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等级观念向要求平等民主思想的转变。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等级制度森严，并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人们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过着相应的生活。在等级伦理之下，没有公平、正义，奴性和服从成了天经地义。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匮乏，很难形成追求权利与自由的行为模式。但是，伴随在农村普遍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也不断得以完善，从制度安排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他们渴盼法治，渴望平等，自主意识、公正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也在不断加强。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不分民族、种族、身份、血缘、财产、家庭、教育、信仰、职业的差别，一律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是等级伦理所绝对排斥的。
二是，习惯法与实体法的冲突。传统中国以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习惯法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自发地”形成的社会相互间交往行为的规则，人们根据这种交往规则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和矛盾。由于这种规则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很大程度上为实用理性所支配，因此更容易达成人们的心理认同。尽管国家推进法治的进程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社会的习俗系统和权力结构，但并不能有计划地、系统地摧毁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它必然要与乡村社会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法正面遭遇。于是，在乡村社会就形成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与民间非正式规则同时发挥作用的局面。一方面，人们必须遵守制定法和实体法；另一方面，由于习惯法长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与社会条件难以在短期内完全蜕变，民间规则在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仍然起着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民的价值世界中就存在着传统伦理与法律价值、权力本位与法治观念、主人意识与现代守法精神相背离的现象，使得正在构建的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体系的内在精神和时代价值尚未得到很好的认同和内化，法律未能有效地变成社会主体自觉通行的生活准则和现实生活中的“活法”。农民价值观的这种混乱现象既阻碍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建立，也阻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5.勤俭节约观念在消费主义冲击下日益消亡
勤俭持家、俭以养德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实用行为，也积淀为人们固定的一种价值理念。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更甚，再加之农业收入较低以及自身缺乏相应的商品和消费知识，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显得更加谨慎。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中介，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在农村地区开始大面积流行，并确立了全面主导地位。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鼓吹过度消费，嘲笑勤俭节约。在消费主义面前，“俭以养德”的美好传统毫无抵抗之力迅速瓦解。
人们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基础上，主动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与生活环境，不仅追求基本生存资料的满足，而且追求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的满足，从而使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是一种积极的消费观。但是，由于多年贫穷生活的压抑，农民的生活一旦从温饱走向富裕，他们的消费欲望便不断得以释放。消费主义的盛行与中国传统的“面子心理”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导致农民在财富的使用上缺乏必要的伦理审视，出现了一些炫耀型、攀比型、跟风型、浪费型消费。先步入富裕行列的农民大多崇尚奢侈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比如山西煤老板的炫富消费），他们用过度消费来摆脱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偏见，“靠花钱来买尊重”，在大肆消费的过程中缺少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帮扶，缺少慈善道德。受消费主义影响，那些没有太多经济能力的农村青年为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欲望，甚至不惜以身试法或者出卖尊严。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乡村的生活习惯在改变。但他们的主体性在逐渐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三）农民价值观变迁的负效应与消极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为农民价值观的更新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农民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将会更加理性和自觉。但是，“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繁荣愈盛，欲望愈烈。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渴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就越大，欲望也就变得越迫切，越不愿受控制。在这最需要限制激情的时刻，限制却偏偏更少了。脱疆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态”。美国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曾深刻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赋予某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还没有实现心态、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转变，就必然会导致这些制度出现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价值冲突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冲突，有可能动摇人们内心的根本信仰，造成认识的混乱。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竞争、对抗、冲突也会使得社会道德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导致人们行为的失范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价值冲突往往是在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出现的，意味着旧的社会结构次序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结构次序的建立，这其中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斗争。农民价值观念在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集中体现为，当农民发觉自己或他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甚至相冲突时，他们必然在心理上产生恐惧和不安，其现实后果就必然会造成农民社会行为的多样性和社会选择的不确定性。农民价值观变迁过程中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民精神生活的充实。为此，必须运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规范农民的行为选择，使其自觉摒弃传统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养成新的文化品格与农民现代化的价值观。
1.价值判断上的混乱使农民易于陷入信仰的真空
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精神信仰所产生的冲击：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把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所强化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以及同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矛盾，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恰恰又满足了人们低度的生理和心理欲求。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民的价值观日益世俗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个人中心主义极度泛滥，国家主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已不被多数人认同。很多农民心中只有权利意识与个人欲望，义务与责任感早已抛之脑后。
价值观变迁中出现的偏差、混乱与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的犹疑与多元。由于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道德行为、价值标准云集交汇，而社会主流价值观又得不到认同，使得农民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失去了价值参照而心情焦虑，无所适从。他们找不到情感归宿和精神寄托，时常感觉迷茫和困惑，更无法判知究竟基于哪种价值标准做出的行为才是最合规律也最正确的行为。处于价值观混乱阶段的农民需要精神寄托和心灵力量的支撑，需要一种精神权威或超越性、神圣性力量来规范个人行为。由于当前并未对其给以及时、正确的引导，引发了整个社会价值根基的动摇，从而陷入价值信仰的混乱与真空。在有些农村地区，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也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的现象。
2.农民价值观念中的碰撞与冲突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
