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化，开启了现代化乡村的建设历程，乡村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层次的变迁和转型，农民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结构设置、载体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日益疏离，个体价值取向日益复杂多变，不再有地方性的伦理共识和道德规范标准，传统乡村道德呈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的样态。文化价值一旦失落势必造成文化本身的虚化和人心的散落，最终影响到人们生存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因此，重塑更高意义的乡村文化价值，为新时代的乡村社会筑起坚强的精神堡垒，就成为目前非常现实的问题。
本书将视角重点放在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依赖。首先，文化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文化认同。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追寻广大农民群众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乡村文化价值重建就失去了应有的理论外延。其次，教育是实现文化价值的“生命机制”。乡村教育不能只局限于教会农民和乡村少年如何生存，而更应该培育他们的文明观、世界观，为他们提供切实的阅读资源与积极的精神引领，引导他们正确理解自己所生产、传承、创造的文明，正确认知和对待自己所生活的乡土空间，懂得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真正开启丰富而生动的生命世界，培养起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依赖感。再次，乡村文化价值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完善与进步，关涉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因此，必须寻找乡村社会内部各方面、各要素之间的最优配置和整合，加强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优化建构。
本书最后力图描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后的理想图景，这种描述不是文化虚无主义，也不是文化浪漫主义，而是对文化未来的理性憧憬。重新架构乡村文化价值，就是要赋予乡村文化以新的精神内涵。乡村新文化是不脱离传统又不限于乡村的新文化精神，以和谐为其核心价值，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先进文化，是现代乡村社会繁荣发展、兴旺发达的重要精神动力。其理想图景是实现农民的文化自觉，使农民熟悉、了解并对自身持有文化的本质有深刻认识，能够以文化主体地位去传承和维系原有的优秀文化，同时反思当下新的文化事物，反对全盘“他化”，反对一味的跟风和盲从。唯有培养起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达到核心理念上的深层次文化认同，树立乡村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最为用心的一部著作。在将乡村文化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之后，就进入到对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的切身体察中，由此观察到了乡村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织充满矛盾的文化样态，也更坚定了将乡村文化作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的决心。一方面，作者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由衷的升腾起对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接受文化虚无与苍白的乡村现实。这部著作并不是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文化的悲情想象，反而更多承载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希冀。
关于乡村文化的话题，并不会仅限于这一本书，无论是前人学者还是未来的学术中坚，对于乡村文化的关注也不会仅仅局限于当时当下。因此，乡村文化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有理由相信，伴随作者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对乡村社会的更深理解，未来会有更有意义的著作献给大家。
2013年5月于太行深处西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